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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与晚清大变局
海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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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义
“既生瑜，何生亮？”《三国演义》里东吴将军周瑜临终时的一句沉重叹息，至今仍常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成为“瑜亮情结”的经典表述。虽然这是小说家言，但现实中和历史上确相当常见。后世把两个出身、地位、才情相近又不得不在一起共事，但相互嫉妒暗自较劲、内部恶斗的人及其心理现象称作“瑜亮情结”。
晚清历史上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关系，就有点类似于周瑜和诸葛亮。，但结局却完全不同。
演义里周瑜的“瑜亮情结”至死不悟，而历史上左宗棠的“瑜亮情结”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化解。
01
瞧不起的曾涤生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三湘占了二湘。两人都出生于11月，左宗棠比曾国藩小一岁。世人都知道左宗棠要比曾国藩聪明，智商高。这个印象其实都来自二人的自以为。曾国藩以笨拙自许，自称“笨人”，左宗棠以聪慧自许，自称“今亮”。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然其实，“才华出众”的左公，三次会试都不能中进士，“笨人”曾国藩却顺利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当然，能不能中进士，毕竟不能说明有无才华。少时读书令老父头痛的李文安——李鸿章父亲也能考中进士，就说明这一点。但有一点，不能不令人深思，那就是曾国藩好歹成为晚清桐城派散文后期的大家，又被公认为名儒；而左宗棠却在诗文方面的造诣显然不如曾国藩，也不被人视为名儒。
左宗棠的“瑜亮情结”根源上就在于没有考中进士，而性格上的不服输、不认命的左公，表面上不在意功名，心底里却极为看重。科举不第的打击，深深的影响了左公一生。其心态和行事，处处都体现出这一点。这就好比现今一个非北大清华不上的学生屡考不中，而一个大家认为“三本”都考不上的学生却破例考上北清一样。左公对曾国藩是不服气的。
两人年青时没有什么交集。直到咸丰三年（1853）初，曾国藩到长沙办理团练时，两人相会于长沙城。此时，两人都已过四十不惑之年，曾国藩已是二品侍郎大人，左宗棠呢，只能给湖南巡抚当幕僚，也就是旧时的“师爷”，体制外人物。
左宗棠在给女婿陶桄的信中提到了两人的关系：“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直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曾国藩留给左宗棠的第一印象是“才具稍欠开展”。这六个字意味深长，一则落实世人对曾国藩才具平平的观感，二则彰显自己的才华，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评价中始终离不开的字眼。
左宗棠在公开场合称曾国藩为“涤公”“涤兄”，其实，私下里称“涤生”（曾国藩字涤生），其意很明显，要与身为朝廷大员的曾国藩平起平坐，内心里那种轻蔑之意不言而喻。
咸丰四年（1854），左宗棠写信给严正基，谈及湖南的战况，提到曾国藩时依然不忘数他的缺点：“ 涤兄从岳州归后，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少阅历’三字是其所短，然忠勤恳挚，则实一时无两。……吾乡之危而复安，则中丞与涤翁之力也。”这里，两个“无”字：“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恐怕也是托大，曾国藩要和湖南巡抚商量，作为幕僚的左宗棠自然也在现场。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用兵方略也是不屑的，公开或私下里多有批评，轻蔑之意始终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涤公于我极亲信，毫无间言。唯才略太欠，自入窘乡．恐终非戡乱之人。”
左公认定曾国藩不是戡乱之人，这和湖南官场共同的认识并无不同，反过来也显示左公的识见也无甚远见。
曾国藩在长沙呆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期间约一半时间还在衡阳练兵。这么短的时间，曾左之间发生了第一次龌龊。
