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3月26日，工信部组织开展产业链固链行动，聚焦重点产业链，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推出“固链”系列，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关注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本文是澎湃新闻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的专访，谈中小企业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

新冠疫情带来巨大经济波动，各国将面临价值链上的位序“洗牌”，如何在新一轮洗牌中规避风险、抓住机遇，成为了疫后经济复苏工作的重要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在该院举办的“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价值链重塑——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直播课中提出多方面应对产业外迁的方案。针对课程中提到的围绕全球价值链挑战，产业升级发展及中小企业应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王孝松。

澎湃新闻：疫情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带来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怎样抓住这些机遇？

王孝松：目前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GVC），使中国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承受着外部风险。在机械电子设备、航空航天等领域，中国以往存在着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的局面，本质上说，就是存在关键技术的短板。

尽管新冠疫情给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了挑战和压力，但在客观上成为各行业重新洗牌的契机，也为相关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突破提供了动力。

首先，中国企业过去长年只从事生产环节的“简单劳动”，而较少从事研发产品、拓展营销渠道、创立品牌等“复杂劳动”，大部分企业仍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在外部需求萎缩、退单潮的冲击下，外贸企业转向国内市场，必然要从事“复杂劳动”，尽管面临着学习成本和转型成本，但国内消费市场的数字化大幅降低了企业自建品牌、打通销售渠道的门槛，线上形成的端到端的路径也剔除了层层转包的中间商，这为终端消费者提供了更低价的商品，也为企业提供了更高的利润空间。当中国企业具备了布局规划、研发、生产、营销、个性化服务等全方位的能力时，也就真正实现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提升。

第二，传统的外贸企业主要是代工型企业，从纺织品服装到各类轻工业产品，从机械设备到电子数码产品，都是不为人知的中国企业为国际知名企业进行“贴牌生产”。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过硬，完全符合国际大牌产品的质量要求，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品牌，只能借助国际知名品牌出口到国际市场。实际上，生产能力的构建也并非“一日之功”，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员工培训和教育体系，乃至各项制度的保障。中国已经构建起强大的生产能力，未来若能在此基础上努力向价值链的两端进军，就能以优质产品为基础，树立自身品牌，用同样的资源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第三，由于常年从事代工活动，中国外贸企业丧失了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而创立自主品牌则有利于获得外贸定价权、提高厂商利润率。传统的外贸产品是按照较为固定的成本加成率来定价的，国外采购商留给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十分有限。以应对疫情为契机，中国外贸企业不断提升研发创新能力和渠道开拓能力，那么，疫情抑制外部需求的不利时期，正好可以成为中国培育本土知名品牌的有利时期，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品牌”将助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市场。

澎湃新闻：您在直播课提到中小企业通过更多参与数字经济来提高竞争力。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怎样？在供应端、需求端分别表现如何？中小外贸企业将市场转移到国内是否可以解决一定的困难？

王孝松：在传统贸易发展过程中，大企业在贸易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在GVC发展的背景下，中小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开展贸易的机会。一方面，中小企业可以为国外企业提供中间品和零部件，即前向参与GVC；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可以进口自身所需的一些零部件，即后向参与GVC。然而，在GVC发展背景下，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仍然是大型企业。

尽管中国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量产值、吸引了大量就业，但参与GVC的程度较低：以传统贸易额测度，中国中小企业的出口比重约为15%；以贸易增加值测度，中国中小企业出口比重约为29%。因此，总体来看，中国中小企业参与GVC程度相对较低，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数字经济的发展，本应便于参与GVC的企业开展国际贸易，但融入数字经济、借助电子信息手段发展贸易，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中小企业往往缺乏相应资源，无力承担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先期投入，因而在硬件购买、软件开发等方面均处于劣势。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调研报告，以企业是否建立自己的网站来表示是否有信息技术支撑，我们可以发现，信息技术支撑对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参与GVC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在进口方面（需求端），对于雇员只有2人的企业，有信息技术支撑的企业的中间品进口份额比没有支撑的企业高10%；对于雇员人数为12人的企业，有无信息技术支撑的企业中间品进口份额相差8%；雇员人数为50人的企业，份额相差5%；雇员人数为100人的企业，份额仅相差3%。在出口方面（供给端），信息技术支撑对雇员人数为15-25人的企业促进作用最大，促进效应随着雇员数增加而急剧减弱。

可见，信息技术在促进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融入GVC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受到运行成本和管理方面的制约，中小企业在掌握和应用数字技术方面较为滞后，因此未能抓住以数字经济促进GVC参与的有利机遇。

对于已经参与GVC的中小企业，将市场转移到国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困难，但不能一味引导外贸企业盯住国内市场，因为外贸企业转内销很可能抢占原来内销厂商的市场。如果不充分挖掘内需，国内市场份额不变，那么二者就是在进行零和博弈，形成国内企业“自相残杀”的局面。

澎湃新闻：有学者担心，疫情会给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困难，您怎么看？

王孝松：我认为疫情能加速转型升级步伐。产业转型升级主要依赖于资本累积、技术进步、研发投入、发展战略。

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疫情只是阵发性外部不利因素，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系统影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处在向好发展的阶段，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因此有足够的实力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研发投入，由此会带来各方面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发展战略不会因疫情而变化，这就使投资方向、生产方向、贸易模式继续服务于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为应对疫情，中国各界大力推动了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一方面，积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大力支持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另一方面，远程教育、远程办公、网络购物等业态发展迅猛，不仅有利于防控疫情，而且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这些都有助于中国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同上述新产业新业态相关的问题是“新基建”。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基建建设涉及诸多产业链，不仅是短期刺激经济复苏、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中长期也将成为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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