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CFIC导读
◆ 40年前，当时还是小渔村的龙港，在当地政府几乎“一毛不拔”情况下，由数千名“万元户”自费造起“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被研读剖析了千万遍的温州模式，该从何说起呢？
从特点来讲，叫千辛万苦，敢为人先；论其形态，又千姿百态，或许“无模式”便是其模式；若讲故事，全国首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胆大包天”的首条私人包机航线，还有曾被视作经济犯罪分子而受到打击的温州“八大王”，太多的跌宕与壮阔……
但我们选择了鳌江入海口南岸的龙港，它1983年设镇，因“小马拉不动大车”，于2018年成为全国首个“镇改市”。
而它更摄人心魄的传奇发生在40年前。当时还是小渔村的龙港，在当地政府几乎“一毛不拔”情况下，由数千名“万元户”自费造起“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我们寻访当年的“万元户”以及亲历者，发现他们的造城故事，真的非常“温州模式”。
【一】
这里新楼鳞次栉比，布局高度相似，底层为工厂作坊，二楼为卧室客厅；星期日，退休工程师、技师从上海等地赶来，构成人才与技术市场；当地劳动力市场也兴旺，社科院经济所王云仙稍作停留，竟迅速被当做外地来的农民工，被企业主约谈……
曾经荒凉的小渔村，俨然一座初具规模的城镇。民谣仍在唱，唱词却改成“几万穷，百万富，几十万元平常过。”
这背后，是一场破天荒的改革。此前，中国的城镇建设主体历来是政府，但在龙港，政府却“无为而治”，实行土地户籍改革，允许农民拔出“泥腿”、自理口粮进城落户，允许他们自筹资金在龙港买地、办厂、建房。
今年60岁的汤元挺，便是当年首批进城的农民。他自上世纪70年代起，迄今已在温州、上海及上海对口支援的湖北宜昌等地，先后创办13家企业。1983年，他率先在龙港建房，那幢楼3层楼高，一家五口搬入，花了他2.5万元。
【二】
温州籍作家叶永烈笔下的龙港“农民城”像龙门，“不是腰缠万贯跃不进来。”
汤元挺作为首批进城农民，可见其能耐。但这能耐，又与能吃苦强关联。
他是苍南金乡人，幼时极苦，15岁就被父母逼着外出求生。整个温州人均耕地0.36亩，金乡更惨，0.12亩。汤元挺有4个兄弟姐妹，家中只种了点番薯，一场台风来，全部泡汤。熬到1976年，父亲给点小资金，通常不到10元钱，叮嘱一句“把钱用好”，便放孩子出去闯。
小汤一出门就是几个月，揣着原始资金，不敢吃饭，不舍得坐车。他往往沿着104国道，徒步去福建，当时车道窄，车速不快，他便机灵蹭车。遇不愿被蹭的司机，小汤就耍赖皮，或在爬坡时帮忙推几把。靠此，他往往坐上了车，还能蹭上饭。
当时，福建码头多木料生意，小汤就去帮工，用板车将山沟里的木料推到码头，赚点小钱。没饭吃，他去别人家干农活换几顿饭。小汤牢记幼时爷爷的金句，“人家给你吃你就吃”，换言之，能蹭一顿是一顿。这深深影响着小汤，让他学会了想方设法和“厚脸皮”，“只要有钱赚、不犯法，我都去做。”
自己琢磨出的各种求生技能，令汤元挺每次都能带回几百元钱，他悉数上交，换来父亲满意的笑。
【三】
待18岁，汤元挺不再往外跑，留在家做海鲜买卖。
鱼饼一直做到20岁，汤元挺结婚了。岳父母问他，卖鱼饼能赚多少钱？汤元挺实不相瞒，说万把块钱吧。不料对方非但没夸赞，还劝他：“别做鱼饼了，跟着我们做校徽吧！”
当时，金乡的碎料、徽章、标牌制作已起蓬头，数千供销员在外走千山万水，将国内外海量订单带回来。汤元挺在家乡接单，因为肯让利，手头有数百位供销员资源。由于数量巨大，哪怕每个校徽仅赚1分几厘，一年下来的赚头，竟也是卖鱼饼的数倍甚至十数倍。几年下来，又能小赚个几十万元。上世纪80年代初，万元户已是了不得的事情，但金乡早已闷声发财。当地习惯叫万元户为“猴子”，10万元户则为“狮子”。
【四】
其实，在汤元挺结婚的1981年，温州南部鳌江流域的平阳县一分为二，变为平阳、苍南两县。此为改革的前兆。
事实上，了解到被分县后苍南干部群众的负面情绪，浙江省委已在悄悄酝酿，要求着重围绕县经济中心选址展开调查。此秘密方案，由原平阳县委副书记陈常修带话，落到了时任苍南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君球等少数几人身上。
怎么办？小组反复斟酌，既然“向上”走不通，不如“向下”试试。
之所以敢“向下”，那是有底气的。此前小组调研时就发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苍南农民率先走上工业化、市场化致富路，已涌现6500家万元户，其中90%集中在金乡、钱库、宜山三镇。先富起来的农民听闻要建沿江港区，便向小组反映，“建房问题若政府缺钱，只要政策允许，我们自己建！”
