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是“乡土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方面｡以1369名农村中小学生(11~18岁)为样本,以调查问卷为主,访谈法为辅,运用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及文本分析法,从方言使用､方言态度和方言他者期待等方面探究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问题｡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农村中小学生在私人领域的方言使用呈上升趋势,但普通话在公私领域均占绝对优势;随着年龄增长,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的态度呈上升趋势,对普通话的态度则呈下降趋势;他者(国家､学校､教师)对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期待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公､私领域的方言使用､方言和普通话态度､方言他者期待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方言态度和普通话态度对公､私领域的方言使用影响最大｡研究结论:农村中小学生存在方言选择､方言情感和方言他者期待三方面的认同困境｡应进一步处理好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以及方言认同是静态性还是流变性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实证研究；语言多样性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调查问卷为主,访谈为辅的研究方法｡问卷经过发放回收､录入统计､探索以及信效度检验等过程｡访谈在调查问卷统计分析之后进行,采取方便抽样的方式,随机访谈11名学生,作为定量研究的补充｡

(二)研究工具

1.问卷设计

    首先,确定问卷维度｡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者樊中元､余玮奇和杨荣华等学者的语言认同调查问卷的研究与分析,并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初步确定了方言认同调查问卷的六个维度,并对各维度赋予明确的内涵｡

    其次,编写问卷题项｡在理论推导和小样本探索的基础上编写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初始问卷36个题项｡之后发给语言学专家对问卷题项的可读性和适宜性进行修改,删除其中的一个维度和7个题项,并对表达有歧义的题项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5个维度29个题项的《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调查问卷》｡

    再次,对问卷进行预测｡抽取五年级､六年级､初二､高一的农村中小学生共计110名,对初步编制的问卷进行预测｡使用SPSS20.0对预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共删除8个题项,最后形成五个维度共21个题项的正式问卷,包括公共领域方言使用(4项)､私人领域方言使用(4项)､方言态度(5项)､普通话态度(5项)､方言他者期待(3项)｡

    最后,对问卷进行正式施测｡选取山东青岛即墨区､胶州区村小5所､初中2所､高中2所,共抽取1800名农村中小学生,用正式形成的《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问卷》进行施测｡共回收问卷1710份,去除341份无效问卷,有效问卷1369份,有效率80%｡

2.问卷的统计分析

(1)预测问卷项目分析

    研究用各题项与量表总分的相关和经校正的题总相关(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CITC),来删除不合适项目｡本研究删除Pearson相关系数在0.4以下的3个题项,保留在0.01水平上呈显著相关的26个题项,可以认为问卷所有题项设计合理,且具有较好的区分度｡

(2)预测问卷信度检验

    信度指的是测量结果的稳定性程度｡本研究采用SPSS20.0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选用了同质信度中的克隆巴赫系数来检测问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总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731,说明信度指标比较理想｡

(3)预测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问卷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0),KMO值为0.88,非常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本研究探索性因素分析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倾斜旋转法,判别标准选定特征值大于1,析出因子个数不设限｡第一次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存在部分条目的项目载荷值小于0.4｡因此,逐次删除了负荷最低的条目,每删减一次均重新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并考察因子解释总变异量的贡献率增减情况｡经过筛选后,共删除5道题项,最终得到21个题项,隶属五个因子｡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总变异量为61.47%｡结果见表1｡

(4)正式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

    选用验证性因素分析估计构想模型对实际测量数据的拟合程度,从而检验构想模型的正确性｡拟合指标的理想数值要求如下:一般认为,X2/df接近2,模型拟合较好,样本较大时,5左右也可接受;拟合优度指标GFI越接近1表示模型适合度越好,通常采用GFI>0.9;相对拟合指标CFI越接近1表示模型适合度越好;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越接近0表示模型适合度越好,通常采用RMSEA<0.05｡利用Mplus8.1软件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从研究各指标来看,本模型的数据拟合良好｡

(三)研究过程

    最终问卷由基本情况､公共领域方言使用､私人领域方言使用､方言态度､普通话态度､方言他者期待24个题项组成｡基本情况3个题项包括性别､年龄和居住状况,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方言使用共8个题项,每个题项包括“普通话”“方言和普通话”“方言”三个水平,分别赋值1､2和3;方言态度和普通话态度采用Likert5级评分法,“1表示非常不好”“2表示不太好”“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好”“5表示非常好”;方言他者期待3个题项,包括“普通话”和“方言”两个水平,分别赋值1和2｡

