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曾国藩六弟曾国华的死讯从天而降，把原本欣欣向荣的老曾家撞了个措手不及。面对这几十年曾氏家族最大的惨祸，曾国藩在悲痛之余，更多的是困惑。几年前，他的祖母去世，祖父不顾众人反对，硬是把她安葬在被视为风水凶地的木兜冲。没想到，接下来几年，一连贯的喜事涌进了曾家的大门，曾国藩不仅“九弟生子大喜”“我家已添三男丁”，仕途上也是“升阁学、升侍郎”。事事证明，老曾家中了奖，选中了个风水宝地，并且坚信这份运气也会长久地保持下去。直至那具无头尸体从战场运回家中。
刚刚对风水学说产生点兴趣的曾国藩没有对其弃之而后快。相反地，这一打击让他窥见了那“烟斜雾横”风水后所隐藏的更深的东西，一个冥冥之中操纵着万事万物的神秘力量——天命。此刻，一向无所畏惧的他也颤巍巍地提起笔，小心翼翼地勾勒起它的肖像：“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耶？”
如果穿越时空，把这句话拿给初出茅庐的愣头青小曾看，那大概率会惹其大不耐烦地直摆手：“好了好了，知道你的意思了，可不代表我相信你们啊！”作为儒家学派的忠实崇尚者，小曾不会不晓得什么是天命，孔子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相比于这句，小曾更加喜欢另一句名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其实不难理解，创立湘军时期的曾国藩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意志。他相信，凭着过人的意志力，一定能在生死关头，只手挽回社稷，再造乾坤。正是这种唯意志论的理念，支撑他度过重重险境。以一介书生，赤地立新，开辟出一番大事业来。坚信人定胜天的他对自己的主观能量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然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如果说，曾国藩一辈子有三成力在搞事业，那么七成力便用在了朝廷无休无止的内耗中。咸丰七年，曾国藩被皇帝罢黜回家。咸丰八年，又经历了曾国华之丧。这段时间内，曾国藩可谓相当难熬，自己为了国家耗尽心血，为何仍迎来凋敝的结局？经过大荣至大辱、大喜到大悲的洗礼，曾国藩终于意识到了人力的无可奈何，也终于意识到孔子所谓“知天命”的真正含义。是的，我曾国藩的一生充满了巧合：明明天资一般却能考取了进士，明明身为文臣却成了带兵的大帅，明明将要飞黄腾达却又落入低谷，可见“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于是，“天命”二字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
今天，如果有人看到此处，恐怕要皱眉头。从小被教育“唯物主义”、“人定胜天”的我们，哪里希望看到那个朝气蓬勃、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曾变成一个颓然荒唐、迷信上天的老曾呢？当年的曾国藩对儒家“知天命”亦存在误解，认为那不过是孔夫子所处时代特有的装神弄鬼罢了。可如今，他才明白圣人的真意：天命是宇宙间一切存在条件和一切运动的力量，人力根本无法控制，所有外在之成败难以定夺。而人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向人生而就有的责任与义务——“仁”和“义”靠近，倘若达到了“仁”“义”，那么成败便在所不计，人便不拳拳于个人得失，不怕失败，就能保持豁达。想必曾国藩再读到“我欲仁，斯仁至矣”之时，也会会心一笑。
“知天命”后的老曾似乎与当初的小曾没什么不同，秉承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念，依旧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做日课、理政务、读经典，硬是一天也没落下。在《挺经》中，他谈到“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但他也有改变的地方，即对生活的态度。年轻时，曾国藩满眼都是功名利禄，光宗耀祖，这使他常常意气用事，不能受半点委屈。咸丰皇帝认为他练兵无效，他便节节回怼，不讲情面。甚至在家守孝期间，他拒绝了皇帝“一旦有难，便即赴军营”的旨令，像个任性的孩子。然而“知天命”后的他，不再以个人为中心，功利心大大削弱。曾国荃在大破太平天国后仍受朝廷的猜忌，气得他大病一场。曾国藩便劝道：“汝虽才能，亦须一半让给天”“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之所能及，而不必速希于古万难攀跻之人。”想想看，曾国荃不受皇帝信任势必影响到曾国藩，这番话，又何尝不是对他自己说的呢！
当今社会，再度回看曾国藩和他的天命论，也许会有所唏嘘。毕竟，当他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他依旧选择了“天命论”来解释一切，把那个时代的野蛮、悲剧、荒诞归咎于天理难违。而不是think outside the box，去站在一个更大的境界去思考。当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从政治、经济、文化着手分析和规划日本如何脱离愚昧走向近代化的时候，曾国藩却始终低着头匆匆赶路，极少仰望头顶的星空，直至陨石来临之时，才感叹天命难违！
当然，曾国藩的天命论也有值得我们思量的地方，在广大而神秘的世界面前，我们要始终保持谦逊，不预设，不妄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从广阔无垠的宇宙里汲取智慧，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