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之部分总结 帮助行为
爱能拯救人，不论是施与爱的人还是得到爱的人——精神病学家
人们为什么会做出帮助行为？利他主义是自私自利的反义词。一个利他的人，即使在无利可图或不期待任何回报的情况下，也会关心和帮助他人。那么帮助行为发生的原因。社会交换和社会规范，几种关于帮助行为的理论都一致认为，从长远来看，帮助行为会使施助者和受助者同样受益。有一种解释假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社会经济学”指引。人们相互之间不仅交换物质性的商品和金钱，而且还交换社会性的商品——爱、服务、信息、地位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目的在于令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社会交换理论并不主张我们要有意识的去监控成本和收益，只是表明这些因素能预测人类的行为。
催生帮助行为的奖赏可以来自外部，也可以来自内部。我们付出是为了奖赏，因此，我们会热心的帮助那些吸引我们的人，帮助那些我们渴望得到其赞许的人。在实验及日常生活中，慷慨的行为会提升人们的社会地位，而自私的行为则会受到惩罚。
奖赏也可能来自内部，比如自我满足感和自我感觉良好。帮助行为提升自我价值感。夫妻之间给予对方情感支持，对给予者而言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会给给予者积极的心境。帮助他人更可能成为良好公民，志愿者行动也同样有益于提升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健康情况。尤其当行为是自发的而非被迫的。丧失配偶的人在帮助他人之后会更快地从打击中恢复。人们做了好事之后都会表现良好。
捐款行为也是一样的，捐赠行为会激活人们与报酬相关的脑区。慷慨的人比那些只为自己花钱的人活得更快乐。给予可以提高幸福感。
这样的成本-收益分析似乎有损人格，为了尽量客观，我们需要把收益和成本独立于帮助行为之外。如果社会赞许引发帮助行为，且实验室帮助行为带来赞许之后，帮助行为会增加。
目前为止，帮助行为的收益也包括内部自我回报。接近一个痛苦的人我们也会感到痛苦。痛苦也并不是我们想减轻的唯一消极情绪，从古至今，内疚感一直是令人痛苦的情绪，以至于我们总是避免内疚感的产生。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各种方式来缓解内疚感。坦白、贬低被伤害者或者将功补过。人们会尽所能去消除内疚感，减少不良感觉，并恢复自我形象。
我们在犯错之后的行善愿望反映出，我们既需要个人的内疚感，也需要恢复动摇了的自我形象和期望确立积极的公众形象。当我们犯下的错误被他人知晓时，我们就更想要用帮助行为来挽回我们自己。
坏心情-好行为现象的例外，在极度的悲痛，沉浸于失去配偶或孩子的痛苦中的人，通常会经历一段强烈的自我关注期，而这抑制了对他人的付出。简而言之，坏心情-好行为会在那些关注他人的人们中发生，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利他行为才是有价值的。
好心情，好行为 快乐的人更乐于帮助别人。帮助行为能缓解不好的心境，也能维持好的心境。反过来，积极心境又会产生积极的思维和积极的自尊，从而导向积极的行为。积极思维往往也更可能带来积极的行动。
社会规范。很多时候，我们帮助他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意识的去计算那样的行为符合自身利益，而是出于一种更为微妙的自身利益形式：因为某些东西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即生活中种种“应该”，就是社会期望。他们规定了我们生活中适宜的行为和应尽的义务。研究帮助行为的研究者确认了两种驱动利他主义的社会规范：互惠规则和社会责任规范。
互惠规范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尊则就是互惠规范：对于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应当施以帮助而不是伤害。这个规范是普遍的，就像禁止乱伦意义被我们所接受。（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乱伦）我们对他人的投资，期望获得红利。由于认为人们会报答恩惠，因此邮寄调查问卷时通常会附赠小礼物。甚至21个月大的婴儿也会表现出互惠性，也适用于婚姻。有时会，某人的付出似乎大于他的收获，但是从长远来看，交换会是平衡的。在这些交往中，只接受不付出，就违背了互惠规范。（但是这个并不适用于男女交往。男女交往中一方长期付出一方则可能有恃无恐或者因为不喜欢对方的理由拒绝)
社会网络中的互惠性帮助我们解释了“社会资本”——支持性的联系，信息交流，信任与合作行为。人们对他人曾经对自己所做事情的公开反应，最能说明这个规范的有效运作。即使在匿名的回应中，人们有时也会恰当行事并报答恩惠。
当人们不能给予回报时，他们会因接受了援助而感到受威胁和被贬低。因此，骄傲，自尊心强的人通常不愿意寻求帮助。接受他人的主动帮助会打击他们的自尊心。亚洲人的社会纽带和互惠规范比北美人更强，因此他们更可能拒绝偶然认识的人送的礼物，一面觉得还要回馈给对方。
社会责任规范。互惠规范体系性我们要保持社会关系中的予取平衡，对于一些依赖性很强又无力回报的人，比如孩子，另一个社会规范就引发我们的帮助行为——社会责任规范。指人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比如当年我自己腰扭了一个人坐轮椅在医院拍片就有人帮忙捡东西和推我上坡。