曾国藩的书信、后期核心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王闿运《湘军志》等都有记载，咸丰三年，曾国藩于湖南募饷，募到了胡林翼的亲家陶澍家里。赵烈文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是这么说的：
“左副帅为陶文毅亲家，督帅初奉旨督办团练时，欲捐陶氏金，左袒护之，以是有意见。左负气凌蔑一切，日益龃龉。”
王闿运的《湘军志·筹饷篇第十六》记载： “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
陶澍是湖南名宦，也是胡林翼的岳父、左宗棠的亲家，他生前与曾国藩并无交集，后世有学者称陶澍对曾国藩影响很大，纯是臆念。陶氏总督两江多年，虽是有名的清官，但其家中田产颇丰。曾国藩为了筹饷，曾精打细算过， “益阳（笔者注：陶澍是湖南益阳人）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伤元气”。
在曾国藩眼里，陶家算是湖南有名的富户，值湖南警报迭起之际，贡献数万缗钱，是理所应当的。此前，陶澍已逝，据曾国藩书信中所记，陶家原承诺捐钱三万两银子，但当曾国藩派人去取时，却只肯捐一万两。曾国藩在给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信里表示十分气愤： “陶家仅捐一万，侍已严批不允，且正月交五千，三月交五千，尤为支展，常家之项，非勒不行，竟须拿其家属。侍自问平日尚不妄施，至此迫急之至，无复嫌怨之避，亦无复逊顺之常，难求亮于人耳。”他还催促湖南按察使仓景愉“一施辣手，提人赴衡”。
其子陶桄请岳父左宗棠出面说情，请求减免，哪知曾国藩照样不肯破例。他嘱咐属下夏廷樾：“ 常家捐项务求诸君同发雷霆，陶家受国殊恩，亦义无可辞。”这个事在当年闹得动静很大，陶澍之子陶桄还向巡抚衙门上诉，骆秉章也很为难，一边是军饷急需，一边是湖南名宦后人，为了息事宁人，骆秉章只好从省库中拨付粮饷给湘军，以安抚曾国藩和陶氏后人。
然而，曾国藩并不罢休，毕竟湖南府库本来就不足，关键是一旦破了例，后续筹饷就更难了。有位姓杨的员外，家里殷实却不肯认捐，曾国藩发签将其胞弟拘至衙门，杨家立刻捐出二万两银子。尽管此种勒捐之举引起了省内大户人家的普遍恐慌、怨声载道，但曾国藩不得不这么做。在他看来，国难当头之际，那些曾经受朝廷深恩的人却不肯出力，实属可恶。他在给湘军“财神”郭嵩焘的信中明确表示：
“（ 陶家）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若非三万金，则竟以入奏。京师之人尚能持平论者，无使足下代我受冤也。”
这件事涉及到左宗棠家事，他如何看待？虽然左宗棠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就人情而论，无疑会影响到曾左关系。否则不至于过了七八年，曾国藩的幕僚还会在日记中记下一笔。
02
尴尬的蜜月
在湖南练兵期间，曾国藩和湖南巡抚骆秉章关系不算融洽，甚至互有介蒂，作为幕僚的左宗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倒是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东征以后，左宗棠于公于私对湘军出力不少，曾国藩对其甚为看重。一则是左宗棠湖南巡抚幕僚的身份，一则是左宗棠的见识才华，曾国藩都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无论如何，湖南是湘军的饷源和兵源基地，曾国藩谁也靠不上，只能靠湘军的发源地。因此两人通信频繁，彼此互动不错。加上有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居中协调、两方圆洽，曾左算是度过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
虽然是体制外人，且不信曾国藩是“戡乱之人”，但抱负不浅且颇具家国情怀的左宗棠对湘军战事始终高度关注和支持。曾国藩作为无饷无权的在籍侍郎不得不要倚靠湖南巡抚作为后援，他深知左宗棠深受湖南巡抚信任，知道他在其中的作用，每每给湖南巡抚写信的同时，还要给左宗棠去私信以托付。左宗棠自然当仁不让，随时关注着战争的变化。
到了江西后，曾国藩处境倍加艰难，军事上进展迟钝，人事上与江西官场不合，左宗棠深感忧虑，写信给王錱： “江西大局赖此可望转机，而大僚与涤公渐有龃龉之意。涤公性刚才短，恐益难展布矣。”也给胡林翼致信： “涤公方略本不甚长，而事机亦实不顺利。”这种忧虑既有真情表达，恐怕也有希望能换人的意思。总体上是不相信曾国藩能胜任“戡乱”。联系多年后，曾经在铜官败仗后救起投水自杀的曾国藩之部下章寿麟特作《铜官感旧图》，左宗棠为其写序中所言：
“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
