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平军起事，到新军组建，再到太平天国覆灭，当我们回首这段历史，我们很难想象，在这场大规模起义的早期也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时候，而它的末期又与美国内战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相重合，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我们从那个时代的欧美思想体系中抽身，深入曾国藩时期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到他们所经历的精神变革。从孩提时代到联合李鸿章奏请皇帝派年轻人远赴海外求学，曾国藩在精神世界中究竟走过了怎样的漫漫长路，我们只能依靠想象，想象这个人从孔子和柏拉图的时代一直生活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根据他留下的文书信件，以他的心路历程为主题编写一本传记一定意趣隽永。一个章节篇幅太短，无法将有价值的材料一一呈现，但至少可以揭示曾国藩对待自己、对待家人秉承着什么样的原则，对他所处的国家的体制又抱着怎样的态度。
曾氏宗谱所载世系始于华夏之初，并且自孔夫子时代起，脉络就已相当清晰。曾国藩是中国先哲曾子的70代孙，而曾子是至圣孔子最为出众的弟子之一。曾氏湖南一支在元朝时定居衡阳，17世纪迁居湘乡，以耕种为生。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之前，这一支脉中并无特别卓著之辈。曾国藩在文中常呼其祖父之号“星冈”。他对曾国藩影响颇深，随着曾国藩的年龄增长，这种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曾玉屏年轻时游手好闲，后来有外人断言曾家必然败在他的手上，他才安下心来认真务农。为了供奉先祖，他组织修立了曾氏宗祠。在他看来，所有神灵之中，最应该敬奉的就是先祖的在天之灵，因为他们对家族后世的影响，无论好坏，都远远超过远在天边的鬼神。
在祖父鲜明个性的影响下，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族内部的团结，所有思虑考量皆以家族为重，并花了极大的精力在兄弟和子嗣之间维护家族的秩序。他的书信之中，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他的家书。其中一封是他在京城升任高官时写的，那时他得知祖父病重，想到自己在京城玉食锦衣，而父母却在家操劳，心中不免愧疚；但见诸弟兄孝顺，他又感到十分欣慰。他在信中说：
诸弟仰观父、叔之纯孝之行，能人人竭力尽劳，服侍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逸，继而浪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
在曾国藩看来，家庭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一旦家族成员加官晋爵，原先简单和谐的家庭关系就很容易被打破，所以，他常告诫诸弟，耕读乃曾氏立家之本，切不可抛弃。他在信中写道：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我若有福，罢官回家，当与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在另一封家书中，曾国藩又告诫家人，不可耽溺于安逸而忘掉简朴的生活。
甲三、甲五等兄弟，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馀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不可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曾国藩认为，要戒骄奢，最好的方法就是记住自己经历过的逆境。1867年，他在家书中说：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以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曾国藩十分看重家族声誉，不希望族中成员做出有辱门楣之事。所以曾家兄弟向来与低级别的官吏保持着距离，以免与其过从甚密而影响了长兄在京城的声誉，也可防止他们滥用职权。曾国荃中秀才，依礼曾国藩本该去信答谢主考官，但他在家书中说，因为主考官平日官声不好，他不愿致谢。此外，他还表示：“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也就是说，其家人与官员来往不仅有损家族声誉，还会让曾国藩被京城高官们看轻。
但是，看重家族声誉并不代表要疏远贫苦乡邻。家乡诸事，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他都十分关心，并希望自己的家人善助四邻。1867年，他给自己的长子写信说：
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建四爷如不在我家，或请另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
曾国藩确实想努力尽到家中长子的本分，所以他在给诸弟的信中多有劝导之言，并明确表示他自己的责任不需要诸弟分担。有一次他写信责怪说：“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娲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辈则宜安心自管功课而已，何必问其他哉？”后来，也许是为了让家中更加有序，他让曾国潢打理家事，并对他说，长辈已经为曾家立好了规矩，希望以后能代代相传。但是，他口口声声所主张的长兄权威，几个弟弟根本不接受。也许就是因为他讲话过于直白，他与兄弟们曾发生过误会甚至争吵，曾国荃和他的冲突尤其频繁，似乎两人从来都无法理解对方。