因此人们的反应与其所做的归因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把别人的需要归因为不可控的困境。我们就会帮助他们。如果我们把被人的需要归因为他个人的选择，公平的规范就不要求我们去帮助他，我们会认为他是咎由自取。归因行为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行为还会影响公共政策。
同情可以引发帮助行为，前文我写过个性会更引人注意，赋予人性，激发同情。社会责任规范使人们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且最应该得到帮助的人。
性别与受助。当需要帮助的人是女性时，男性会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女性会对不同性别的人一视同仁。交配动机不仅刺激男性购买奢侈品，也会激发他们的英雄气概。毫不奇怪，男性会更多的帮助那些外表有吸引力的女性，而不是没有吸引力的女性。
女性不仅在特定环境下获得更多的帮助，他们也在更多的寻求帮助。且寻求身体和精神上的帮助的次数是男性的两倍，向朋友的求助也更加频繁。
人类是动物王国里的超级合作者，因为我们表现出克服自私的多重机制，包括亲缘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群体选择。
亲缘选择就是偏袒那些和我们有共同基因的人。当本群体成员遭受痛苦或折磨时，我们的同理心会更强，面对对手或者外群体成员甚至会幸灾乐祸。助人总是在家附近。一个有机体帮助其他个体，就因为他期待得到回报。那些只索取不给予的以及那些与可能给予帮助的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就可能得不到帮助，交朋友总是需要付出代价。同理，偏远乡村的互惠行为比大城市更多，关系网更加密切。
特别是当我们感到我们同某人之间存在依恋，我们也会产生同理心。我们也会对那些我们认同的人产生同理心。当我们产生同理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少关心自己的痛苦，更多地去关注受害者的痛苦。真正的共情和怜悯驱使我们为了别人的切身利益而帮助他们。当我们去评估他人的福利，发现他人需要帮助，并站在他人的立场时，我们就体会到了同理心式的关怀。
稍微体验一下别人的感受，这样有助于增加同理心。同理心是自然产生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痛苦和同理心通常共同起作用，促使人们对危机做出反应。为了区分基于同理心的利他主义和为了减轻痛苦的利他主义，学者研究指出，产生同理心的人是通过逃离情境来减少自己的痛苦，还是通过对困境中的他人施与帮助来减少他人的痛苦。结果是一致的，产生同理心的人通常会施与帮助。但如果我们产生同理心，但同时指导还有别的方式能让我们好过些，我们就不太可能帮助别人。
所有的人都承认，帮助行为带有明显的利己色彩，一些具有隐蔽性。真正的利他主义可能是存在的，帮助不成功的时候也会感到沮丧。
旁观者在紧急情况下的冷漠令研究人员感到悲哀。人们往往把紧急事件中的不干预行为归因于旁观者的个人特点。有时在更多人在场的情况下，受害者却得到了更少机会的帮助。在紧急情况下，每个人也许都认为我很关心外界，但认为其他人十分平静，因此得出情况可能并不紧急的结论（从众）。这也被成为旁观者效应。而且夫妻间的冲突并没得到更多关心，陌生人之间的暴力会受到更多的干预。
在世界各大城市，因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人们会产生同情疲劳和感官超载，限制人们提供帮助。在大城市中，旁观者往往是陌生人，随着旁观者人数的增加，他们提供的帮助反而会减少。如果旁观者是熟人或是同一群体的人，那么，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帮助。比如卢旺达种族屠杀，很多国家都可以出手相救，但是他们并没有。由于很多人都能做出行动，个人感觉应付的责任就少了。
正确的榜样令人模仿，亲社会的榜样促进利他行为。除了榜样还有时间原因，相似性。首先要有时间去帮助他人。受助者与自己的相似性更易获得偏爱。
帮助者人格上通常有较高的积极情绪，同理心能力和高自我效能感。那些自我监控力强的，会为了迎合社会期望显得乐于助人。性别上女性多于男性。宗教和信仰能够长期预测利他主义，如志愿者工作和慈善捐献。
那么我们如何增加帮助行为呢？可以减少模糊性，提高责任感。帮助人们正确的解释事件和承担责任就应当可以增加他们的助人行为。所以个人化的诉求，赋予人更高的责任感。简单就是任何能凸显受助人个人特征的事情——个人诉求、目光接触、告知名字、预期的会面——都增加了帮助的可能性。实验证明，餐厅服务员如果介绍自己的名字，在小票上留下友善的信息碰触顾客胳膊或蹲坐在桌旁，都会使顾客支付更多小费。
凸显个人特征使旁观者提高自我意识，从而更关注内在的利他主义观念。相反，去个体化会使人们的责任感降低。因此提高自我意识的做法，都能增加帮助行为。类似宠物一旦有了名字关注度就会被增加。
内疚和对自我形象的关注，感到内疚的人会以行动来减轻内疚感并维护他的自我价值感。人们也关注自己的公众形象。研究者先提出一个非常大的请求，请求路人基于儿童提供为期两年的无偿咨询。当然被拒绝了，研究者退一步提出陪伴的请求：好吧，既然你不愿意，那么这点小事你愿意吗？就用了这一技巧，近两倍的人同意帮助。
学者提供另一种可以引发个体关注自我形象的实用方法：请求很微小的帮助以致个体不能拒绝，除非他认为自己是个吝啬鬼。（之前提过的登门槛效应）
利他主义的是社会化包括教化道德包容，树立利他主义榜样，通过实践学习，把帮助行为归因为利他主义，学习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