是啊，曾国藩若死于铜官，荡平东南的重任谁说后继无人呢?他只是没有明说“非我左宗棠莫属”了。
咸丰七年（1857）春，曾国藩父亲病逝，曾国藩闻讯后，未等朝廷谕旨准假即弃军回家奔丧，在军中的九弟曾国荃亦弃营归里。曾氏兄弟的做法引起左宗棠大为不满，他认为此举辜负了湘人的重托。左宗棠致信曾国藩，批评 “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也致信批评曾国荃： “此事似于义不合，盖军事重大，不比寻常宦游，可以自主；即如营中兵勇有父母之丧者，不俟允假即行回籍，带兵官能听之乎？况涤公受命讨罪，金革之事无避，古有明文。当此世局艰危之时，岂可言去？”
在公开场合，左宗棠也毫不掩饰这种不满和批评。以左公的性格，公开场合的言语批评只会比书信中更难听。否则，曾国藩不会与左宗棠中断通信一年。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于闲居中反思，学道家之柔术，于复出之前，托九弟曾国荃将自己的手书寄给左宗棠，左宗棠回信中也罕见地作了自我反思：
“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持。窃念频年抢扰拮据，刻鲜欢悰。每遇忧思郁结之时，酬接之间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纸书之，略无拟议，旋觉之而旋悔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词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毖殊疏，则年过而德不进之征也。来书‘晰义未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
奉旨复出的曾国藩途径长沙，特地停留遍访湖南官场，拜访左宗棠时，还专意集一联相送： “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并希望左宗棠书写成篆字联，这样一来，算是两人“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咸丰九年（1859），樊燮案发。左宗棠受到朝廷严旨追究，在长沙不能立足，准备北上。胡林翼等人劝说其投归曾国藩。
左宗棠写信给王錱，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涤帅自前书抵牾后，即彼此不通音问，盖涤以吾言过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尽在涤矣。昨此间得寄谕，欲以弟帮办涤公军务而问可否，谕中又有云：‘左宗棠无意仕进，与人难合。’其为帝心所谅如此。自念菲材，备深惭感。然恐合之两伤，如何如何！”
此时他已得知曾国藩好意招其帮办军务并收到朝廷谕旨，眼见转机就在眼前，左宗棠却流露出自知之明，所谓“自念菲材，备深惭感”，恐非真心话，担心“合之两伤”，倒确系实情。他显然也领教了曾国藩对自己的“高亢”并不感冒，连皇帝都知道他“与人难合”，自己却本性难移，“如何如何”！
然而，叹息归叹息，左宗棠不得已接受曾国藩向朝廷的保荐，以四品京堂身份赴曾国藩军中帮办军务。
此前，曾国藩并不希望左宗棠前来，他也深知左宗棠不是那种甘为人下的人物。后来也不希望他独领一军，怕的也是“合则两伤”。但是，曾国藩胸襟非左公所能猜度，一则因为他惜才，二则也是军务需要。与其让他在自己身边帮办军务而尴尬，不如成全他。因此，左宗棠很快获准回湘练军，开赴江西作战。
这段时间，左宗棠对曾国藩要恭敬得多了，一口一个“涤帅”“涤公”。家书中也毫不掩饰这种亲近：“涤公于我极亲信，毫无间言”，“涤帅于我情意孚洽之至”。曾国藩深知左宗棠渴望独立自主，便决意不再遥制 ：“战事如鸡之伏卵，如妇之产子，气机惟己独知之，非他人所能遥度也。仍请阁下斟酌迟速，无以鄙言为意。”不仅完全下放权力，连粮饷都格外接济。左宗棠早就希望摆脱曾国藩，他练军初成，自另立一帜，自号“楚军”。曾国藩心知肚明，当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杭州失守，浙江巡抚王有龄死，曾国藩立即举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做了一个大人情。
这也将曾左关系推到顶点，很快，左宗棠的瑜亮情结就马上露出来了。
03
绝无良心科牟冕
左宗棠任浙江巡抚仅一年，朝廷即于同治二年三月超擢他为闽浙总督。对于这次提拔，曾国藩吃惊，毕竟左宗棠担任巡抚，已经属于破格超升，他的九弟曾国荃征战八年立功无数，才获巡抚虚职。左公巡抚浙江一年并无特殊建树，转瞬间即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大出所有人意料之外。于是，后世各种阴谋论频出，称朝廷此举，不过是扶持左宗棠分化湘军牵制曾国藩而已。殊不知，此时朝廷正倚赖曾国藩及其湘军迅速平定东南，要分化、牵制一个重臣，何以如此迫不及待？