1841年，曾国荃寄住在京城长兄家中读书时，兄弟二人便发生过争执，直到他们的父亲写信过来，要曾国荃安守本分，此事方才收场。次年，曾国荃坚持要回湖南，回家后便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抱怨他太过苛刻；而曾国藩在回信里讲了一通长兄的责任，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对自己的兄弟如此严格。在一封1844年的家书中，曾国藩抱怨说，周围的人都愿意听他劝告，唯独自己的弟弟不肯领情。1854年曾国藩在长沙时，又与曾国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时正是曾国藩出师不利的时候，曾国潢在这个时候来到湘军大营，让其兄长的处境更为艰难。事后曾国藩在家书中命令所有弟弟不许来营，在家安守本分就好。也许正是这封信让曾国荃觉得兄长阻碍了自己的仕途。1856年，局势于清军十分不利，曾国藩又坐困江西，此时曾国荃正在长沙招募新军。在那里曾国荃遇到了刚刚被任命为吉安知府的黄冕。当时吉安还在太平军手里，他要设法夺回。几番接触后，黄冕发现曾国荃才能十分出众。他对黄冕说，“方吾兄战利，事无所须于我，我亦从未至营相视。今坐困一隅，我义当往赴。然苦无资力募勇。君但能治饷，我当自立一军以赴国家之急。”于是，在没有曾国藩帮忙的情况下，借助黄冕的力量，这位日后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江宁城的人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曾国荃一生似乎都在孜孜不倦地与自己的长兄作对。在外人看来，曾国藩冒着被扣上“任人唯亲”这顶帽子的风险去帮曾国荃，作为长兄，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是曾国荃似乎并不领情。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将安庆的指挥权给了他，而且还冒着影响大局的风险，还把围攻江宁的重任独交给他一人。朝廷要曾国藩把他派去杭州或上海，但他一心想立大功，不肯转移到别处，于是曾国藩便妥协了，最终把李鸿章派去了江苏，把左宗棠派去了浙江。曾国荃所部遭忠王重创，陷入危局的时候，曾国藩想请李鸿章前来增援，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让步，帮曾国荃将此事摆平。1864年，就在江宁克复前不久，朝廷命令李鸿章前往增援，这回曾国藩只能尽力说服其弟顾全大局，不要失了风度，好在李鸿章精于世故，没让曾国藩为难。如此看来，曾国藩对他这位九弟的关照不可谓不深，只是他还需要顾全大局，维护家族的声誉，但曾国荃还是一直觉得长兄对自己有偏见。有一次曾国荃在信中表示，希望他们兄弟以后说话不要那么针锋相对，曾国藩回信道：“此言精当之至，足抵万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至极。”
在家事上，祖父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在1859年到1861年的家书中对家事多有提及。祖父曾教给曾家子孙一句治家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书者，所读之书也，学业不可荒废；蔬鱼猪，皆农事也；早者，起早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祖宗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
曾国藩本人又将这句格言的内容细化了，并要诸弟和子侄都记住“祖父星冈公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药医，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
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不扯谎也），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此外，他还提出了“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恕致祥”源自孔子的经典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867年，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及家财和居家德行的话题，又重复了上面的箴言。他在信中说，他不能把大笔的钱寄往家中。“自有两江总督以来，无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处兹乱世，钱愈多则患愈大，兄家与弟家总不宜多存现银现钱。每年足数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福，人间之大福。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
