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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还是经济大好，翻过年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
这时，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三十年前的日本人，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体验。
那时，股价达到历史最高点，不少经济学家对日本经济前景的预测都表示乐观。
富有的日本人，几乎买光了国内的房子，还将资金疯狂的投放在国外资产上。
美国的《时代》周刊还刊登了一篇特别报道，以此讽刺日本观光客和金主们的疯狂投资行为。
电影《千与千寻》中的“主题乐园”即描绘了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后被荒废的度假休闲地的样貌
但是不久经济泡沫开始破灭，日本经济从此走上下坡路。
由此，日本现代史上“失去的20年”开始。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大量不良债券曝光、信用评级下降，大量日企收缩资本回到国内，造成巨额资金损失.....
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那时的普通日本人，都遭遇了什么？
婴儿潮一代遇上就业难
当时，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开始就业的时期，恰好遇上了这个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就业冰河期”。
这批人口被称为“第二批婴儿潮”，虽然比1949年著名的“团块世代”少了60万人，但1973年当年出生的人数就达到了210万人，在就业形势已经非常严峻的90年代，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时，日本企业传统的终身雇佣制依然难以瓦解，对公司员工的解雇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削减过剩人员，企业开始对新入职招聘人数进行控制。
从图上可以看出，从1993年到2005年的“就业冰河期”中，日本的“有效求人倍率”即每个人能够就业的工作数字还不足1。
其次，1991年发生的苏联解体，给很多日本人以很大的冲击，多数人认为美国无限制的市场经济体制击败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本社会开始有意识在经济、雇佣、社会等各个层面向美国接近。
另外，日本就业市场上重视的名门大学学历，在极端困难的就业境况下，价值却一路走低。
此前，只要毕业生的所属大学在社会上有一定认可，工作就可以保证，但因为就业环境恶劣，一些名门大学的毕业生，特别是高学历毕业生成了“学历难民”，被迫陷入了一种非常困难的就业境地。
直到今年，日本的硕博士就业率为53%，每2个人当中就有1人无法就业。每年有将近4000-5000人不得不成为自由职业者，在重视安定就业的日本社会中，自由职业无疑将这些人排除在了正常社会生活轨道之外。
比如一位在30岁前取得博士学位的男性，即便是目标进入大学当老师，但不少人碍于现状不得不在补习学校担任讲师，年收入停留在240万日元左右（约合15万人民币。而日本普遍的“中产阶级”收入平均水准为年收入300-350万日元以上，约合20万人民币），生活非常拮据。
泡沫经济破灭前，日本企业一般会对新人进行一定时间的培训，但在泡沫经济破灭后，企业业绩恶化，员工培训成为空谈，即便到现在，多数企业要求新入职员工具有“一上战场就能用”的“即战力”。再加上全球化的影响，这种用人风潮目前在日本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公务员考试风靡日本
随着企业的破产和裁员的增加，被称为“面对坏景气不受影响”的公务员从泡沫经济时代的窘境中翻身，成为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
日本一公务员考试辅导网校截图，为了吸引考生，上面贴上了过去考试合格的学生照片
很多毕业生寄希望于公务员的稳定性。上世纪90年代，有些地方公务员在养老金、社会保险以及福利待遇上还一度超过企业员工，引起了社会上的批评声音。
正式工被派遣工替代
在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劳动工会为“三大神器”的日本企业制度下，泡沫经济的破灭也让这些“神器”的逐步。
日剧《派遣的品格》中的“超级派遣员工”大前春子，虽是派遣员工，但精通各种技能。除了办公室的各种职业技能，还能开挖掘机。