左宗棠入浙江以后，虽然浙江仍归曾国藩节制，但他对曾国藩的态度明显轻慢起来，有时连曾国藩的信也不回，曾国藩也不深究。二人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
同治三年，太平军复攻皖南。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却隔空干预，认为这是曾国藩调度不利所致，在未咨商曾国藩的情况下，直接上奏《请饬杨岳斌督办江西、皖南军务片》，建议朝廷派杨岳斌督办江西、皖南军务。而杨岳斌本是曾国藩亲信的湘军水师提督，当是时，杨岳斌正率水师封锁长江，协助曾国荃吉字营围攻金陵。这一举用心叵测，一是企图将杨岳斌从水师中拉拢分化出来，二是企图将江西、皖南从曾国藩的势力范围中分割出来。这对曾国藩权势和威信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因此，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对左宗棠这一奏折评价道： “旁敲侧击，复见金陵之兵力甚充，不必视为过重，及曾中堂之用人，未能尽人之长。寸楮之中，凶锋四射，似乎天下舍己之外，更无公忠体国之君子。吁！险矣。”赵烈文尚且能看出端倪，难道曾国藩心中不明白？
同治三年五月十二日，曾国藩又奉到上谕：“陕甘总督著杨岳斌补授。该督现在督办皖南、江西军务，未到任以前，著都兴阿署理。”当天曾国藩在日记中惊叹不已：“厚庵（注：杨岳斌的字）以提督而简授陕甘总督，特恩旷典，近世所罕见也”。
然而，杨岳斌由他熟悉的水军统领转为并不擅长的陆路文职，并不合他心意。他在《谢两承恩命折》的奏折中明白表示： “若舍船登陆，进攻不熟悉阵法，防守不知道工事，调度不明白地形，指挥的各位将领都是从来不熟悉的人。一旦发出号令，恐怕就像向男仆请教纺织，向婢女请教耕田，恐怕处置不当，贻误大局。 ”果然，在西北只呆了三年的杨岳斌便不想继续干下去了，以侍奉双亲的名义辞官回乡。曾国藩后来感慨，杨岳斌由水改陆，对他并无好处。事实上，在湘军将领中，本来地位高于彭玉麟等人的杨岳斌，名气反而不如后者。这恐怕也是拜左公所赐。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上奏说“扫清歙南”，没想到，这四个字引起左宗棠强烈反弹。表面上，这是对“歙南”二字的误会，曾国藩的本义是“扫清歙县南乡”，但左宗棠却理解为“扫清浙江全境”，倘如此，不难解释。左宗棠之所以反弹强烈，是认为曾国藩与之争功。这从左宗棠给调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的信里已透露出端倪：“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而筹饷亦非所长。近时议论多有不合。只以大局所在，不能不勉为将顺，然亦难矣。”
一个人反反复复在信中论及别人的短处，出于何种心机？恐怕明眼人不难明白。
同治三年六月间，湘军吉字营部历时二年半之久终于攻克金陵，大意中走逃了幼天王洪福瑱及忠王李秀成。曾国藩及湘军将领经过审问太平军士后判断，二人必死，于是上奏朝廷，说幼天王死于城破之是，自焚或为乱军所杀。但是，左宗棠所部侦知幼天王被堵王黄文金迎入了湖州，于是立即奏明朝廷，这等于证明曾国藩在撒谎、欺骗朝廷。这不论在哪个专制王朝，都属大罪。果然，慈禧获悉后，即下指责令曾国藩查明此事，“并将防范不力之员牟从重参办”。
朝廷要追究责任，曾国藩九弟曾国荃自然首当其冲。更有甚者，朝廷本来就顾忌湘军势大，完全可以借此卸磨杀驴，给湘军带来灭顶之灾。这种情形，左宗棠难道不知？然而，他在奏折《攻剿湖郡安吉踞逆迭次苦战情形折》中不无夸大：“ 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远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余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
太平军在金陵及长江下游一带的实力经曾国荃、李鸿章的联合攻杀，怎么可能还有十余万人的残余兵力？这不大合事实。显然，他此举不仅将曾左的矛盾公开化，也将湘军大部分将士置于自己的对立面。这恐非智者所为。为此，曾国藩见左宗棠用心不善，不得已挑出左宗棠的故事来予以反击。他在《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片》中回奏： “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左宗棠克复杭州时，确实发生大股太平军逃出，人所共知。对此，左宗棠的解释是当时杭州没有合围。然而，曾国藩的反击确实有力，堵住了朝廷要求问责之嘴。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朝廷于有功之臣，不欲苛求细故”。