陈君球说：“这些万元户会经营、懂技术，把他们吸引到港区集资办厂、开商店、经商、办服务业，既不增加国家负担，也有利于港区的建设与繁荣。”
可即便富人、能人有积极性，还是要找到理论与政策依据。正踌躇际，《光明日报》报道了山东潍坊“人民城市人民建”文章。“这成为小组后来向县委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思路和‘提倡鼓励个人建设’来解决城镇住宅建设问题的思想来源。”陈君球说。
汤元挺几乎是第一时间知道消息的人。他当年初步估算，在龙港拿下一块地建房，随后支付城市公共设施费，以一家五口建3层房计，约2.5万元。即便在当年，对他而言已非一笔大开销，何况还有“赠品”——城镇户口。诸多“狮子”们聚一起都乐不可支：“这也太划算了吧！”
【五】
“市”在人为。
1983年10月1日起，港区开创性地举办“会市”，这是当年港区建设领导班子想出的“公关宣传”之法。
结果3天交流会，参加人数10万人以上。有来做买卖的，有来看热闹的，更多人目标明确，就是要买地建房，看看哪条街道好、价格适宜、手续简便。
1983年10月，获浙江省政府批准，沿江港区正式设为龙港镇。此后农民进城速度惊人，仅1984年4至7月，获批自理口粮进城建房的专业户就达2147家。缴付土地价款的信用社外，终日排队，收款人员常要深夜下班。
【六】
进城之后，格局果然不一样了。
以前做徽章，是跟同在金乡的老乡们抢生意，拼的是脑子活络，勤劳苦干；
于是印刷成了他下一个目标。1986年，汤元挺果断成立起自己的第一家印刷厂。当时，龙港的印刷企业屈指可数，汤元挺也是率先吃螃蟹的“头部人”。瞅准了，就放手去干，这是汤元挺的性格。此后，他又接连出资成立大众制版印刷厂、龙翔制版印刷厂、新雅印业等公司。其中，新雅印业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从生产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几乎都是亲力亲为。“当时，打开市场是关键中的关键。”而市场，更需要自己去开拓。北上北京，蹲守重点客户，汤元挺的“厚脸皮”再一次发挥了作用。客户们也是感佩他的韧劲，订单纷纷交给他来做。
就这样，到上世纪90年代末，新雅印业的年产值就已突破2000万元，新雅品牌也成了全国驰名商标。而当时，龙港的印刷包装企业已超过1000家，新雅印业始终处于领军地位。
别人看汤元挺家大业大，但他夜里却不止一次躲在被窝里哭。他说，他吃尽了文化程度低的苦。许多次，在客户工厂，客户让他写一张收款收据，他愣是组织不起话语，面对纸笔束手无措。这让他意识到温州商人的短板，光靠能吃苦无法弥补。于是他暗下决心，自己所欠缺的，务必加倍补偿到下一代人身上，“要把温州人精神中的文化短腿修补好。”
专注于印刷行业，但汤元挺的视野又看向更远。当时，浦东大开发的热潮在上海本地人眼中还很朦胧，但汤元挺已敏锐地捕捉到蕴含其间的商机。“要去上海发展！”当他把想法告诉妻子的时候，妻子也是着实吃了一惊。但当沉下心来听他的分析后，妻子毅然支持丈夫的选择。
变卖龙港当地的一些不动产，汤元挺在上海选中浦东新区的一个地块，新建厂房继续自己的印刷产业。一边生产，一边继续寻找投资机会。闲不住的汤元挺笑言，“我就是一个劳碌命，停下来反而浑身不舒服了。”在上海，他在深耕浦东的同时，也把视线转向浦西，购置商业地产，兴办皮革专业市场，多元化兼顾精细化的经营理念，让他蹄疾步稳，继续向好发展。
时间来到1998年。上海对口支援湖北宜昌的消息被汤元挺知悉。“不安分”的汤元挺再一次决定响应号召。依然是以印刷业为切入点，汤元挺投资数百万成立印刷包装厂，对接宜昌当地大型酒厂等企业的包装业务，规模迅速做大。借助自己的人脉，他从北京引进，盘活当地的建材市场，而后继续做大规模，汤元挺的专业市场成为鄂西南最重要的家具建材市场之一。
数十年商海沉浮，有过创业的苦，更有收获的甜。然而，2013年成了汤元挺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在他眼中，此为一劫，令他涅槃重生。
8年前，多年老友浙江博强铜业原董事长陈某一通电话，将汤元挺催回温州。汤元挺是博强铜业占股12.5%的小股东。当时，陈某称公司经营良好，望汤元挺回温，接手公司重组。正值温州市委号召“温商回归”，汤元挺注资5000多万元，受让股份，成为公司法人。
但汤元挺不知，陈某隐瞒实情，此前将博强铜业作为融资平台，伪造合同、虚报资产，以12家企业联保互保方式，先后从7家银行贷款2.31亿元，用以偿还赌债及其他投资。
正是吃了缺乏专业知识的亏，汤元挺才会天真地接手这一大窟窿。博强铜业金融危机很快暴露，但公司一旦倒闭，联保互保的多家企业也将全部破产，数千名员工失业，7家银行亦遭受重大损失。
