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坛流芳，南浔金家
王世襄的母家“南浔金家”，亦是显赫门第，其是南浔“八牛”之一，家道殷实，有“小金山”之誉。尤是金家子女，艺术造诣深厚，又天资聪慧，才气斐然。
▲南浔金家旧宅
母亲金章为“南浔巨富”丝绸商金焘女儿，号陶陶，亦称陶陶女史，幼嗜六法，花卉、翎毛无所不工，而尤精于鱼藻。艺坛谓之“世间但知金陶陶以画金鱼得波涟灵动之感，实则其花卉翎毛亦楚楚有致，皆有宋元遗意。”
王世襄的四个舅舅，大舅金城（号北楼）、二舅金绍堂（号东溪）、三舅金绍基（号南金）、四舅金绍坊（号西厓），皆享有盛名。
大舅金城，为20世纪初北方画坛领袖，其精于绘画，善诗词，善画山水，间作花鸟。著有《北楼论画》、《藕湖诗草》。民国九年（1920）曾与陈师曾、周肇祥、徐燕荪等人筹建中国画学研究会。长子金开藩继承父志，在此基础上另立“湖社画会”。
二舅金绍堂，竹刻家。刻竹精细有法，刻诸家墨迹均极工妙，刻阳文山水、花鸟，可追踪吴鲁珍、周芝岩。著有《竹人续录》、《美术年鉴》。
三舅金绍基，曾任北平美术学院副院长、北平博物学协会会长等职。因经商有道，有“金百万”之称，其同时又是一位学者，曾执教南洋公学和北京大学。
四舅金绍坊，即金西厓，为竹刻史上继往开来的大家。吴昌硕曾赞“西厓仁兄精画刻业，孜孜无时或释，神奇工巧，四者兼备，实超于希篁（张希黄）、蛟门（韩潮）之上。”，其所制“摹善夫克鼎铭臂搁”，褚德彝则赞“银钩虿尾，毫发不爽，芷岩、云樵不能专每于前”。著有《西厓刻竹》、《刻竹小言》。
在“西清王家”一脉相承的“古典文化渊源”，以及“南浔金家”浓厚的“艺术美学基因”的熏养中，王世襄“玩物致学”，开始了独辟蹊径的治学之路，终至文博界泰斗。其“俪松居”所藏，也倍受藏家追捧。
▲金氏后人聚会（后排左二：王世襄，二排右三：金章）
▼俪松居藏珍▼
中国嘉德2021春季拍卖
中国嘉德有着很深的“王世襄情结”。
从2003年“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至2013年“王世襄先生藏工艺品”、“王世襄先生藏古籍文献”专场，继而2019年“俪松居长物”专题，总有说不完的故事，诉不尽的情怀。
“俪松居藏珍”藏家也奉之为“藏界符号”，纷纷通过竞拍的热情表达心中的敬意。如王世襄旧藏的“老渔翁图”，即以超过估价数十倍成交。
雅物适情，大概如是。
“中国嘉德2021春拍”，又即将再现王世襄风雅，囊括其旧藏70件书画与28件文玩杂项，传奇继续。
▲王世襄、袁荃猷
高祖王庆云
王庆云受曾国藩举荐，官运亨通，咸丰元年，授户部左侍郎，兼署顺天府尹。后任两广总督，加工部尚书衔，为朝廷重臣。
其善治国理财，所奏多励精图治之事，如“节流各款”、“取国家自有之财而理之”等，对盐务、赈灾、漕运等，也陈疏己见，受皇帝器重。
王庆云以科举入仕，五上公车，而金榜题名，著有《石延寿馆文集》、《荆花馆遗诗》等。其《荆花馆日记》中关于“诗文艺事”之说诸多，如“初十日，乙酉”有载“观厂肆，得墨八丸，小丸尤佳。见王觉献行草一幅，笔势飞舞，一二处似勾勒”，知亦喜文事。
亦或日记中载，道光二十七年，翰詹大考中，王庆云以诗、赋、楷法俱佳，列名第一，蒙道光帝召见并授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也可知其甚有才华。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
笔者观其日记，其为翰林时，所记多为交游酬应、吟诗习字情形，往来者如林则徐、沈葆桢、何绍基、何绍祺、倭仁、曾国藩等，范围则以福建同乡、乡试会试同年以及在京同僚等。
其中王庆云与何绍基家族交游甚为频繁。仅以道光二十六年日记为例，节选一二：