    本研究的统计学方法采用EpiData3.1软件录入数据,运用SPSS20.0处理数据｡公私领域方言使用､方言和普通话态度､方言他者期待的年龄差异运用方差分析,方言认同各因子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基于农村中小学生日常生活主要使用方言和普通话,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作为乡土文化系统中的方言和普通话,是共时性､整体性存在的,当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的认同偏高时,背后则意味着对普通话的认同偏低｡因此,在统计分析过程中,本研究主要通过对方言和普通话在年龄方面的比较来呈现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状况｡

    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的研究,一是通过年龄和性别差异的比较呈现认同的变化,二是探究方言认同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运用SPSS20.0进行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性别方面,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认同基本没有差异,而不同年龄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认同存在差异｡公､私领域方言使用,方言和普通话态度,方言他者期待相关性显著｡

(一)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的年龄差异

1.农村中小学生方言使用的年龄差异

    运用SPSS20.0对农村中小学生方言使用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和表4｡表3呈现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农村中小学生方言使用年龄差异的整体情况,表4呈现的是不同交流对象和交流情境中农村中小学生方言使用年龄差异的具体情况｡

    由表3可知,私人领域中农村中小学生方言使用随着年龄增长具有显著差异,公共领域则没有显著差异｡随着年龄增长,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使用在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11~18岁:1.849~2.263);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方言使用的所有数值来看,除了私人领域的14~18岁这五个年龄的数值在2以上之外,私人领域11~13岁这三个年龄和公共领域11~18岁这八个年龄的方言使用的数值都在2以下,这说明普通话超过方言的使用,普通话在总体上占优势｡

    Bonferroni事后检验发现,在私人领域中,农村中小学生18岁时方言使用高于其他年龄,11岁显著低于其他年龄;公共领域的方言使用在11至18岁(1.755~1.843)这十个年龄段差异不显著｡

    由表4可知,随着年龄增长,农村中小学生与父母､兄弟姐妹､同学等交流对象以及在村中的方言使用均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普通话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在集市､打电话和接电话等情境中方言使用差异不显著｡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普通话的使用在总体上依然占绝对优势｡值得一提的是,接电话比打电话更多地使用普通话,这说明农村中小学生将未知来电人员的身份置于公共领域,而打电话因确知对方身份则自主选择使用方言或普通话｡

    在与父母姊妹､同学､村中､集市以及打电话这五种情况中,18岁的方言使用都达到最高值,而接电话在18岁时的方言使用低于任何情境和任何年龄段｡

    Bonferroni事后检验发现,集市､接电话､打电话的方言使用不具有显著差异;在与父母姊妹､同学､村中､集市以及打电话这五种具有显著性差异,且18岁显著高于其他年龄｡

2.农村中小学生方言态度的年龄差异

    本研究中方言态度是指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在情感(好听､亲切)和理性(难易､有用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的评价｡运用同样方法对方言态度的年龄差异进行方差分析,见表5和表6｡表5呈现的是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和普通话态度年龄差异的总体情况,表6呈现的是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态度和普通话态度在好听､亲切､难易程度､有用程度､社会影响力这五个方面年龄差异的具体情况｡

    表5中,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和普通话的态度在11~18岁这十个年龄段中差异显著,农村中小学生对普通话评价随着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11~18岁:平均值由4.371下降至4.187);对方言评价除了12岁显著上升之外,总体上呈上升趋势(11~18岁:平均值由3.947上升至4.120)｡

    Bonferroni事后检验发现,普通话态度方面,12､13岁显著高于11､14､18岁,16､17岁显著高于18岁;方言态度方面,11､12岁显著高于14岁｡

    表6中,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和普通话态度的五个维度中,除了方言在好听和难易程度方面随着年龄增长差异不显著外,方言和普通话在其余方面都有显著差异｡

