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5年)是清初大儒孙奇逢(1585-1675年)诞辰430年，定居百泉365周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兼山堂文物保护理事会联合举办纪念清儒孙奇逢诞辰430周年学术研讨会活动，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深入认识孙奇逢生平、学术作为，乃至明清时期学术演变问题，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对于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的评价多很高，在著名学者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的笔下，孙奇逢与李颙、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他在纪念关中著名学者李颙的《二曲先生窆石文》中就说：“当时北方则孙先生夏峰，南方则黄先生梨洲，西方则先生，时论以为三大儒。在当代学者的著述中，以孙奇逢的“北学”与黄宗羲的“南学”相提，也屡见不鲜，甚至有学者认为，传统儒家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而历检孙奇逢的德行、著述和事功，亦足以当此“三不朽”。那么，清初大儒孙奇逢的影响力是什么？本文略做探讨。
一、“三不朽”---古代士人的理想追求
在传统政治伦理观念中，中国古代的士人们向有修齐治平的出世抱负，“修己安人”是历代士人崇尚的理想人格，入仕为官报效朝廷，兼善天下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这就是《大学》中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更将其归结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谓志向远大、豪气冲天。
但胸怀天下的古代士人，也有时运不济、难于施展其匡济天下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应该如何去做呢？《论语·季氏》中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孟子·尽心上》上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荀子·儒效》中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也就是说，当士人们无法进入官僚队伍实行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时，他们或隐居乡里，以仁德形象为表率改变社会风俗，或可从事著述讲学以传衍道统纲纪，从而使天下纲纪不乱，文章不废。
“三不朽”一说源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载，春秋时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曾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叔孙豹则认为这只能叫做“世禄”而非“不朽”。在他看来，真正的不朽乃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言及“立言”的不朽，叔孙豹特以鲁卿臧文仲为例。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屡建事功，且长于辞令，就为政立国之事多有高论，在诸侯国间广为流传。
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三不朽”中，“立德”有赖于见仁见智，“立功”又非一介书生的能力所及，于是文人每以“立言”为第一要务，以求不朽，这诚如曹丕《典论·论文》讲：“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自传于后。”看来，要想做到“三不朽”或其中之一二，殊非易事。因此一般认为我国历史上真能够做到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分别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王文成公王守仁和曾文正公曾国藩(半个)。
二、影响力---孙奇逢生平事迹考察
应该说，孙奇逢在历史上确实很有影响力，《清史稿》《儒林传》《隐逸传》等清初人物传记中，被明确称为孙夏峰门人者，就达20余人；在民国总统徐世昌主编的《清儒学案》中，属于夏峰学案中人物有近百人，甚至时人称：“当时北方学者，多出于门下。”那么，孙奇逢为什么会在当时的知识界乃至整个主流社会有如此的影响力，他究竟有什么魅力、成就使“当时北方学者，多出于门下”、令后人无限敬仰呢？阅读相关资料，深感孙奇逢的魅力来源于三点：奇节、道德、学问。
钱仪吉在《重刻夏峰先生集序》中主要表达了他对孙奇逢志节和传道之功的敬仰：
当先生之犯危难以救左魏周诸贤也，志节闻于天下伟矣哉！然是时先生年已四十余，讲道修德久矣，其事固动于义理之不容已，而非若意气相赴，慷慨一时者之所为也。洎圣朝定鼎，先生年六十有一矣，长为逸民，高蹈不出，亦在人意中尔，乃先生则于困厄险阻、造次颠沛之中，非道不言，非礼不行，处坎心，亨龙德而隐，自公卿大夫士，下至佣夫走卒妇孺之流，暂而片语相接，久或终岁相从，皆煦之以春风，昭之以白日，浅深高下，如量而予，人人有以解其症结，而获其本心，一归之于为善属。……际贞元绝续之时，明大道于方来，佐圣治于在下，有若天心启牖之一人，以维持一线之绪者。……后之学者，诚能读先生之书而有得焉，穷可为莲陆宽夫，退可为逸庵，达则为睢州，而志事益著。
魏裔介在《夏峰先生集序》中则特别强调了孙奇逢的道德品行，感慨说：
余尝恶人之言行不相顾，以名教自文其浅陋，而其所行无几微之克肖，徒以是为世诟病，若先生者，行而后言之者也，行之而后言，言太极，言定性，言朱陆，言良知，何莫非忠孝廉节之缤纷馥郁者乎？！