如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记：“早，祝何师母（何凌汉妻）寿。午刻，星房邀饮，过量。”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十日，记：“午后，子贞（何绍基）招饮，蕉林在坐，晤郑小山比部。”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廿一十日，记：“邀何子贞（何绍基）、子敬（何绍祺）、赵伯厚、翰臣、早甫在寓小饮。”
何凌汉
行书节临李邕《晴热帖》
160.5×38 cm，约5.5平尺
上款“雁汀馆丈属书”，即王庆云。“馆丈”为翰林前辈对后辈的称呼。
笔者考，何凌汉与王庆云既有同僚之谊，更有师生之情。嘉庆二十四年，何凌汉任福建乡试主考官擢祭酒，而王庆云亦是年中举。故其日记中曾称“祝何师母寿”、“在朝晤子贞，自粤东试差回，谈师母病状”等。
此外，二人又同曾为翰林院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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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祺
行书白居易五言绝句
31.5×96 cm，约2.9平尺
王庆云与何绍祺也有很深交契，常诗词唱和。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初五日，记“雨水。送蛤蚧与何子敬（何绍祺）刺史，系诗二百六十言。”
清代时，“刺史”多指知州、知府级别官职。何绍祺曾任台州知府、浙江粮道。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初六日，记“饭后，岵瞻邀集阄诗，鸢肩秋足句：苔径足音来旧雨……百啭高枝鸟友朋。得子贞（何绍基）、子敬（何绍祺）和章，词翰兼美。”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廿三日，记“何子敬（何绍祺）来，往适相左。”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廿四日，记“写联对、条幅十余件。子敬（何绍祺）来。”
此何绍祺行书“白居易无言绝句”，款识“丁未初春偶书，即请雁汀世仁兄正之。”其中“丁未初春”即是道光二十七年正月。恰是此时，二人数度雅集，诗文唱和，词翰兼美矣。
倭仁
楷书节录朱熹《近思录》
131.5×31 cm，约3.7平尺（每幅）
倭仁与王庆云为同年，皆是道光九年考中进士，彼此自是交谊匪浅，过谈不乏。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廿四日，记“艮峰（倭仁）、岵瞻过谈。”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记“候艮峰（倭仁），适进六班。”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初二日，记“进城拜客。与艮峰（倭仁）谈两刻许。”
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初一日，记“代艮峰（倭仁）题卢氏县摩崖古洛字，拆两开。”
此楷书节录朱熹《近思录》，即倭仁乞正于王庆云。作为“理学名臣”、“三朝元老”，倭仁参预朝政，在晚清政界、学界，皆有重要影响。而王庆云亦曾多次书赠倭仁墨迹，如《观天地生物气象》、《书日记两则》等。
李棠阶评其“海内人士论中兴功，佥外首曾、胡，内推倭、李。”
汤金钊
行书节录谢良佐语
152×36 cm，约4.9平尺
汤金钊为四代元老，曾任吏、户、礼、工、兵部侍郎，及四部尚书，可谓仕途显赫。
而其书法亦是造诣深厚，《国朝先正事略》载其“书法颜真卿，中年临褚、赵，尤能秀润沉稳而有丰神。自七十五岁以后，每日晨起书经二百字，十三经皆遍。”