但是，经过这次的针锋相对，曾左关系陷入了冰冻。此后至曾国藩去世前八年，曾左再不通书信。
同治九年（1870）十月，天津教案结案，左宗棠在《答夏小涛》一信中谴责曾国藩 :“津事草草了结,侯相（注：指曾国藩）颇不为时论所许,然当仓卒议论纷纭,莫敢执咎,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彼张皇夷情,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欤?”他将责任都归咎曾国藩，直问其“独何心欤”？
有意思的是，清代湘潭人易宗夔在《新世说》中记载了一段逸事：
“曾涤生性严正而好谐谑，尝于退食之暇，与幕僚闲话，谈及才难，因太息久之，乃曰：遗大投艰，固非常人所能，然亦未可概期之贤者也。当于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之外，别设一科，曰绝无良心科。善化何应祺侍坐，起而言曰：明公果设此科，其以不才为弁冕欤！曾乃大笑。”
这里虽没有指明“其”是何人，但有人说，这是有所指的，当指当年与曾国藩争饷有江西巡抚沈葆桢。沈葆桢争饷多少还是出于公，左宗棠与曾国藩闹翻则不能不说是为私。在大部分湘军将领幕僚眼里，左公实当得起“绝无良心科”牟冕。
04
瑜亮情结持续发功
曾国藩率湘军攻克金陵，结束了十四年之久的东南縻乱，回顾往事，感慨万端。一喜一忧，喜的是十年征衣，湘军将士生者立功受赏，死者名垂史册，唯独对昔日患难相从自己多年的一人心存愧疚。这人就是李元度。
李元度自从徽州失守，不归大营，转投浙江巡抚王有龄，遭到曾国藩严词三次参劾后，归乡静心读书著述至今。获悉湘军大功告成的消息，李元度心潮澎湃，给曾国藩写了封三千字的长信。曾国藩见信后，当即决定为李元度请功求说法，上密折保荐他。
对曾国藩的请求，朝廷不敢怠慢，由于当年李元度是奉旨交给左宗棠差遣并经他许可回乡的，朝廷便将曾国藩的奏折发给曾国藩，由他复查，给出意见。原本大家认为，既然交给左宗棠复查，为李元度请功一事当十拿九稳，因为左宗棠当年就反对曾国藩参劾李元度。
但是，谁也没想到左宗棠回复朝廷的意见，完全出乎曾国藩等人的意料。左公先是将当年曾国藩参劾李元度的理由重新驳了一次：
一是李元度当年“以三千之众仓促分驻丛山关、徽州府城，当十数万（注：实则只有四万）狓猖之寇，势力悬绝。”就是说徽州失守，责不在李元度一人，而要归于曾国藩调遣无方。
二是李元度转投王有龄，不算背叛曾国藩，而是经朝廷批准的，是曾国藩的门户深见。
三是李元度并非救浙不力，而是“无如前途坚城要隘均为贼踞，进兵之路早已断绝，欲进不能……情固可原。”曾国藩的指责毫无根据。
这个时候，在曾国藩这里，随便你如何反驳自己，他都会认可，只要能恢复李元度的功名。不料，左宗棠最后却对李元度大加指责：
“李元度由平江、通城尾贼而来，于贼去之后，居复城之功，实近无耻。……此罪之可议者一也。”
“臣曾饬李元度：‘国家何负于尔？乃竟忍出此耶？’……此罪之可议者二也。”
这二条罪一摆，等于将李元度请功一事全盘否定。其背后的原因是当年李元度被交由左宗棠差遣后，不听自己指挥，闹情绪，一方面“悻悻求去”，一方面追在他索饷。自己的一番好意，全被他李元度当作了驴奸肺。回想起来，左宗棠自然耿耿于怀。如今曾国藩想做好人，没那么容易。在左宗棠这里，是旧恨新仇交织。打击李元度，是一石二鸟，一是报李元度当年不识好人心之仇，二是借此打击曾国藩。凡是与曾国藩亲近的人，在左宗棠眼里都不是善人，这和他后来打击自己的恩人郭嵩焘一样，郭氏是曾国藩的至交兼姻亲。
左宗棠的复查结果报至朝廷后，李元度受到严厉处分 ：“已革浙江按察使李元度……罪有应得，著照该部（刑部）所议，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左宗棠如此不近人情的做法，引起了湘军将领的集体反感，连当年与曾国藩争饷的沈葆桢也参与其中，刘蓉、李鸿章等人联合沈葆桢上书为李元度求情，并愿意拿养廉银代李元度交罚金以免其发配军台之罪。最终，奏折中 “菽水之养，托付伊谁？桑榆之景，旦夕莫保。”几句话打动了身为人母的太后，李元度才免予充军。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开启他一生最辉煌的西北之旅。左公在将近十年的剿捻、平回、平疆经历中，主要靠南方各省协饷。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出于国之大者的考虑，不计前嫌，一面派遣湘军大将刘松山统领老湘营赴西北，归左宗棠调遣，一面调解月饷六万两白银。
对于以刘松山支持自己西征，左宗棠还是很领情的。同治七年（1868），左宗棠在家书中一吐心里话：
“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独于赏拔寿卿（刘松山）事，最征卓识，可谓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次捻匪荡平，寿卿实为功首，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