在用人方面，人才派遣公司的出现让很多企业省去了在招聘上花费的精力和成本，这样还能省去缴纳保险、年金和社会保障的成本，企业可以随着经济情况很快调整企业的经营状况，非常灵活。
企业只需要依照员工能力进行工资支付，免去了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度下的高工资支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公司内部也逐渐出现了正式员工和派遣员工之间的差距。甚至有的企业中出现了派遣员工不能饮用公司纯净水的规定。
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派遣工”的人们，如今已经到了40-50岁，他们在就业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没钱过年，于是日本出现了专门针对这些人士的援助机构。上图中的“派遣村”就是如此，牌子上还写着“这里有热水供应”。
相关人士曾分析，日本之所以在这“失去的20年”中没有造成失业率增高，社会发生混乱的情况，正是因为出现了“派遣”这一现象。
1999年，日本政府为拯救国内经济泡沫化的产业危机，第三次修正《劳动派遣法》，将原先表述可以引入派遣制度的职业列表，改以负面清单陈述方式，借此扩大派遣业的适用范围。
目前，日本社会中非正规雇佣人数已经达到总就业人数的将近4成，而这些“非正规雇佣者”的待遇却没有很大变化，反而出现了如“过劳死”等新的问题。很多被称作“都市穷忙族”的人群，日夜不休地在为自己的生计奔波。
都市穷忙族
“拼命工作也致富无望”
当泡沫经济崩溃，有工作的贫困阶层（穷忙族wooking poor），在社会内迅速增加。
在2006年，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准以下的人口约占日本家庭的十分之一，有四百万户或更多。
众多日本企业为了削减人事费用，合同工、临时工等非正规雇佣逐年增加。
年轻的“穷忙族”在20岁还能找到临时工作，30岁以后工作就变得极其难找。
当一部分人靠着投资游戏成为巨富，金钱至上的风气在社会上日趋蔓延。
战后的日本，曾经是只要挥汗拼命工作，就能得到回报的社会，而现在对在竞争中失败的人来说，贫困却被认为是他们个人的责任。
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也找不到安定的工作。
东京池袋的一家介绍建筑工地等计日零工的公司，聚集了无固定职业的年轻人。
“孤身一人的时候很害怕，心情一直很紧张”
在此找工作的青年达3000人，近三年来增加了两倍。
34岁的小山先生无处安身，靠打计日零工为生。
小山先生
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只能在夜里收集纸板箱，在车站前就寝。
虽然有劳动的意愿、能力和必要性，但是却没能得到应有的工作。
小山渴望摆脱露宿街头的生活，为了找工作，他随身携带简历。
他已经做过二十多种工作，几乎都是短期合同工。
小山简历上现居住地址一栏为空
“穷忙族，无法存钱以备将来。每天毫无希望地单纯作业，这样延续下去的话，人会被荒废。”
连维持最低限度的收入都做不到的劳动者，成了贫困人群的大多数。
景气的崩溃
“不能靠自己双手吃饭真的很悲哀”
在日本秋田县，内部有很多空无一人的村庄，数量超过一百个，并在逐年增加。
对还留在村庄的人而言，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据统计，单2005年秋天，弃农农户就达到六千家。
人们因收入减少而主张拒交税金，由于要求者众多，税务所还开设了特别窗口进行专门处理。
一个地区的农户和商店店主共240人为此召开了集会：“今年冬天没钱买取暖用油，只能少吃一顿饭，省下钱去买油。”
在县里开西服裁缝店的铃木先生，店铺位于中心。
过去这条街道上曾有四十家鳞次栉比的饮食店，热闹繁华。随着顾客减少，店铺相继关闭。
去年在铃木先生店里定制新西服的客人只有两位，今年还没有一位。
而在20年前，西服的订单数量在每年100套以上。
为了节省伙食费，铃木先生一餐的花费在7-15元内
因全球化而变本加厉的低成本竞争，影响最深的是末端的从业者。
曾以纤维批发店聚集地闻名的兴峰市，被迫停业的中小纤维业者，已有一半消失了踪影。
从事熨烫加工的增田丰满先生56岁，再努力工作也无法靠本行为生。
增田先生的裁缝工作入不敷出
因他脑出血，只能由妻子每天外出工作，打3份零工。
无奈下只能放弃原本常年从事的工作，这个现象在全国蔓延。倒闭、停业的中小企业近十年来已达16万家。
女性：“只肯雇我做零工，
难道我们是一次性用品吗”
在2006年，一半以上的日本就业女性是非正式职工。
工资低，不稳定。
成不了正式职工，一旦没了工作，每天在不安中生活。
对于身处乡村的女性，去职业介绍所也没有可提供的工作。
因为在产业以农业为主的地方，年轻女性的工作逐年减少。