此“行书节录谢良佐语”，笔酣墨足，线条秀润，笔力雄健，自然畅快，字体则大小错落，章法布白严谨疏朗。其为官清廉，字如其人，堪称佳作。
汤金钊与林则徐皆主张禁烟抗英，彼此交谊深厚，而王庆云与林则徐既是同乡，又常往来。此外，汤、王二人皆曾为翰林院编修，故称之“馆丈”。
另有叶道芬、吴涵、李熙垣等，不一而足。
祖父王仁东、伯祖王仁堪
王仁东
王仁堪
关于王仁东，据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载：“旭庄初官内翰，与兄可庄先生同在京朝，时称二俊。兄殁于苏州。旭庄以郡守待缺江南，寻进观察。辛亥后，移家沪渎，郁郁不自得，遂有心疾，居数年乃下世。其女荇芬为搜集遗稿。”
而王仁堪则是作为状元，文名卓著，文思逸彩不群，又品行端一，胸怀甚是旷达，是晚清难得之循吏。翁同龢日记中，曾言“王仁堪，极好，通各家说”。
钱载
梅花诗卷
画：31.5×243 cm，约6.9平尺
跋：35.5×180 cm，约5.8平尺
此钱载《梅花诗卷》，据卷后李慈铭、樊增祥、顾曾烜跋文可知，为王仁东、王仁堪兄弟光绪戊子年（1888）所得。
局部（一）
据郑孝胥《<海藏楼诗>注译稿》中所言“时郑寓北京宣武门下斜街王仁堪宅”，张謇作《闻下斜街旧寓因雨尽圮，寄可庄、勖臧，兼示苏龛、聘耆两舍人》等，即可知王氏兄弟所居下斜街寓所，名士云集。
如进京赶考的学子、同光体诗人、社会名流、皇亲贵胄等，皆于此诗词唱和。其中包括陈宝琛、郑孝胥、张謇、翁同龢、陈三立、李慈铭、樊增祥、梁鼎芬、沈曾植、盛昱等，众人或亲友同乡，或姻亲，或官场同僚，或师生等，往来频仍。
局部（二）
此钱载所作“梅花诗卷”，即王氏兄弟得之，李慈铭、樊增祥、顾曾烜作跋。
王氏兄弟中，以王仁堪为例，其与李慈铭之交游记载诸多，据《清末明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活动年表》P58载，光绪十四年（戊子）“（正月）二十七日，沈曾植、袁昶、王颂蔚、招同人宴集松筠庵，李文田、黄体芳、李慈铭、王仁堪、黄绍箕、冯煦、刘岳云、王咏霓在座”。
王仁堪殁后，春秋致祭，则由樊增祥撰文，陈宝琛书碑。
“前身定是明月，几生修到梅花”，钱载的梅花画作甚是少见，此作于其八十岁高龄，距其原品休致，归里后掩关百福巷中，已有数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其《墨梅》御题，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
▲钱载《墨梅》御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片via：开放博物馆
钱载自幼师从陈书学画，画风简澹超脱，天然逸致，有徐渭、陈淳的遗意。此作梅花，纯用水墨，枝干繁花疏密有致，又得“浓淡干湿”之妙，可谓“无色胜有色矣”。乾隆曾题诗赞其梅花“点点圈圈具生意，斜斜直直引吟肠”。
钱载与金农、罗聘关系亦有交游，其梅花画风也颇似。
题识中“丙午除夕至丁未人日，在山中得诗凡六首”，所言即是其修葺钱氏先人的永安湖丙舍之楼。
钱载对于永安湖的情感甚深，屡屡寄情于此，盖其对先人之追思。而丙舍年久失修，其亦数度修葺之。如乾隆丁巳年（1737）2月，观丙舍“瓦屋得五楹，岁久今无墙”，其“涂泥塞孔漏”，又作《葺口城丙舍》诗，甚是悲切。
乾隆丙午年（1786），其又再次入山修葺山楼并度岁。作诗“山拥东西钱氏舍，湖收南北郁家塍”，“离郡扁舟何太久，祀先都付子孙曾”。此梅花卷，即是作于此间，与记载相符。
郑孝胥、费念慈、张謇
行书花卉合锦
王仁堪与郑孝胥为同乡，对其多有照拂。郑氏进京赶考寓居“下斜街”期间，王仁堪时常邀其与京中名士诗歌唱和。
郑孝胥日记中，载“出场，归已暮，可庄（王仁堪）邀饮，仲弢在座”。亦或载“将登车，可庄次子小三出拜送，扣余为师，言且寄所作论，请于遥改，出势前谒”。