书、蔬、猪、鱼、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如果认定曾国藩脑子里只有旧观念，那就错了。一旦谈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问题，他便不再守旧了。当然，认为女性就该和针线茶饭打交道的正统观念他也并非一点没有，在京城时，他就给祖父写信说，自己的妻子远离家乡，不能在家侍奉老人，他心中有愧。另一封家书中，他又指责自己已经出嫁的姐妹们没有早起服侍婆婆，反而躺在床上等别人伺候。长子娶妻前，他写信回家说，新娘嫁入曾家后，也应当勤于女红，亲自下厨，尽到媳妇的本分。此后他又在另一封家书中告诫儿子，不要认为其妻出身富贵，就可免做原本的分内之事。
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些问题上显得十分保守的曾国藩会强烈反对近亲通婚。中国是允许异姓的近亲之间通婚的，但血缘关系疏远或者很可能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姓男女却是禁止结亲的。在曾国藩看来，姐妹的子女与兄弟的子女一样都是近亲，中国不允许同姓男女通婚，而近亲之间结亲却不管不问，这个做法是不合情理的。
在星冈公心目中，祭祀先祖是一个家族应尽的责任。这是曾氏祖孙二人信仰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中国正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自古有之，代代相传，不仅是中国，其他古代国家也是如此。列祖列宗皆在天有灵，而逝者魂归之处，唯先祖灵魄当拜当祭，当敬当畏。所以家事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祭拜先祖在天之灵。对星冈公来说，这就是他所笃信的全部奥义。曾国藩在家书中曾经借祖父的观点与自己的长子讨论祭祀一事，他写道：“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扫，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按，有急必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用。此四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者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必，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蛮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
祭祀要紧，墓地选址当然也不能马虎。从星冈公言谈中我们看得出来，他并不信风水之说，曾国藩也一样，而且他也不希望曾家的兄弟信。但从他的家书看，他却对祖辈丧葬之事格外关心。祖母丧仪结束后，他在给祖父的家书中说，听闻祖母入土为安，特地致信以示宽慰，同时也斗胆一问，墓地选址妥否？可建坊立碑否？距河水过近否？随后他建议将祖母墓地迁往别处，不是为了求名求财，只是希望墓地更宽敞，不想周围多虫蚁、湿气，还不安全。所以他赞同墓地选址好坏影响家族命运的说法，但他声明自己这么做并非为了求利。
当然，在墓地选址问题上，曾国藩并不是唯风水论者。风水只是相地之术，而在曾氏兄弟心中，孝道为先，父母和祖父母心意必须遵从。听闻祖父不愿迁坟，曾国藩便告诉诸弟不必再行选址，以免惹恼祖父，加重其病情，否则便有违天道，即便墓址选得再好也没用。据曾国藩在7月的家书中所言，这回也多亏他遵从了天道：“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受福地荫庇之事还不止这些，1849年，曾家又添三子，曾国藩本人升入内阁，曾国荃科考得中，所以即便曾国藩并不尽信风水，却也认为先祖葬在风水福地确能荫庇子孙。
多年之后，曾国华在三河战役中阵亡，曾国藩致信家人，要他们务必在墓地选址上多留心。叔父得孙，他在信中贺道：“今叔父得抱长孙，我祖父母必含笑于地下，此实一门之庆。而叔父近年于吉公祠造屋办祭极勤极敬，今年又新造两头横屋，刚值落成之际，得此大喜，又足见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后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可见曾国藩对中国人为先人选墓地、修祠堂并按时祭拜的做法完全认可。
1844年到1845年间，曾家接连有人病倒。曾国藩认为这是由于曾家后人对祖坟打理不周，于是便写信让诸弟去修缮，但同时也提醒他们不要破土以免惊扰先人。1851到1858年间，曾家发生了许多事，有善有厄，曾国华在三河遭遇不测后，曾家兄弟开始考虑是否要为父母迁坟。曾国藩笃信祖宗庇佑和墓地风水之说的例子还有很多，之所以拿上文的这些事举例，是因为它们足以说明，曾国藩虽对民俗中的不少迷信做法持保留意见，但还是会受上文所说的传统的影响。任何人都绝不能不祭拜自己的祖先。
此外，其他的玄奥之说中，也有曾国藩笃信的，虽然从理论上讲他应该是持怀疑态度的。1838年，曾国藩在樊城河突遇风暴，当时情况十分凶险，后来还许了观音戏。1851年他回想此事时还觉得心有余悸，便在家书中说，以后家人子孙出行千万不能走樊城河。他还在信中提到过天象应验的事。1864年年初，他写信说江宁城上空黑云压境，有如蒙尘，疑为太平天国将亡之征兆。1858年，曾国藩正统领浙江和其他地区军务，朝廷突然送过来一道上谕，命其弟赴浙江为官，曾国藩便写信给家里说，父亲生前曾去南岳进香，曾有人对他预言说：“汝有一对明珠在手，他日必当光耀杭州。”父亲回来后便告诉曾国藩，以后他的儿子里有两个会去浙江为官。而这半个世纪前的预言最后真的应验了。
另有一次，曾国藩在信中悼念亡弟说：“乩初到，即判曰：'赋得但武修文，得闲字。’字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所为而云然？乩又判曰：'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那？然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