然而，困难远比汤元挺想象的多。博强铜业在多方的发难下，生产也陷入了停滞。
“办企业就像打仗，打输了很痛苦。”但汤元挺并不想就此认输。亲友支持他，子女更体谅他。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的二女儿，体谅父母创业艰辛，主动辞去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回乡救父，成立元鼎铜业，负责铜材料的生产管理。大女儿也辞去上海的工作，帮助父亲管理公司财务事宜，同时又在亲友的资助下避免了资金链的断裂。二代们从专业角度规范公司财务、防范期货风险。而父辈则又恢复了15岁时外出讨生活时那股冲劲和韧性，加紧对接产业链上下游，邀请技术大咖把脉升级，把床搬进办公室，装上厂区24小时监控屏，再一次以厂为家……
2015年，工厂生产逐渐稳定；2017年，企业产值破5亿元；2020年，产值又上了10亿元台阶，客户名单里，新增了富士康等国内外知名电子巨头。从最早的买鱼丸、做徽章，到搞印刷、造房子再到如今做电子元件，竞争的对手，从菜场经营户、同乡人，到龙港能人、全中国的企业家，再到全世界。
这一次，吃苦扛打的温州人精神被知识武装，令他度过危机。
历数此前所办的12家企业，“都有一个通病，不敢做大。企业产值几个亿没问题，再做大，就怕守不住。”然而经此一役，他突然有了要做大的决心。
他的经历与故事，也是他的家乡从小渔村到农民城，再到产业之城的缩影——当年，“泥腿子”之所以离开土地谋求生存，是因为他们寻找到了能替代种地的产业，此为因城聚业。
2003年，在龙港迎宾大道，醒目的“中国农民第一城”招牌被替代为16块广告牌，每块牌子背后都代表着一个产值过亿的企业，此为因业而兴。
去年，龙港市人口超过35万，GDP逾250亿元。这天翻地覆的变化，都是从当年数千“万元户”造城后开始的。
他们用奋斗创造了城市，也用奋斗改造了自己。
本文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李晔
2021年之前，“温州模式”在《解放日报》上出现了130余次。
它第一次出现，是在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和当天的该报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中。此后30多年，《解放日报》始终保持着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和“温州模式”的关注。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上，我们试图见证“温州模式”的今日变化，也希望从温州人的砥砺奋进中获得新的启示。
温州人跑得出去，更跑得回来
有句俗话说得好，“广东人做生意，温州人跑生意”。
温州人有多能跑？坐落于温州市民中心、于2018年揭幕的世界温州人博物馆，引我们重新认识温州。
步入“千年潮起”，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掠过天穹——以《证道歌》名闻海内外的永嘉大师玄觉，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定居海外的华侨先驱周伫，记录海外各国山川风物社会经济的周去非……一批闯荡世界的海上先驱述说着“一片繁华海上头”的盛况。
来到“百年潮涌”，维新思潮中的各界英才、实业初兴时的工商名流、远赴海外谋生的华侨先行者，谱写了一首恢宏的强国篇章。
站在“时代潮头”，一大批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现象中涌现的风流人物、勇于闯荡善捕商机的各地温商、团结互助的各国侨领纷至沓来。
一位00后参观者告诉记者，她自幼见证父辈始终抱有“走出去”的强烈愿望，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当她看到温州人自唐代就首开日本值嘉岛到温州的新航线，此后又有更多温州人出海从事贸易、出使外邦，自宋代出现了第一批侨居海外的温州人，内心依然受到巨大震撼。
而当我们走近更多如今扎根温州的本地人，更多听到的，是“走得出去也走得回来”的故事。
陈光，1969年生，父亲最早是做油漆的，上世纪80年代初建起一家油漆工厂，属于温州市第一批市营企业，到90年代，改行做锁具。那时，锁具一做出来就销往上海。事业做大后，父亲和一家位于长沙的企业联合在上海办厂，开始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2002年前后，父亲加入了第一批去上海拿地、做房地产生意的行列，直到2014年回到温州。