弟子赵御众在《夏峰先生集序》中则强调了孙奇逢在学术上会通陆王、传承儒学传统之功，称赞孙奇逢：
道原于天，学衷诸孔。天之道生生不息，孔之学纯亦不已。故孔子本其信诸天者以立师垂教，而后世之师弟相传，亦本其衷诸孔原于天者，以递相传信于无弊，否则，是舍太极而裂风雷山泽，于分位则天地穷外，天德而别帝王师相于异行，则圣贤亦穷矣。……先师之学，以天为归，以孔为的，以至诚为全量，以慎独为工夫，以知明处当为力行之实地，其所以信独见而化异同者，总之以孔子，印诸儒也。自考亭象山之辨聚讼未息，而姚江之义相继而起，或者以先师为非考亭之学者，先师不辨也，盖自志学以至属纩，无一日非穷理之事也；或者以先师为遵姚江之学者，先师亦不辨也，盖自与鹿忠节定交，讲明良知，无一日非格致之事也；或者又以先师为考亭姚江调停两可之说者，先师亦不辨也，盖穷理为孔子之穷理，致知为孔子之致知，苟不同脉，何以调停？若果异端，谁为两可？但当看其是孔非孔，不当问其谁朱谁王，则考亭姚江之辨，后人正亦未易以左袒虚见争也。
弟子汤斌在《夏峰先生集序》中强调了孙奇逢在道德沦丧的易代之际“振三百年儒者之绪”之功：
当草昧初开，干戈未戢，人心几如重寐，赖先生履道坦坦，贞不绝俗，使人知正心诚意之学，所以立天经、定民彝，不因运会为迁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绪，而为当代理学之大宗，其于文中、紫阳何如，非愚之所能知，其有关于世道则一而已矣。
魏裔介撰《孙征君先生传》时还关注了孙奇逢在日用伦常上典范行为：
公学以慎独为宗，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生平尤笃友谊，故人子孙饥寒颠沛不能自存者，见之恻然，推解无倦色，而成人之美，终人之节，风化之阙，自任甚力，如割股孝子为助其婚娶，割耳节妇孙先祚妻李氏贫，得其养，死葬以礼；邑绅陈可成乏血嗣，倡议立嗣，醵金经理……
魏裔介因此感叹说：
论人者当观其忠孝大节，读书其一事也；假令实行不孚于乡邦，不超于斯世，而取道德之言以自饰，宁足以见信于海内之贤人长者乎？
《清史稿》《国朝先正事略》等官方性质的孙奇逢传记，大致脱胎于方苞《孙征君传》，我们从《清史稿》《国朝先正事略》中仍能体会到孙奇逢气节、道德、学问的魅力。
奇节体现在明天启年间营救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以党祸被逮、明末捍御乡里，清初隐居不仕。天启四年，魏忠贤窃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以党祸被逮。奇逢、善继故与三人友善。是时善继以主事赞大学士孙承宗军事。奇逢上书承宗，责以大义，请急疏救。承宗欲假入觐面陈，谋未就而光斗等已死厂狱。逆阉诬坐光斗等赃钜万，严追家属。奇逢与善继之父鹿正、新城张果中集士民醵金代输。光斗等卒赖以归骨，世所传范阳三烈士也。时畿内贼盗纵横，奇逢携家入易州五峰山，门生亲故从而相保者数百家。奇逢为部署守御，弦歌不辍。顺治二年，祭酒薛所蕴以奇逢学行可比元许衡、吴澄，荐长成均，奇逢以病辞。七年，南徙辉县之苏门。九年，工部郎马光裕奉以夏峰田庐，遂率子弟躬耕，四方来学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屡征不起。
赵贞吉曾说：明代后期“以言不出口为淳厚，推奸避事为老成，员巧委曲为善处，迁就苟容为行志，柔媚卑逊为谦谨，虚默高谈为清流，论及时事为沽名，忧及民隐为越分。居上位以矫亢刻削为风裁，官下位以逢迎希合为称职，趋爵位以奔竞辨谀为才能，纵货贿以侈大延纳为豪俊。世变江河，愈趋愈下。……世之人横私其身，至于坏天下而不顾，背君父而自忍”。“亦有学道君子，周旋容与其间，自负为知几明哲，默以取容而不知，事日坏而道日丧，时已去而义未伸，生民社稷将保赖乎？”
孙奇逢的学术成就，不仅在于他在陆王分野背景下，会通朱王，还原学术的本质，落实于日用伦常之中，学术成就蔚为大观，而且体现他的传道之功。
明代王阳明曾批评说：“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之过欤！”
四库馆臣在评论明人刘宗周撰《刘蕺山集》时曾说：明代“讲学之风，至明季而极盛，亦至明季而极弊。姚江一派，自王畿传周汝登，汝登传陶望龄、陶奭龄，无不提唱禅机，恣为高论。奭龄至以因果立说，全失儒家之本旨。宗周虽源出良知，而能以慎独为宗，以敦行为本，临没犹以诚敬诲弟子，其学问特为笃实。……东林一派，始以务为名高，继乃酿成朋党，小人君子，杂糅难分，门户之祸，延及朝廷，驯至于宗社沦亡，势犹未已。”
李元度曾评价说：“始，先生与鹿忠节讲学，以象山、阳明为宗；晚更和通朱子之说。其持身，务自刻砥，而与人无町畦。每晨起，谒先祠毕，澄心端坐；虽疾病，未尝有惰容。有问学者，随其高下浅深，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上自公卿大夫及野人牧竖、工商隶圉、武夫悍卒，壹以诚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无忌嫉者。山中花放，邻村争置酒相邀，咸知爱敬。”
著述宏富。孙奇逢的著述多成于晚年隐居苏门期间，讲学之余，兼及著述。亲自定稿的著作有《理学宗传》《四书近指》《晚年批定四书近指》《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都是他居夏峰时所作。《理学宗传》是孙奇逢的倾力之作，是先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一部学术史著。全书26卷，三易其稿，几乎倾注了毕生心血。该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作者晚年的理学观点，特别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所持的态度。他在明史研究中，著有《取节录》《乙丙记事》《甲申大难录》等，详记明清之际反对阉党、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他在地方史志的研究中，著有《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等。后人编有《夏峰集》《孙夏峰先生全集》等。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