其亦曾为王仁堪妻作寿诗《王可庄夫人八十生日》，诗云“忍庵馆我斜街日，亲见事亲共贤匹。留得忧天杞妇心，陨及宗周更奚恤。 ”可知王郑关系匪浅。
郑孝胥作“出都留别”，或即其科举落榜后，与王仁堪、王仁东兄弟依依惜别之情。诗中所书“诸郎能倜傥，为我各徘徊”，与日记中“可庄次子小三出拜送”相符。
张謇与王仁堪、王仁东，皆有极深交契，俱是“清流派成员”。
《翁同龢传》有载，“光绪三年状元，（王仁堪）在翰林院时，协办大学士全庆掌院，约翁同龢看'馆课’，极赏识王仁堪，实际上有师生之谊，因为王氏伯仲皆亲翁同龢。当时名士凡亲翁同龢者如盛昱、李慈铭等，皆恶张佩纶。”可知王氏伯仲与翁同龢有师生之谊。
而《张謇全集》有载，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三月，（张謇）至江宁，……至京，先寓杨梅竹斜街和含会馆。吊问夏厚庵。移寓内城东单牌楼观音寺胡同文昌关帝庙。识黄仲弢（绍箕），王可庄（仁堪）、旭庄（仁东），梁节庵（鼎芬），沈子培（曾植），宗室伯熙（盛昱），濮止潜（子潼），王芾卿（颂蔚），张伯纪（云官），丁恒斋（立钧），与为友。”始于王氏伯仲相识并相交。
此后，王仁堪、王仁东、张謇往来诸多。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载，如四月三十日载张謇：“诣仲弢、可庄，不直。”五月十八日：“借可庄三监本《皇甫碑》。”
王仁堪离京时，王仁东为张謇送考，如《柳西草堂日记》载：“（八月）七日，知典试者为潘祖荫、翁同龢、奎润、童华。星海馈食物。八日，申刻入场。保之、铁山、甹耆、礼卿、旭庄（王仁东）、星海（梁鼎芬）、云阁、子培皆送场。”
张謇与王仁东的交谊诸多，不一一而足，如其诗《王司直属寿其季父旭庄太守仁东》，日记中“（八月）二十三日，旭庄置酒，未赴。”、“（九月）五日，写字。与旭庄讯。”等。
此张謇作行书诗，时光绪十二年四月廿八日，正值其候试留都下，同年正月九日：“勖庄（王仁东）母夫人生辰，往祝。”也可知此间往来之密切。
而费念慈与王仁堪，皆以黄体芳（黄绍箕父）为师，可谓有同门之情。其又嗜藏金石古玩，与盛昱、王懿荣、端方等常有往来。
笔者考费念慈有唁函致黄绍箕，提及王仁东。“五月之晦，于申浦见旭庄丈（王仁东），始惊闻夫子大人骑箕之讣，相持而哭。”亦可知其与王仁东、王仁堪伯仲有交谊。费氏与翁同龢、汪鸣銮等亦师亦友。
盛昱
行书六言联
86×16 cm，约1.2平尺（每幅）
王仁堪与盛昱，皆是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有同年之谊。王仁堪曾作诗“意园公子历下来，磊砢相逢意特中”相赠。
王仁东则曾请盛昱弹劾张佩纶。《张謇全集》中也有诸多记载盛昱与王氏伯仲宴集情形。盛昱与黄绍箕、费念慈等亦有交谊。
此盛昱行书六言联，相赠王仁东，笔力雄健，线条硬朗，《皇清书史》赞其书“体势万峻，源出欧苏”。
潘良骏
行书“闲事莫管无事早归'
115.5×31 cm，约3.2平尺（每幅）
潘良骏，榜名遹，字伯循，一字汉秋。浙江山阴（绍兴）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赵之谦门生。
其与李慈铭、李毓如等相友善。而赵之谦尺牍中，常有提及潘良骏。如《致陈子余、凌尘信札》中“潘良骏附请安（渠禀后寄上）。”、“到京可往招弟之门生潘伯循（山阴人，兵部主事），其人妥当小心，可以谆托。”、《致潘伯循札》中“介孚已被劾”，（周介孚，鲁迅祖父）。
徐树兰、徐友兰所办“诵芬堂”中，潘良骏曾于此读书。“复于其右别构精舍，面山凿池，莳花养竹，种山之阴，最占幽胜，先伯父与府君共读焉。时世伯金忠甫京卿保泰、潘伯循驾部遹（潘良骏）、年伯程雨亭廉访仪洛、姻伯汤癸生舍人懋功，先后皆来此读书，联床共砚，日夕观摩，交游之乐，文字之益，殆不可多得。溯府君读书于此者凡五六年。”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中有李慈铭有载“同车往。座有潘伯循、仲彝、秋伊、弢夫、子宜、心云等诸君。余招秋菱、霞芬。”