读到这里，如果你认为左公实在很坦荡很诚实，那就说明你太善良了。他承认自己对曾国藩不满，但不肯承认自己是意气任事。相反，他这么说，并非真心感激曾国藩，他赞美曾国藩的话，其实是说给外人听的，以此证明自己是黑白分明的，哪怕是不满曾国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其目的是想说明自己不满曾国藩是对的，那是曾国藩的错，跟自己无关。
不过，即便如此，左宗棠仍然怀疑曾国藩有意卡自己的脖子，尤其是作为富庶之区的两江，为其他各省所向，示范效应最强，如果曾国藩卡脖子，那么其他各省的饷项更困难。 “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这种怀疑直到光绪八年（1882）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仍然很强烈。光绪九年，左宗棠写信给刘锦棠，认为同治年间两江协助西征之饷并不困难，而是有意为之： “江南于西饷漠不关心，实出情理之外。弟莅任后，力矫前失，于边饷尤提前起解，即吉林、黑龙江亦然。江南藩、运究皆照旧存储，并未因之短绌。不解前人愦愦何乃至此！”这里的“前人”都有谁？恐怕主要是曾国藩。左公心中不平之情如此。
薛福成的《庸盦笔记》中有一篇《左文襄公晚年意气》，读来闻之喷饭：
“顷之，文襄总督两江。官绅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见宾客无他语，不过铺陈西陲功绩，及历诋曾文正公而已。苏绅潘季玉观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陈，归而告人曰：吾初谒左相，甫寒暄数语，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剌剌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旋骂曾文正公，语尚未畅。差弁侍者见日已旰，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柬招饮，方谓可乘间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骂曾文正公，迄终席，言尚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数日禀辞，左相始则骂曾文正公，继则述西陲之事，终乃兼骂合肥李相及沈文肃公，然其意若谓本不如己远甚，初无待其力攻也。侍者复唱送客。吾于起立时，方欲陈地方事数语，左相复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趋而出云。潘君之言如此，可谓形容惟肖矣。”
文襄是左宗棠的谥号。潘季玉，名曾玮，是清朝名臣潘世恩的四公子，著名藏书家，为人散淡，不事功名。他的话应该是夸张杜撰之语，也不必存心贬低左公。连续三次当着同一个人骂曾国藩，真可谓匪夷所思。这样的记载不止一两次，即使引起了大家“耳中生茧”的反感也不在意：
“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曾文正。诸将多文正旧部，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巳耳，何必朝夕对我辈絮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
清人欧阳兆熊笔记《水窗春呓》中也记载一件逸事：
“文正（指曾国藩）用兵主持重，除霆营外如徽防朱唐两大营。恪靖（指左宗棠）皆不以为然。一日来咨，极诋文正用人之谬，词旨亢厉，令人难堪。文正复之云：昔富将军咨唐义渠中丞云：贵部院实属调度乖方之至。贵部堂博学多师，不仅取则古人，亦且效法时贤，其于富将军可谓深造有得，后先辉映，实深佩服，相应咨覆云云。”
有一次，左宗棠派人递送咨文给曾国藩，说了一番令人难堪的话。曾国藩的回复相当巧妙：当年富阿明咨文中骂安徽巡抚唐训方，说他调度乖方之至。如今您左公博学多师，不仅取则古人，亦且效法时贤，您大概在富将军那里深造有得，后先辉映，佩服之至！富明阿只是一个都统，庸将而已，曾国藩将左宗棠骂自己，与当年庸将富明阿骂唐训方并提，实则大大羞辱了大傲哥左宗棠一番。
欧阳兆熊与曾、左关系都友善，想来也不必贬低左公。大量的清人笔记野史都记载左公类似逸事，本身也倾向性的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左公的“瑜亮情结”。有野史传言更为生动传神，说左宗棠在曾幕中襄赞军务时，曾国藩在写给宗棠的信札中注有“右仰”字样，此乃一谦词而已。不料左宗棠居然不喜，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及至曾国藩辞世，谥号“文正”，左宗棠亦抬杠说：“他都谥了文正，我们将来不要谥武邪吗?”