    随着年龄增长,农村中小学生在11~18岁中对方言在好听(3.786~4.027)､亲切(4.091~4.347)､有用(3.987~4.160)､社会影响力(3.72~4.000)这四个维度的评价均呈上升趋势,对普通话在好听(4.468~4.200)､亲切(4.162~3.813)､有用(4.597~4.320)､社会影响力(4.045~4.333)､难易程度(4.585~4.267)这五个维度的评价均呈下降趋势｡18岁时对方言在亲切方面的评价达到最高值(4.347),普遍高于对其他四个维度的评价;18岁时对普通话在亲切方面的评价达到最低值(3.813),普遍低于对其他四个维度的评价｡随着年龄增长,掌握普通话(11~18岁:4.585~4.267)和方言(11~18岁:4.149~4.067)的难度均呈下降趋势,这可能意味着,农村中小学生对普通话和方言的学习能力均在不断提高｡

    另外,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态度虽然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14岁时出现显著下降后,15岁又重新上升｡这可能是因为,一是心理和年龄因素｡年龄上他们正是少年期(11.12岁~14.15岁)向青年期(14.15岁~17.18岁)的过渡时期,心理上则处于从依赖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其间充满矛盾､困惑､彷徨和不安｡因此,14岁的下降可能是对方言认同迂回挫折的阶段性表现;二是暂时语言适应(short⁃term accommodation)｡14､15岁的农村中小学生正处于独立意向刚刚萌芽的阶段,当外界(教师､学校和国家)过于强调普通话而贬斥方言时,出现了在态度上不认同方言的现象｡

    Bonferroni事后检验发现:方言态度方面,18岁时对方言的亲切程度最高,12岁时认为方言的有用程度和社会影响力最高｡普通话态度方面,18岁时在好听､亲切､难易和有用方面的评价均低于其他七个年龄段,11岁时在社会影响力方面最低,18岁仅次于11岁;除了社会影响力以外,12岁时在好听､亲切这两个情感评价方面均高于其他年龄段,13岁时在有用和难易程度这两个维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

3.农村中小学生方言他者期待的年龄差异

    在日常社会语言生活中,常常存在说话者期待自己未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某种语言的问题,但个体的语言期待很大程度上受到他者的影响｡本研究方言他者期待是指农村中小学生选择使用方言时受国家､学校和教师影响的程度｡运用同样的方法得表7和表8｡表7呈现的是他者(教师､学校､国家)对不同年龄农村中小学生方言期待的总体情况,表8呈现的是教师､学校､国家对不同年龄农村中小学生方言期待的具体情况｡

    表7中,他者(国家､学校､教师)对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期待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在11岁时对方言的期待显著高于其他任何年龄阶段,平均值达到最高(1.076);15岁时对方言的期待低于其他任何年龄阶段,平均值达到最低(1.016)｡Bonferroni事后检验发现,11岁显著高于12岁､15岁､18岁｡

    表8中,随着年龄增长,国家对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期待存在显著差异(p值为0.003<0.05),学校､教师对他们的方言期待不存在显著差异(p值分别为0.063,0.510>0.05)｡国家对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期待11岁时到达最高值(1.078),即对普通话的期待达到最低值;另外,国家对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期待在15岁时达到最低值(1.000),即对普通话期待达到最高值｡Bonferroni事后检验发现,学校和教师对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期待差异不显著,国家的期待具有显著差异,11岁高于15岁､17岁､18岁｡

(二)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研究方言认同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采用SPSS20.0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言认同各影响因素相关分析见表9｡研究数据表明公共领域方言使用､私人领域方言使用､普通话态度､方言态度､方言他者期待各变量之间相关性均显著,其中私人领域方言使用与公共领域方言使用相关系数r=0.656,呈显著正相关;普通话态度与公共领域方言使用相关系数r=-0.327,呈显著负相关;方言态度与公共领域方言使用相关系数r=0.209,呈显著正相关,方言他者期待与普通话态度相关系数r=-0.243,呈显著负相关｡