李慈铭与王氏伯仲相交，而潘良骏则与其友善。此行书相赠王仁东，“闲事莫管无事早归”，颇得生活哲思。
何维朴
篆书九言联
148.5×19.5 cm，2.6平尺（每幅）
王家与何氏家族可谓世交，从王庆云与何凌汉、何绍基始，已是关系莫逆。何维朴为何绍基孙，官内阁中书，协办侍读，江苏候补知府。
其晚岁时，寓居上海，而王仁东也是政坛郁郁不得志。尤是辛亥革命后，众遗老在沪时有雅集，以谴胸中愤懑与无奈。
何维朴书法摹其祖何绍基，而得形神，恣肆浪漫，有家学之风。此篆书古拙朴厚，掷地有声，金石味俱足。
陈宝琛、梁鼎芬、易顺鼎
行书自作诗集锦
陈宝琛为王仁堪姐夫，而王仁东又是陈宝琛的妹夫，自然与王家往还无虚日。郑孝胥日记中，即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十三日，其宴请陈宝琛、 王允皙、 陈三立、梁鼎芬、 王仁东等。
而梁鼎芬、易顺鼎等人，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易顺鼎被聘请教两湖经史文课，梁鼎芬则被聘主持光亚书院。武昌幕府，名士云集，江宁布政司署“瞻园”往来无白丁也。
此外，在京时，梁鼎芬曾居住于吴可读故居，与王仁堪寓所甚近，而王仁堪担任镇江知府时，对梁鼎芬也时有接济。王仁堪过世后，梁鼎芬悲恸作诗“芳菲一往成彤节，言笑重来已隔生”。据此也可知其与王氏交情笃厚。
另，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二十三日，陈三立、易顺鼎、王仁东等人宴集于南京。
樊增祥、梁鼎芬、陈三立
书法扇面集锦
樊：16×51 cm，约0.7平尺
事实上，若以王氏伯仲为中心，即可见晚清庞大之人脉关系网。不论是京师，亦或南京、上海等，皆是频繁饮集。
京师时，众人为清流一派，南京时，江宁知府杨钟羲为盛昱表兄弟，与沈曾植、陈三立、樊增祥、郑孝胥、王仁东等人又诗文唱和，而上海时，则又相互砥砺品节，感怀时事。
仅以陈三立南京交游为例，其与樊增祥、王仁东、陈宝琛等人的宴集，就有数十次之多。如宣统元年（1909）七月初三，九月初八，十月十七，十二月二十六日等。
汪洛年
论诗图
33×85.5 cm，约2.5平尺
汪洛年亦曾受张之洞聘任为两湖师范等校图画教员，大江南北，皆震其名。而辛亥革命后，其寓沪卖画自给。
彼时，上海有诸多遗老，皆是故交，又常聚集会。
《沈曾植年表》（戴家妙编）有载：“1912年春，汪社耆为沈绘山居图，陈三立、杨忠义、陈衍各缀句记之。端午，樊增祥与旭庄（王仁东）同车访沈。七月，移居麦根路十一号，与樊增祥、梁鼎芬甚近。做《移居》诗四首。”此与汪洛年题识相符。
汪洛年曾赠王仁东“钮树玉临《礼器碑》”，也可知彼此交谊。
而吴昌硕、汪洛年、郭似埙亦曾作《海日楼重谐花烛图》贺沈曾植与夫人结婚五十年，为之纪念。
吴昌硕
题东魏兴和程荣造像
60.5×45.5 cm，约2.5平尺
此件为晚清著名藏书、刻书、金石考证家徐乃昌手拓。清亡后，其亦寓居上海。
考陈三立南京交游，“宣统二年（1910）二月初四，陈三立、樊增祥、王仁东、徐乃昌等人宴集”，亦可知王仁东与徐乃昌有交往。
又据《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生活年表》，辛亥革命后，郑孝胥及吴昌硕、李瑞清、王仁东、王闿运、林开謩等几乎唱和无虚日，且组成著名社团淞社。
吴昌硕曾为王仁东刻诸多自用印，如“此中有真意”，边款：“光绪戊戌暮春，勖庄先生令刻，昌硕记。”亦或“王仁东印”，边款：“戊戌三月为勖庄太守，俊卿。”
