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14日，毛润之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里写道：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
看至此处，我的脑海里蹦出了两个名字……
曾国藩，左宗棠。
清朝中兴四大名臣，若采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之说法，则四个都是湖南人。
若用另一种说法，后两者换为李鸿章、张之洞，则亦有两个湖南人。
湘军横空出世，便如韶山，湘潭之边地，位列提督、总兵者，亦不在少数。
韶山冲光毛氏，便有60余人因功得官；
杨林乡纯和的王家湾，就有汤复春、汤仁和、汤翕庭三位总兵。
汤复春1865年在福建阵亡，后两者，都在平定西北的过程中，立下功勋。
俗话讲，无湘不成军……
曾左二人，睁眼看世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一时之间，新式学校、矿山、船厂，到处涌现……
（新式工厂）
更不要说，浏阳谭嗣同参与光绪维新，能逃而不逃，愿以己血荐轩辕……
杨度则很骄傲地宣称：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无论是维新还是立宪，清末民初，湖南可以说是最有生气的省份之一。
1916年7月18日，给萧子升的信里，毛润之还如此写过：
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市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那么，为何他还认为，湖南人浑浑噩噩呢？
其实啊，原因很简单。
从清末洋务到变法，再到民国初年，湖南自办的省宪，终究都是知识分子、官员和军人领导的精英运动，再生机勃勃，所影响的人有限，所激动的动能也有限。
我们晓得，甲午战争之后才2年，几亿巨额赔款还没着落呢，清朝就择优选派公费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了。
不久前还打得你死我活，清朝却很快放下老大帝国的架子，向曾经的小弟学习了。
（1903年，留学生与日本重臣大隈重信夫妇合影）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进行，都从西洋买船买炮，也自学自造，在器物层面，清朝并不比日本差，为何前者更成功一点？
原因就在：
明治维新，虽然把被幕府架空几百年的天皇，抬上了神坛，但伊藤博文等改革者，却做了更重要的一件事——
花大力气，把臣民，变成了国民。
一字之差，力道尽显。
很多人不知道，维新不到二十年，1880年代，日本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就开始了自由民权运动……若非被镇压，很可能，军部就不会那么容易得势……
1891年，警察津田三藏刺伤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举国皆曰可杀，甚至有女子自裁向俄国谢罪，但大法官儿岛惟谦却顶住行政压力，认为，大逆罪只适用于针对日本皇室的非法行为，不及于俄国人……最终以谋杀未遂判终身苦役。插手司法的三大臣，被迫辞职。西方列强则认为日本已入文明轨道，纷纷修改不平等条约。
（大津事件）
日本的这些事，通过各种文章，被介绍到了中国，既引发清末留日潮，也使得有意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国人知道，唯有把百姓都发动起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才能破除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的魔咒。
这也正是毛润之在宣言中所说的：
什么力量最强？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