自小跟着父亲辗转多地，几乎每个地方都住上两三年，然后又换一处，陈光将“不断适应新环境、认识新朋友”视为必备的生存能力，也将这一“人生财富”传给了儿子。
他对儿子坚持“放养”，小学在温州读、初中在上海读、高中又在温州读。读完高中，儿子自己选择到北京上大学，年纪轻轻，已经视“体验了很多城市、结识了很多朋友”为人生财富。
步入中年的陈光如今常住温州，每年至少出国两次，短暂居住并“吸足养分”后回国。不断汲取世界先进制造业大国的经验，利用中国本土智慧和资源对既有的方案和管理进行优化，降低造价后让新方案造福国人进而走向世界，让陈光看到“中国制造”下一步的努力方向。这种“跑得出去也跑得回来”的新模式，也是当下很多新一代温商的选择。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区之一。“生在里弄里，长在民宅中”，遍布城乡的民办小企业曾在“姓资姓社”的质疑声中蓬勃发展。从家庭小作坊到股份合作企业，再到企业集团，温州民营经济异军突起，推动了浙江乃至全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创新。
但是，当21世纪的世界不断翻开崭新的一页，温州新一代的能人志士们，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昔日的辉煌。
用现代管理模式“刷新”接班人
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史晋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跟踪关注温州模式。
他曾总结，温州模式作为一种“自我扩张的秩序”，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温州模式的兴起与发展的背后逻辑是：资源禀赋—制度变迁—经济发展。“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并不能过于乐观地认为，在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初级的市场经济后，‘温州模式’就肯定会顺利地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史晋川说。
事实也确实如此。从2002年到2017年这十多年间，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使温州模式又回归为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尤其是在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温州产业结构“代际锁定”现象一度加速，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企业资金链开始断裂，由此引发了温州民间金融风险的爆发。
实际上，民间金融风险爆发是表象，问题的实质是，在新的民间金融活动中，曾经成就温州民间经济繁荣的人格化交易方式，无法有效发挥其契约执行机制的作用，保证民间金融契约的顺利执行。
对此，史晋川指出，温州模式的发展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交易方式能否从“人格化”向“非人格化”转变，能否从以“地缘、血缘、亲缘”为基础向以法治为基础转变。
时至今日，“温州模式”是否已然走出一番新气象？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多家企业。
在温州，金乡人以“敢吃第一口、勇为天下先”的精神著称。在金乡，创立于1983年的金乡徽章厂是一面旗。
2017年，当陈加枢的儿子陈彦弘从国外学成归来时，人们都认为，他应该跟在高管身边就近学习。这个“90后”却出现在基层车间，成为了一名低调的普通工人。
陈彦弘很快掌握了各个环节的操作技能和各种设备的维修保养，与技术人员一起啃下一根根技术“硬骨头”，使产品合格率达到98%以上。为了让电镀车间的生产达到环保要求，他对车间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更换。
如今，担任总经理的陈彦弘对金乡徽章厂未来要走的路很清晰：企业要想持续发展，必须实现精细化管理。为此，他组织管理人员学习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牵头拓展招才纳贤的渠道，刷新人才观和用人机制，还推出多项举措，提升员工成就感和获得感。在他的推动下，厂里不仅重新装修了员工宿舍，还实行了全员免费就餐。