王仁堪为科举状元，交游往来者皆名流，而王仁东亦曾诗云“十载谏官风骨在，三吴名宿网罗多”，也可知其友朋众多，人脉错综复杂。
父亲王继曾、母亲金章
王继曾（怀中幼儿为王世襄）
金章
宣统元年（1909）王继曾（字述勤）留洋归国，任张之洞的秘书，不久改任驻法留学生总监。后无意仕途，渐淡出政界。
梁鼎芬
题焦山石碑拓片
38×41 cm，约1.4平尺
梁鼎芬与王仁东为知己，故对后辈王继曾，有诸多关爱，以“焦山石碑拓片”相赠。其题识中言及“此石在焦山沙滩，杨惺吾（杨守敬）、李文石（李葆恂）也未曾得见”，又言“述勤好古，以此赠之”。
梁鼎芬别号甚多，有“藏山、竹根亭、鹿亭、节庵、冬厂、蔎兮词客、病翁”等数十个之多，堪称清代第一。
此外，焦山碑林有“江南第一碑林”之誉。光绪十六年至十八年，梁鼎芬曾隐居于焦山海西庵，其曾言“岁游焦山，见书藏未毁，瑶函秘籍，如在桃花原不遭秦火。山僧尚守成规，簿录管匙，虽历七八十年，流传弗替，可谓难矣”。
亦曾诗云“焦山读书处，南海访师人”等。焦山的隐居，对于梁鼎芬而言，并非消极避世，也非终南捷径，而是仕途受挫后之精神宣泄与悠游寄托。
沈瑜庆
沈瑜庆与王仁东既为同乡，又是同僚好友。1913年，上海樊园，沈瑜庆、陈三立、沈曾植、王仁东、樊增祥、梁鼎芬、何维朴等人即有雅集。
而上海“读经社”，活动常在沈瑜庆寓所内举行，王仁东为常客。《郑孝胥日记》中也有载“郑孝胥应邀与沈瑜庆、王仁东等人往广和居聚饮，三鼓始散。”
此外，沈瑜庆曾与王仁东、沈曾桐共同拜谒翁同龢等，此皆可知沈王两家的交谊之密。沈瑜庆节临孙过庭《书谱》，亦是长辈对晚辈的书艺期许。
金章、凌金寿
梅花·楷书题画诗
14×45.5 cm，约0.57平尺
金章擅画花鸟鱼藻，有《金陶陶女士画册》、《金鱼百影图卷》传世。工诗词骈文，著有《濠梁知乐集》四卷。
1920年，其参加中国画学会，任评事。此梅花以传统工笔勾勒技法及没骨画法成之，以色为主，辅以淡墨，天趣嫣然，很有清新脱俗之气息。
上款人“奎侯”或为沈祖伟，字奎侯，浙江吴兴人，18岁毕业于圣约翰书院，1910年8月考取第二庚子赔款批赴美留学，1914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任河海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务长、校长等职，后为国民政府交通部科长。
大舅金城
金城
王世襄的四位舅舅，皆有大名，尤以金城、金西厓最盛。
金城与陈师曾同为京派绘画的领军人物，惜过早离世。著有《藕庐诗草》、《北楼论画》、《画学讲义》。
为承继金城遗志，在其入室弟子陈缘督（字梅湖）的提议下，由金城长子金开藩继承父志，会同其父的其他弟子惠孝同（字拓湖） 、赵梦朱（字明湖） 、陈少梅（字升湖）等，因金城旧号“藕湖”，其弟子亦均以“湖”字为号，故取名“湖社画会”。
金城、荣文
松壑流泉·楷书谢希逸《月赋》
20×20cm，约0.4平尺（每幅）
出版：《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王世襄著，第14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金城题识“陶陶三妹属”以及荣文“陶陶世妹属”，即为金章。荣文，镶蓝旗人，有山水、花卉画作传世。
由于西学东渐，金城一直主张从中国画中寻找改良之法，此“松壑流泉图”设色清雅，行笔奔放，既得传统文人画的典雅，也不似“四王”之沉闷，空间感甚足，有自然之美。
金城
天台石梁图
112.5×51 cm，约5.2平尺
出版：《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王世襄著，第14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明人邓云霄曾有诗《题天台石梁图为谢苍宇八十又一寿》，诗云“名山高架石为梁，移在君家玉树堂。霞起赤城悬瀑布，花明华顶落天香。逍遥龙杖超尘界，缥缈星冠立上方。自是仙都多胜侣，碧桃宁独待刘郎。”可知此间之盛景仙境。