找不到工作就被认为是努力不够。再怎样拼命还是无法如愿以偿，这一事实对离异女性更残酷。
铃木里美女士和两个儿子
31岁的母亲铃木里美女士，养育着两个孩子。
白天在别处工作，晚上打零工，回到家是半夜两点，一天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
上夜班前安排孩子睡觉
她19岁结婚，此后为育儿辞职。3年后离婚，只能马上再去找工作。
但因有两个孩子要照顾，没有公司录用她为正式职工，担心她经常休息、早退。也曾因请病假照顾生病的孩子而被解雇过。
“就算再过十年身体搞坏了，孩子们也长大了。”
不工作就无法为生，损害健康也只勉强糊口。“拼命干，就算辛苦也只能挺下去。”
女性很容易因离婚、转业沦落贫困，承担育儿和照顾老人的沉重压力，在就职和生活上身不由己。
活到老干到老：
“我们没有什么晚年”
老了，还得为生活工作，在日本社会已成为现实。
80岁的北山德志，三年前开始靠收集空罐头卖钱度日，75岁的是妻子也帮忙收集。因为他拿不到养老金。
作为家中长子，北山德志需照顾父母和兄弟，于是没有钱来支付养老保险。
现在捡空罐，一公斤收购价是8.5元，平均一个一毛。夫妻两人卖空罐一个月可收入3300元。
虽然他们夫妇有46000元的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但正因为有这笔存款，他们不能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只能想方设法得节省饮食和水电费用。
炒路上捡的银杏作为伙食
虽有两个儿子，他们也被家庭的房贷、孩子的学费压得喘不过气。“父母到死也不想花孩子的钱，要尽量靠自己活下去。”
像北山先生那样完全没有养老金的人，在日本据统计约有40万人。而即使有养老金也要去工作的人也在增加。
东京新宿的公园里，每天早晨聚集着手推二轮车的老年人。他们的工作是清扫公园。
之前北山先生也做这份工作，但随着申请的老年人增加，高龄的他只得辞职。
已在公园工作3年的风间健次郎先生，76岁。
“手脚比较吃力，身体吃不消，也坚持来工作。”
因为老伴因病住在特殊养老院，风间先生每月4000元养老金都要拿来支付住院费。
风间先生没有孩子，只能靠公园清扫的收入为生。一旦自己病倒，他只能靠亲戚来照料妻子，所以他总在护理日记里详细记录妻子的病状。
“说自己辛苦也没意思。这样想的话就坚持不下去了。就认为这是自己的普通生活吧。”
曾几何时，社会使人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安度晚年，但因生活贫困而无法支付养老保险又无亲属依靠的老年人，似乎被社会抛弃了。
被剥夺未来的孩子们：
“但愿过另一种生活”
因经济原因导致家庭破裂、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们，可能被送进儿童救助机构，最久可呆到高中毕业，自后便要自力更生。
东京都内的一家儿童机构，便救助着24名3岁到18岁的孩子。
七夕节，一个孩子写下愿望：“成为有钱人”
新加入的是一名中学生，因父亲病逝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母亲孤身一人无法承担家计，而离家出走。
“普普通通的该有多好。”
低收入家庭在儿童教育方面投资不足，孩子们甚至可能被剥夺升学或就职的机会。
50岁的山田铁南先生，因公司裁员而被解雇。
失业后一年，妻子亦病逝。
他目前养育两个孩子，同时在3家加油站店打工，其中有4天干计时工资较高的深夜工作。
但年收入仅有14万元。而在11年前，他的年收入是40万元。
他希望让孩子也上大学。但是已经年届五十的他找不到正式职工的工作。
“要是不行孩子们可就惨了。”
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他想再增加一份零时工。
而丧失家庭和社会纽带的的孩子，则在毫无未来希望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严井拓也，35岁。3年前开始露宿街头。
以前当同学开始找公司时，他因为没有去面试时可穿的衣服，只能埋头打零工。
30岁过后找不到工作，就只能靠每天从垃圾箱中搜集杂志过活，一本杂志3.5元卖给回收者。
捡书四小时，吃饭两分钟。
“小孩子时但愿能投胎过另一种生活，但想了也不会实现，只会让自己觉得悲伤。”
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人劳动的再生产被中断了，而贫困和遭排挤的状态并不会在一代内便消失。
注: 部分文字、图片整合自NHK纪录片《日本社会的贫困阶层: 穷忙族》
编辑整理：张得得、To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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