2015年，从英国留学归国的汤小梨践行对父亲的承诺，开始运营温州元鼎铜业有限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她整理了公司的运营模式，基于市场调研，重新调整了产品定位，加大了产品研发力度，完成了公司产品的转型与升级。步入元鼎铜业的办公大楼，介绍ERP管理系统、CRM客户服务端、6S管理制度的KT板十分显眼，向每一位员工传递着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制度。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要温州民营企业“去人格化”很难，但在现代管理工具的协助下，受教育程度更高、视野更开阔的企业接班人们，显然已经不再纠结于是否要对企业实施“非人格化”管理。
相比父辈的“实干”，接过使命的新一辈更注重“巧干”。扎实高效地扩大品牌影响力、实实在在地带动企业员工创收增收、健康持续地促进企业发展，成为众多温州青年企业家的追求。
文化是发展的手段，也是目的
在温州这片创业英才辈出的土地上，陈觉因不一定是名气最大最响的，作为温州模式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却当之无愧。
进入花甲之年，久居沪上的陈觉因逐步将企业交由子女打理，并于五六年前，回到金乡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准备颐养天年。
回乡定居后，陈觉因漫步家园，看到乡邻生活富裕，心甚怡然，但环顾四周，总觉得似乎还少了点什么。一天，他突然悟到，这里缺少了一个金乡人可以怡然悠游其中的休闲公园。
想干就干。陈觉因看准了城东北湖心一个用作垃圾堆放场的荒岛，决定将其改建成公园。工程2013年3月开工，曾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陈觉因出钱出力出主意，参与了公园从设计到绿化的所有环节。2014年10月，公园落成，垃圾岛变身为景色旖旎的迎旭岛公园。此项工程完全由陈觉因个人出资，总投入630万。2015年，金乡启动环城河绿道工程。陈觉因再度带头捐资，并全力投入到工程建设实施中。
2017年以来，在陈觉因等内外乡贤的献智献力下、在金乡上上下下父老乡亲的集思广益下，西门城墙城楼、卫城文化客厅、余家大院、狮山公园提升、奖教助学基金等项目均已基本完成。乡贤前后捐资达6000多万元。
与陈觉因道别已是华灯初上。记者走在金乡镇鲤河中街，一不小心拐进一处古宅模样的老房子。进入后，一栋连着一栋的明清风格建筑迎面而来，仿佛一座曲径通幽的园林。中堂区域的牌匾告诉我们，这里已是金乡“卫城文化客厅”。
一打听，才知此处前身是沈泰丰古民居，占地2000平方米，2018年，由乡贤沈宝善出资修缮。经过打造的“文化客厅”除了举办艺术活动及展览的中心区域，还设有“风、雅、颂”三个阅读室、“尚书”人文会客厅、“汉书”思想空间和“赋、比、兴”三大人文空间。
空间建成后，多有名家学者前来做客，分享研究成果，交流思想观点，而就在记者造访的时段，还见十余位当地居民正使用阅读室学习、进修。其中，一位学龄儿童正在母亲的陪伴下夜读，安然专注，叫人不忍打扰。
温州大学温州学研究室所长洪振宁研究温州文化多年，对金乡近年来形成的“新乡贤文化”多有肯定。在他看来，退出商界后回归故里报效桑梓的“陈觉因们”，一方面领风气之先，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也把自己走南闯北、历经商海沉浮后的人生境界与文化视野带到了故乡。
“当下的温州企业、温州人，比过往任何阶段，都更意识到文化建设之于温州发展的重要意义”，洪振宁说。文化是发展的手段，又是发展的目的。弘扬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才能使“创新”和“创意设计”真正成为温州下一步发展的内驱力，推动进入“十四五”发展新时期的温州续写创新史，构建新发展格局。
如今，相比“温州模式”，温州人谈论得更多的是“温州人精神”。随着时代变迁，温州人精神也在与时俱进，载体也已不同。如果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温州人奋力创业，不断创新，合群图强，开拓进取，因“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风貌，屡屡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或赞扬，时至今日，温州人正努力为“温州人精神”添上新的注脚，欲以新的文明风尚再领风气之先。
本文来源：上观新闻、伴公汀
作者：柳森、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