    分别以公共领域方言使用和私人领域方言使用为因变量,普通话态度､方言态度､方言他者期待为自变量,进行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见表10｡结果发现,在公共领域方言使用上,AdjustedR2=0.171,F=94.889,p<0.001,表明3个自变量总共能解释其总变异的17.1%｡在这些变量中,对公共领域方言使用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是普通话态度(p<0.05)和方言态度(p<0.05)｡从半偏相关系数平方看,普通话态度可以独立解释公共领域方言使用10.0%的变异,而方言态度可以独立解释5.1%的变异｡在私人领域方言使用上,AdjustedR2=0.138,F=73.941,p<0.001,表明3个自变量总共能解释其总变异的13.8%｡在这些变量中,对私人领域方言使用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是普通话态度(p<0.05)､方言态度(p<0.05)｡从半偏相关系数平方来看,普通话态度可以独立解释私人领域方言使用9.1%的变异,方言态度可以独立解释4.5%的变异｡

(一)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的困境

1.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的选择困境

    选择反映行为主体的心理运作过程,使用反映行为主体的心理运作结果｡从农村中小学生方言使用的结果看,不同年龄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是有差异的,这种使用差异恰是学生语言选择的结果,而选择必然要经过心理的纠结和冲突的过程｡从研究结果来看,不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农村中小学生年龄越小,选择使用普通话越多,普通话比方言有更多建构身份的机会｡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看,方言态度和普通话态度比他者期待更大程度地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方言的选择｡Gumperz指出,语言使用与其所附带的社会､政治､道德和经济观念是不可分割的,语言选择参与了身份的构成与谈判｡从人､语言与土地共生的角度来说,农村中小学生､方言和乡土大地是同呼吸共生长的关系｡年龄越小,生活在私人领域的时间更长些,选择使用方言的机会更多,方言本应多于普通话对身份建构的机会;年龄越大生活在公共领域的时间更长些,方言对身份的建构应该少于普通话｡但事实恰好相反｡从访谈结果看,有学生表示,“俺二伯打工回来,有时也说普通话,我就不知怎么说了｡”在学校里,也有学生忧虑地说:“老师在办公室里还说方言呢”“老师有时还会说:‘别说土话啊,真难听!’”这都造成了农村中小学生方言选择的困境｡

    上述困境的主要原因可能源于国家在实践中推崇单一语言——普通话,方言在无形中受到压制和贬低｡我国自1956年开始推广普通话,导致普通话和方言的二元对立,“乡土中国”本为一体的局面被打破,以行政而非地域区划方言,出现“城市方言”“农村方言”的表述｡因而人们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普通话是城市和城市人的象征,方言是农村和农村人的标签｡对于农村中小学生来说,方言构成了他们的母言,普通话也并非是异域语言｡但由于国家､学校和教师对普通话的较高期待,导致了他们语言选择的困境和身份角色的困扰｡

2.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的情感困境

    方言认同的情感困境主要指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和普通话在好听和亲切的评价存在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情感困扰｡从调查问卷样本来看,1123份纸质有效问卷(网络有效问卷246份)涉及好听､亲切的选项中,有345个题项留有涂改痕迹;从统计结果看,随着年龄增长,属于情感评价的亲切和好听程度方面,方言在亲切程度方面呈螺旋上升趋势,普通话在好听和亲切程度方面则呈螺旋形下降趋势,即出现某后一年龄较前一年龄低(高)的情况,如方言好听在13岁(平均值为3.728)低于12岁(平均值为3.840),但12岁高于11岁(平均值3.786),普通话在14岁时与方言13岁时的情况正好相反｡这说明,随着年龄增长,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的情感评价处于矛盾状态｡访谈中,有学生表示,“有时候觉得方言好听,有时候吧,也觉得不是太好听,不清楚｡”｡这体现了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和普通话评价的不确定性｡但涉及难易､有用､社会影响力等理性评价时,调查问卷没有一处涂改,访谈过程中学生的态度也比较明确｡

    造成方言认同的情感困境,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身心异域｡同为“乡土性”的中国大地被人为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城市和农村｡城市语言文化的高权势对农村文化的侵入和遏制,使得农村中小学生虽然“身”在农村,但“心”却向往城市｡他们身体处在以方言为根的乡土大地,而心灵则处在以普通话为主导的城市想象空间里,造成他们面对两种语言和两种语域选择的困惑;正如Rancz的研究发现,受全球化影响,多语言社区的区民对本语言社区有强烈的认同感,但区民中的年轻一代在当地没有根,倾向于认同其他价值观,导致方言的大量丧失;二是自我与他者方言情感认同的冲突｡按照泰勒(Taylor)的观点,“我的认同是通过个体与他者半是公开､半是内心的对话协商而形成的｡”方言情感认同不仅是个体自我主观的认同过程,它还必须获得他者认同的授权,“单相思”不能建构真正的语言情感认同｡学校､家庭､村落等他者努力让孩子从情感上认同普通话,但农村中小学生随着年龄增长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对方言情感认同却不断上升,这就造成了他者对普通话认同的建构和自我对方言认同的增强所带来的冲突,这种冲突恰是个体主体意识增强与国家政策导向不一致带来的结果｡