综观以上种种，我们不难看出，除了家祭和偶尔祭拜本土的神明之外，曾国藩对其余的宗教仪式都没有多少热情。关于基督教，他曾接触过太平天国那些不怎么靠谱的经文，后来又奉朝廷命令去处理地方教案，仅此而已。他曾将自己对宗教的看法以及对佛教和基督教的态度诉诸笔端：
天主教始立，盖筹善款以资黎民也。今外国教士多贫寒之辈，常称教会虽富而吝施舍，其言不可尽信。
自秦汉以后，周孔之道稍晦暗而佛教渐行。然佛教兴于印度，今印度则多从回教。天主教兴于泰西，今泰西另立耶稣教，而力攻天主教。可见异端之教时废时兴，惟周孔之道万古不磨。但使中国修政齐俗，礼教昌明，虽百计开拓，亦终鲜尊信之者。
曾国藩的信仰十分明了，他是站在孔子和孔子所推崇的先贤一边的。这也说明，除笃信应该敬畏先祖外，他对普通人所相信的鬼神都抱着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对于上天和上天的旨意他倒并不怀疑，而且普罗大众都敬奉的一些对象他也是接受的，比如他曾许过观音戏。他知道世上有许多异象以他自己那一套道理是无法解释的，只能相信是上天主宰。所以，在悼念一个本该福寿安享却英年早逝的熟人时，他的结论是生死难料，而善恶未必有报。曾国荃指挥安庆和江宁的围攻时，曾国藩提醒他不能操之过急，尽人事听天命便好。他在信中写道：
以余阅历多年，见事之成功与否，人之得名与否，盖有命焉，不尽关人事也。
另一封信中，他更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往年攻安庆时，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张。墙壕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或添他军来助围师，或减围师分援他处，或功隳于垂成，或无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
譬之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主张者也。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更多方设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若令丁道在营铸炮，则尤近于无识矣。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虽然曾国藩不像普通百姓一样笃信鬼神，但作为朝廷命官，遇上灾年，祭祀活动他是一定要参加的。1867年5、6月间大旱，曾国藩几次去水神庙求雨，还在另一座庙里洒了圣水；第二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曾国藩给庙里捐了4000两银子以表感激。第二年4月，因为雨水过多，他又需要以同样的方式祈祷。我们无法确定，曾国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顺应民间风俗，但总的来说，他对种种民间信仰的质疑有时会动摇，甚至干脆遵从习俗，因为黎民百姓的信仰也未必就全然是错的。但是很显然，对于外国的宗教，他一向持反对态度。
此外，曾国藩和他同时代的中国人都相信一种传统的命理之说，即“八字”说，认为一个人的生辰八字能左右这个人的命运。“八字”分别代表了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干支，一个人的秉性取决于其八字所指的五行分配如何。民间谈婚论嫁时，一定要找一个精于此道的术士合婚，以卜新人八字是相合还是相冲。曾国藩通常对这类学说不以为意，但在1871年的一封家书中，谈及长子的一个儿子出生，他说：“纪泽生一子，小大平安，深以为慰。纪泽今年三十三岁，正在望子极其殷之际，如愿得之，满门欣喜。惟八字于五行缺水、缺火，不知易于养成否。”不想竟一语成谶，当年9月，这个孩子便夭折了。曾国藩在信中写道：“此儿初生时，余观八字于五行中缺水缺火，与甲一儿中缺水缺木者相同，即已虑其难以长成，不料其如是之速。纪泽夫妇年逾三十，难免忧伤。然此等全凭天事，非人力所能主持，只得安命静听。”
在西方人印象中，清代官场腐败成风，官员间倾轧、包庇和为了升官行贿的现象比比皆是。但曾国藩却没有同流合污。全凭一己功勋升迁的官员本就不多，而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煞费苦心地告诫诸弟和其他家人，不要仗着与他的关系谋取私利；同时他也非常谨慎地避免仰息他人。他从不轻易接受恩惠，也不曲意逢迎达官显贵，甚至尽量避免去荫庇他人，也不鼓励别人受自己的恩惠。一旦对他人施恩，就如同引诱他人前来求助，倘若受恩升迁，便是欠下了人情，即便十倍报答也难以还清。
对于借官谋财的普遍现象，曾国藩是坚决反对的。在1849年的家书中，他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几年后他官居要职，而当时社会已默认官员贪腐，对他而言，敛财不过举手之劳，曾国潢便想问他借200两银子，他在信中拒绝了：“余往年在京，曾寄银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济族戚之穷乏。自行军以来，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兑用二百金，此际实不能再寄。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他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严肃，并将之作为其“八本”中的一条：“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这绝不是空谈。曾国藩洁身自好，清正廉洁是众所周知的，他也不容许家人去谋图小利。1863年，曾国藩次子从长沙前往父亲所在安庆衙门，他写信警告其子不要打统领旗号，不要劳烦沿途官员，以免他们耗时耗力来招待他。次子这次前来是因为私事，曾国藩不愿因此而欠下人情，也不容许别人利用他的官位去谋取私利。