此金城作《天台石梁图》设色多样，金碧、青绿、浅绛等兼而有之，敷色亦是细腻，可见其绘画造诣功力之深。
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之初，金城即言“提倡风雅，保存国粹，精研古法，博采新知”，此要义于其笔触间提现淋漓尽致。
王世襄也慨言，若非金城过早谢世，其画坛地位将重新定义。
除山水画外，金城亦兼工花卉类题材，诸如竹、菊、荷、梅等，写意写实兼具。
在清末民初之际，画坛上关于中国画“新旧之争”不乏，“四王”更是为众矢之的，而金城不批判、不守旧，持以“法于古法，化于造化”，以旧图新，颇似明末清初王时敏“以复古为更新”的画论。
西方绘画与中国绘画各有所长，绘事本应“穷造化之变幻，极心思之灵妙，循古人之旧章，参一己之新意”，方可变化中求发展。
此“东坡诗意花卉四屏”，鲜妍浓厚，鲜少火气，自具一种烟润之致，观之心旷神怡，同时也极具写实功力，如荷花、梅花、菊花之造型，松石之坚韧，而墨色晕染，又有写意万物蕴彩之飘逸淋漓，真佳作也。
西清王家，四代守珍
俪松居：王世襄、袁荃猷夫妇
王世襄家族，自高祖王庆云时，即以举业入仕，此后又多文人，喜文事，所藏名家墨迹亦是颇丰，及至王世襄“俪松居”时，已是蔚为壮观。
此梁同书行书七言联，书于“辛未之春”，即嘉庆十六年（1811），彼时其八十有九。史载其“年九十余，尚为人书碑文墓志，终日无倦容，并无苍老之气”。
梁同书恪守帖学一脉，笔意自然，线条平和冲淡，结体谨严，文雅而富有书卷气，此书即是如此。上款人“鹤舫老先生”暂不可考，同时期有张映宿，字次南，号鹤舫，阳曲人。乾隆丙戌进士，官知县。有《鹤舫诗稿》。生于雍正十三年（1735），卒年不详。
其与翁方纲、刘石庵（刘墉）、王梦楼（王文治）并称于时，又与梁巘、梁国治并称“三梁”。
钱沣为乾隆朝大臣，时人谓其书法逼近平原。平原者，即鲁公颜真卿也。其平生仰慕颜真卿为人，书亦法之，得其神而不袭其貌，堪称学颜第一人。
乾隆时期，朝堂多以董其昌为法，而钱沣则对鲁公情有独钟。此后，清代文人学颜字，必以钱沣为宗，如何绍基即是如此而卓然成家。
此行楷书，笔力雄浑，气格宏大，有出锋之势，有峻拔之姿，可谓筋骨展露，力透纸背矣。
翟云升，淡泊名利，无意仕途，先后五次拒官。童生试时，莱州知府张问陶赏之，拔其为第一。道光二年进士。性嗜古，工诗，尤精隶书。
彼时，金石学兴盛，如伊秉绶、桂馥、邓石如等，皆是篆隶名家。而翟云升书从桂馥，受其影响很深。内阁侍读叶名沣致其信札中，赞言“自我朝桂未谷先生萃汉之华，专心复古，可称绝学，先生实得其传。桂君而后，当推先生为第一人。海内共称，良非溢美。”
翟云升与陈官俊、杨以增、王筠、何绍基等往来较密，而何绍基与王庆云为至交。而王庆云与翟云升之交往，暂未细考。
此隶书六屏，端庄强雄，结体平稳古朴，行笔又方圆兼施，点画亦是浑厚与瘦劲俱有，字距错落有致，可谓苍硬老辣。无怪乎“乞书者日踵其门”。
杨沂孙篆法精纯，为篆书大家，其书法邓石如最多。其晚年时，书法尤佳。
此其光绪四年（1878）所书，线条细劲，充满韵律感，少有篆书常见之纵势，而多扁方，更得醇和典雅神韵，收笔处裹锋，略似垂露，自然流利。
清中晚期，吴昌硕、吴大澂、赵之谦等，皆受其书学思想影响。
此外，杨沂孙与翁同龢为同乡知己，如《翁同龢日记》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中有载“杨咏春来……昨携归之邓字，咏春云恶劣不堪，急卷还之”亦或同治七年十月十八日记“吴冠英所画小像成，寓松楸之意，咏春仲伯题之，余拟以'听松'二字装卷首”。
而王氏伯仲与翁同龢实有师生之谊，又王庆云曾兼任实录馆副总裁官，而翁同龢为实录馆校对生员，此亦是渊源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