3.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的期待困境

    方言认同的期待困境是指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态度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国家､学校､教师对方言期待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所带来的认同困扰｡从方言期待维度看,方言他者(国家､学校､教师)对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期待随年龄增长逐渐降低(1.076~1.049);从方言态度维度看,农村中小学生方言态度随年龄增长呈螺旋形上升,即方言态度的数值范围为3.947~4.120｡根据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观点,一个个体总是希望获得别人和社会的赞同｡但研究结果却显示,国家､学校和教师对方言的期待与自我对方言的态度恰好相反,这就造成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认同冲突｡从访谈中了解到,学生面对这种冲突学会了“圆滑”处事的模式,“跟长辈在一起,尽量说普通话,跟同伴在一起,就说方言｡”

    上述困境可能源于语言身份的冲突｡选择一种语言即选择了一种文化,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中国城乡的二元对立,造成了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对立｡普通话成为城市文化的象征,方言成为乡土文化的标志;普通话建构了高权势的语言身份,方言则建构了低权势的语言身份｡他们正是按照这种观念进行语言的选择｡如有学生在访谈中谈到,“我们在一起玩吧,有从城里回来的,就说普通话,感觉好听,文明｡”

(二)进一步讨论

    本文在更普遍意义上的学术关注是:如何在当下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理解多语言认同问题｡这是当前有关认同的热门话题,本文在两方面可能拓展现有理论｡

1.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

    欧洲委员会语言投资委(The Council of Europe's European Language Portfolio, ELP)认识到语言多样性对促进多语言欧洲的流动性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多语言既满足个体对外部语言的工具性需要,更是满足个体内部的主观需要,即获得工具性语言的生存需要和“我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精神需要｡另外,从外部政策环境来看,欧洲一体化和重组支持欧洲委员会促进“多语制”,将其作为民主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标｡

    中国恰恰是一个多种语言共存的国家｡汉语中的七大方言与方言的变体——普通话——之间是并列平等的兄弟关系,而不是具有尊卑贵贱的上下级关系｡在我国的社会实践操作层面上,往往无意识地将方言和普通话对立起来,造成二者之间的隔阂｡而在本源和制度层面,方言和普通话是处于平等的地位｡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杨光在第八十九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发言说,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在我国,普通话是吸收地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方言)成为普通话词汇系统吐故纳新､生生不息的重要因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方言表达,如“拍拖”“打的”等粤方言,“撒丫子”“酷哥”等北方方言,都是后来纳入到普通话系统中的词汇｡因此,方言和普通话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平等关系｡

2.方言认同是静态性还是流变性的问题

    方言认同是静态性还是流变性的问题是当下认同研究的一个热点｡许多研究没有将认同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把认同局限在相对固定不变的地域和人文环境中去探讨,由此形成的理论假设是:认同是静态的,同一主体在不同阶段其认同保持不变｡主体固着在相对固定的地域､种族､阶层､性别和身份等社会结构中,在农村中小学生身上的具体表现则是,说方言就标识其“农村人”身份,说普通话就标识其“城市人”身份｡

    而近年来认同建构论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建构论认为,语言认同是在历史､文化､权力等因素作用下,由个人和群体在语言实践中持续不断地建构而成的｡语言既表达了认同,也在建构着认同｡”学者俞玮奇对南京市中小学生语言的调查同样发现,随着年龄增长,方言认同不断增强,而对普通话的认同却不断下降;学者方小兵的研究也发现,即使是在小学阶段,学生的方言认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年级的方言认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表明,在实践中已呈现出静态方言认同向动态方言认同转变的事实｡本研究中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回归即是方言认同具有流变性的表现｡

    参考文献略

    赵翠兰：教育学博士，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

    苏春景：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