从他的家书以及与其他官员的往来信件中，我们能看出他的特立独行和坦诚还有另一种表现。中国人说话通常婉转，在这样的环境下，曾国藩的书信虽语气谨慎恭谦，但其言辞显得尤为直白坦率。他交给朝廷的奏疏在措辞上当然更加考究，但他从来不讲空话。在借用外国军队一事上，朝廷曾向他、李鸿章和左宗棠征求意见，他们三人的回复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的两位同僚在字里行间流露着两边都不想得罪的意思，但他本人则直陈利害了。对于许多官员谎报战况的做法，他非常鄙视，比如1854年王錱、左宗棠虚报大捷，曾国藩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
至于品行，曾国藩认为当以四书五经为典。他要诸弟和子侄遵守孝悌仁义的美德，砥砺品性又应当追求勤、俭、刚（即坚定的意志）、明、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谦、浑八德。赴天津处理教案的前夕，他在遗嘱中关照儿子有4条原则必须遵循：
慎独则心安。
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
习劳则神钦。
曾国藩非常重视读书，也常常煞费苦心地劝诸弟像他一样勤于治学。即便是在战乱动荡之期，或是政务繁杂之时，他也很少有哪天不看书的，典籍、史书、诗文，总要择其一二研读；此外，散文也好，其他文论也罢，他总少不了提笔写点东西。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惜这些日记在九江城下遗失了不少，其中有几年的记录对于我们来说本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曾试图在自己的晚辈们心中激起同样的求学欲望，希望他们能把读书作为居家第一要务，还经常要他们作文章，为他们挑选适宜者为师，并时时勉励。若他们做得妥当，他会夸奖，如有不妥，他会出言责备，还会用其他人家的子孙作对比，说人家没那么多有利条件，却比他们勤勉，希望他们能因此感到羞愧。
在1843年初的一封家书中，他提到了读书必须具备的三种素质：有志、有识、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至于曾国藩自己的治学经历，我们不难找到例子。1844年的最后4个月间，他读完了《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40卷，《诗经》20卷，《后汉书》百卷，还作了批注。从军之后他诸务繁杂，像以前那样研读诗书是不可能了，但他还是给自己立了规矩，每天必须读书，为了迫使自己坚持下去，他还列出了具体的书目。在家书中，他曾以庖厨之道来比喻治学，炉火恒烧方可为膳，时燃时熄则不能成炊。另一封家书中，他还提到朱熹将治学比作炖肉：“先用猛火煮，再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
一个人真想读书，哪里都可以。问题不在地点，而在其内心，完全取决于此人是否真有治学的动力。曾国潢曾表示想去教书，教书多闲暇，也有治学动力，曾国藩去信说：“且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去世前不久，他还总结了4条法则以勉励子孙，希望曾家后辈皆能自立，学而不厌。“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读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
曾国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他还对诸弟说，他们兄弟几个身体都不好，是因为遗传了母亲。也正因如此，曾国藩只得对自己的健康多加注意。住在京中时，他就从来没摆脱过各种病痛。1842年时他曾听人说，静养比汤药更有效。他也看过不少大夫，但最后干脆不看了，因为他没碰上过医术高明的，请这些人看病基本上是得不偿失。32岁的时候，他戒了烟，还建议诸弟到了差不多年龄的时候也别再抽烟了。不过他觉得适量饮酒是没什么坏处的。他十分赞同早起，不仅是为了处理公务，也是出于养生的考虑。
曾国藩在他1866年7月16日的家书中曾详细说过自己的养生秘诀：
余老境日逼，勉强支持一年半载，实不能久当大任矣。因思吾兄弟体气皆不甚健，后辈子侄，尤多虚弱，宜于平日讲求养生之法，不可于临时乱投药剂。
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惩忿，即余篇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
他觉得阳光和新鲜空气非常重要，这个观念倒是颇为现代。“若湿气太重，人或受之则易伤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风难入，日亦难入，必须设法祛散湿气，乃不生病。”
在家书中指导儿子读书时，他同时又教了他们养生六事，以免健康状况不佳拖累学业：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骨）；一曰黎明吃白饭不沾点菜。
去世前两年，他眼疾复发；处理天津教案时，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此外他还常常犯头晕，去世前几天还发作过一次，非常严重，当时他正在乘轿去拜访朋友的途中，却突然晕倒了。正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他才留着仅有的一点精力，迫切地督促自己的后辈学习养生之道，强身健体。