同治五年（1866），郭嵩焘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也验证了上述说法：“退庵言在营日两食，与左君同席，未尝一饭忘公，动至狂诟。”退庵即岳阳人吴士迈，原在李元度军中，后投左宗棠。他在左宗棠营中吃了两顿饭，都和左公共一桌。左宗棠没有一顿饭不提你的，动不动就破口大骂。
05
极力修正自己名声的“晚生”
后世一些特喜欢从“阴谋论”角度出发来看历史、解读曾左关系的人，都以为两人不和是为了向朝廷故意“制造不和”的假相。确实，历史上不乏这种权术，目的消解朝廷对权臣的猜忌。但众所周知，朝廷不是傻子，更不是聋子，一个把戏不可久玩，玩必穿邦。
和演义里周瑜对诸葛亮的耿耿相似，左宗棠对曾国藩同样怀着深深的瑜亮情结，一生都想盖过曾国藩。然而，这种情结直到曾国藩去世，才有所化解，在给曾国藩撰写的挽联中，左宗棠竟然不惜屈尊自称“晚生”。
晚生，明清翰林入馆，投刺于先登甲第者，书晚生。也泛用为后辈对前辈自谦之称。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少一岁，也没有同入过翰林，既是同辈，也无资格称晚生。然而，他却不吝自降一辈，这不是心血来潮之举，而其实大有深意。表面上，从早年直书“涤生”到如今自称“晚生”，算是了结了左公的瑜亮情结，然其实，因这种尽人皆知的情结之故，左公还得花十余年时间来修正自己在世人眼里的形象。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的时间是在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远在西北的左宗棠很快就获悉此讯，四月十四日，左宗棠写信给长子孝威，这样剖明心迹：
“君臣朋友之间宜直，用情宜厚。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锄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丧过湘干，尔宜赴吊以敬父执，牲醴肴馔自不可少，更能作诔哀之，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
同时，他还对儿子表示：“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特制挽联一副：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
这些话打动了不少读者，大都认为，左公在曾国藩死后终于一笑泯恩仇，将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了，非常大度。
其实，这都是不了解左公之故。左公的家书也好，挽联也罢，都是写给世人看的，是为了消除“纤儒妄生揣拟之词”。这一点，左公是熟门熟路。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包装自己，给自己树人设。否则他完全没必要给儿子谈论这些内容。
回想当年往事历历，就不难发现，所谓“同心若金、攻错若石”，所谓“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都是伪饰之辞。
当年幼天王逃失一事之争，左公在“举报”后貌似非常大度地表示： “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辨。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这种漂亮话的背后其实是反讽曾国藩的虚伪和小气。你都要将人家置于死地了，还说自己“不得不辨”，还怕人家“稍存意见”？这难道也是国事？这也算是“同心”“攻错”？以左公的措辞，只差没有说出曾国藩有不臣之心了吧。
《庸盦笔记》中载： “迨丁卯年文襄以陕甘总督入关剿贼，道出湖北，与威毅伯沉浦宫保相遇，为言所以绝交之故，其过在文正者七八，而自认其二三。”西征路经武汉，左宗棠见到了时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仍然把绝交的原因大部分归咎曾国藩。
在与江西巡抚刘坤一的通信中，左宗棠谈及曾国藩的病逝，感叹道： “横览九州同侣，存者无几。宇宙之大，岂可无十数伟材，错落其间，念之心痗！”“痗”是忧思成病的意思。老对手曾国藩死了，左公会忧思成病，你信吗？他大概是感觉到人生突然之间没了对手，空留了一个诺大的宇宙，心里空落落的。不过，左公总能找到对手，曾国藩死后，左公就和曾的门生李鸿章较量起来，特别是海防与塞防之争，直弄到朝野鸡飞狗跳。
有人说，你这是诛心之论！没见到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是如何对待曾氏后裔的吗？
确实，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对其后裔是悉心照顾。光绪四年（1878），曾国藩次子纪鸿写信托左宗棠向湘军大将刘锦棠（字毅斋）借钱给孩子治病。左宗棠知悉后，自己送给了纪鸿三百两。左公在家书中记载了此事：