太平天国运动中，人们对杀戮都显得有些麻木，这让我们觉得他们的思维观念也许还停留在中世纪。现代战地救护始于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那时的救护工作中，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有所体现，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朝廷和叛军都没有什么慈悲之心。斩杀太平军俘虏的时候，曾国藩就没有丝毫犹豫。1861年，他的两个弟弟给他写信，说剿杀人数太多，于心不安；他回信说，反贼杀得越多越好，只有这样才可根除流毒。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都应该诛灭。“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湘军攻占安庆时，诛杀了两万太平军；三河口一战，又有两万太平军死在屠刀之下；攻入天京后，湘军关闭了城门，在街头巷尾追杀太平军，10万人遭屠戮；不久之后，鲍超又在抚州大开杀戒，4万人成刀下之鬼。所有的这些杀戮似乎都没能触动大众的神经。太平军八王降清，却在苏州被杀，戈登对此很是愤怒，还企图射杀李鸿章，但曾国藩却并不认为有何不妥，并置评道：“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为眼明手辣。”从曾国藩这些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认同这些杀戮的行为，对俘虏的遭遇也漠不关心，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生性冷酷。这场运动中的杀戮，似乎更接近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法国的圣巴托罗缪之夜以及塞伦的猎巫行动；在清廷看来，太平军不是一般的叛军，他们不仅行谋逆之事，还要亵渎圣人经典，无视祖宗规矩，有悖人伦。清廷视其为毒瘤，故而要彻底铲除。
在京中任职时，曾国藩与洋人并没有过接触，也不了解洋人，在他看来，如果能把他们赶出中国，才算对国家有利。1849年，在是否应该允许洋人进入广州城的问题上，曾国藩在家书中说：“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成为湘军统领之后，他开始关心火炮，因为他发现战场上少不了这种武器；后来，他又意识到湘军的发展需要蒸汽轮船和汽艇，所以容闳提议在上海创办钢铁厂时他全力支持；起初他有点抵触来复枪，后来终于接受了；在他看来，外国军队只能用来部署防御；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但他的思想也是慢慢转变的，到去世前，他已经能想到依照西方的模式重建中国，这一想法颇有胆识，称得上是国士之见。
在邦交态度上，起初他对西方国家是怀有敌意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发现了洋人的毅力和优势，于是他对他们的印象也有所改观。1862年，在答复李鸿章的信时，他写道：“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不久以后，针对是否要用外国军队的问题，他在另一封书信中发表了同样的看法：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遂，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
关于“会防不会剿”，因为在别处提过，所以他在信中并没有多作解释，便直接开始细说“先疏后亲”：
先疏后亲一语，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本次数语以行，目下虽若龂龂不合，久之必可相合相安。
显然，曾国藩并没有把洋人当作劣等人对待。相反，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渐渐感觉到，洋人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差异，只有遵循儒道才能维护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长远关系。他反对通过欺诈来谋求眼前的利益，因为这种策略目光短浅，最终下场只会是满盘皆输。
打开国门接纳外国商人的做法，他是不同意的。在创办钢铁厂一事上，他很清楚外国的援助必不可少，但他不希望外国人在其中横插一手，抢走中国人的饭碗。商船队组建时，他要求让中国人先做些基础的事，等他们学会如何独立管理，便将商船队全部接管过来。国内已经流行开来的种种新鲜事物，他都不怎么感兴趣，宁愿按照老办法行事。关于对外贸易，他曾在文中表示，近数百年来，泰西诸国相争，无外盗取别国商贾之利以全母国。洋人来大清国建厂造局，实心存不轨，欲为害大清国子民。自与泰西各国交战以来，百姓民不聊生，如蹈水火。洋人已择三五口岸通商，商事日繁，然百姓困苦，无处申告，如陷倒悬。若食盐贸易对洋人开放，本国盐商生意定要受挫；若准许洋人建造仓房，本国库房店铺必遭排挤；若内河对蒸汽轮船开放，本国大小船家便没了生计；若让洋人开设电报、修造铁路，本国车马客栈也会被夺了营生。兴洋务，唯师其技而已，本国方得长久。
从曾国藩的这番话中，我们不难推想，如果他看到清廷后来的步步妥协，看到大清国的资源落到了洋人手中，看到朝廷的收入都用来付了洋人的利息，他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去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