“毅斋光景非裕，劼刚又出使外洋，栗諴之窘可知。吾以三百金赠之。本系故人之子，又同乡京官，应修馈岁之敬。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栗諴谨厚好学，素所爱重。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也。”
看看，家书中左公再次声明“所争者国家公事”，其用心如此。试问，纪鸿之子患了白喉，他为何不向李鸿章错钱，也不向左宗棠借钱，而万里迢迢向正在西北打仗的刘锦棠借钱？聪明如左公，很明白，出三百两银子买得一个好名声，还有比这更廉价的生意吗？
本来，曾国藩死后，作为门生长的李鸿章自应接续起关照曾氏后裔的担子，左宗棠未尝不知，他这么做的用意有二，一则张扬他和曾国藩的“交谊非同泛常”，二则与李鸿章相争。凑巧的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就成为其中的媒介甚至牺牲品。
同治十二年（1873），中法战争爆发，时任驻法大臣的曾纪泽力主与法国军队抗战到底： “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致陈士杰》）对于主战派的言行，熟知清国实力底细的李鸿章一向警惕，为此他批评曾纪泽： “因法廷不理，多为愤激之谈，而所拟新报解散各国劝说，茫若捕风。”因而，要求朝廷撤去曾纪泽驻法大臣一职。
光绪六年（1880），曾纪泽奉命出使俄国，经过艰难的谈判，成功修改崇厚擅自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创造了晚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平等条约的奇迹。左宗棠为此高度赞扬：“劼刚（曾纪泽）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作为外交大臣的曾纪泽偏偏和左宗棠一样是强硬的主战派，二人便自然地站到了一起。光绪十年（1884）2月，左宗棠对曾国荃继任江督大为不满,上书反对；7月又上《遵旨保荐人才折》，竟然推荐曾纪泽出任两江总督： “现在两江督篆需才甚殷，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纪泽也。”赞扬他“博通经史，体用兼赅，于泰西各国情形，了如指掌”。
张之洞作为朝廷重臣，很多人都熟悉，左宗棠竟然认为张之洞还不如曾纪泽，有几人相信呢？恐怕连左宗棠自己都不相信。曾纪泽完全没有地方经历，连知县都没有当过，其所长在外交，如何能突然擢升江督？深谙官场政治的李鸿章深知曾纪泽不能胜任两江总督这样的要职，故而极力反对。显然，在对待曾纪泽这件事上，左宗棠并非出于国事考量。
曾国藩去世后十年，出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邀请曾国藩小女儿（满小姐）曾纪芬去总督署小住，以侄女待之。左宗棠还很得意地写信告诉曾国荃：“满小姐已认吾家为其外家矣。”意思是曾纪芬认左公为娘家了。曾纪芬的丈夫聂缉椝也被左公安置在总督署营务处。光绪六年（1884），左宗棠向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李兴锐推荐聂缉椝出任该局会办，李兴锐出身湘军，后随彭玉麟，他不同意左公的做法，理由是，当年，曾纪泽出驻英法公使，聂缉椝请求随行，纪泽拒绝了这位小舅子的请求，认为其学无所长，身上纨绔习气太重，除了会应酬别无长处。左宗棠为之辩解：
“聂仲芳非弟素识，其差赴上海局由王若农及司道佥称其人肯说直话，弟见其在此尚称驯谨，故遂委之。又近来于造船购炮诸事极意讲求，机器一局正可借以磨励人才，仲芳尚有志西学，故欲其入局学习，并非以此位置闲人，代谋薪水也。”
看起来，左公推荐的理由很正，一是认为聂氏肯说直话，二是尚称驯谨，三是磨砺人才。其实，这些理由都立不住脚，会办乃总办之副职，相当于江南制造局的二把手，要磨砺人才完全可以从低级职位干起。真正的理由是：“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阁下以为然耶非耶？”
如果读者就此认为，左公此举情深义重，就太错特错了。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与曾国藩最早相交，也相处得最坏，天下皆知。他死后，要借善待其子弟亲友来修正这个名声，维护自己的形象。好在曾国藩这个女婿倒确实走正路，仕途上也较为顺利，从会办做起，历任苏松太道（上海道台）、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
世人皆认为曾国藩阴柔性格心机重，却不知刚梗如左宗棠，其貌似憨直的背后，其实充满机心。不过，这一切都无法掩盖终其一生的“瑜亮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