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延安自然科学院

近代交通技术的变革与通讯传播技术的革新，使人类对信息的传播能力得到空前提升，促使各国对时间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产生精准、恒定、一致的需要。因此，1884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中，与会各国确认以格林尼治天文台经线为本初子午线，并将之作为计算地理经度的起点和世界时间的起点，并以此分别将全球划分为东、西12个时区，相邻两个时区中心经线间隔15°，时差1小时。格林尼治国际标准时间从此诞生。

标准时间在中国的设置

1902年，清海关总署以东经120度（即东八区时）为沿海各通商口岸通用时刻，被称为海岸时或海关时。1918年，北京政府中央观象台依据国际标准时区制度，将全国规划为中原时区(GMT+8，即上海时间、南京时间)、陇蜀时区(GMT+7，全面抗战后改重庆时间)、回藏时区(GMT+6，后改新藏时间)、长白时区(GMT+8.5)、昆仑时区(GMT+6.5)等五个时区。1928南京国民政府沿用遵行五时时区制。到1939年6月，为适应抗日战争军事部署的需要，国民政府再次重申五时区制并规定以陇蜀时区作为全国标准时间。因此，近代以来标准时间的形成：一是全球机械化的交通运输系统与定期交通与通信的需要而产生的对标准时间的统一规定；二是遵行并执行标准时间的统一规定，还仰赖于各国政府以国家力量的强制推行。这一双重特征，使标准时间成为一项既是全球化与标准化的成就，也是一项与各国国家政权密切关联的政治举措。

标准时间作为被国家规定一致遵行和使用的时间制度，目的在于以精确、统一的一项地方时作为可供其他地域的社会时间嵌入可供共同使用的参照标准，以规避多元差异可能带来秩序的混乱。时间的标准性与精确性成为社会成员共同且必须的需要。抗战时期的延安，标准时间就成为当时人们迫切的需求。

“延安时间”的构建历程

据1940年5月31日的《新中华报》报道：“在延安因为没有标准钟楼，故每于上大课、开会、听报告或举行集会时，常有因人未到齐而迁延颇久，致浪费很多宝贵时间。”针对这一情况，陕甘宁边区学联7月3日向驻延的青年干部学院、陕北公学、青年干部学院等11所学校的学生会俱乐部发起遵守时间签名运动，并提议三条倡议：“一、你如果负责召开什么会议的话，一定要设法能准时开会！二、你如果参加什么会议的话，一定要准时到会。三、你要用一切方法说服你周围的同志也遵守时间”。《新中华报》的社论对这一倡议也给予积极相应与评价：“这一运动，首先由青年学生做起，然后推广到各界人士中去。关于遵守时间，实为本市各界人士久已感觉迫切重要之举，此次经学联号召各校发起遵守时间签名运动，影响所及，当可纠正既往不遵守时间的毛病，今后大家应互相督促，共同养成遵守时间的良好习惯。”同日，《新中华报》的另一篇题为《消灭不遵守时间的现象》评论中，将“不遵守时间”视为“一种腐朽的旧社会的官僚政客们的习气”，号召大家“与一切不遵守时间的现象作斗争，新延安的作风上，要大大的写一条‘消灭不遵守时间的现象’”。

时间需要借助一定设备测定，是为测时。像传统的日晷、圭表、刻漏均是测时装置，而测时的记录还需要准确读取。尤其是在需要一定精度或者在一定时间限度内完成某些事情时，对时间信号的测定、记录与传播，就成为一项颇为重要的任务。但是，当时的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有关时间的文化观念和物质技术都面临着令人窘迫的困境。

首先，精确的测时和恒时设备的严重匮乏。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数理学会专门研制日晷：“本市公共场所时钟缺少，开会、听报告及其他集体活动，往往不能按时举行，影响工作效能颇大，边区数理学会有鉴于此，决定制作精确日晷，作为延市统一的时间标准。”这一现象也被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江天成观察到：“在延安我们缺乏足够的钟表。即使有钟表，亦无标准时间，往往相差一、二小时，以致开会或听报告总不能按时到齐，前后浪费很多时间。”不久，根据同事孙桐对太阳与时间的对数的结论设计并制成石质日晷，并就使用日晷时间的便利性进一步解释道：“一般不过于精确，仅就日晷读出的时间每小时读出的差数尚不到一分，故足敷用。”很快，由自然科学院、边区政府和延安市政府资助，翻刻制作两个石质日晷并安置在自然科学院内和市南门外新市场沟口。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办公机关与公共场所均以日晷计时，《解放日报》还专门刊文以介绍日晷、沙漏等传统计时工具的安装、使用方法，以便各地民众知晓时间。

其次，当时陕甘宁边区群众的时间观念颇为淡漠，这对守时运动的开展是一个不小的阻力。全面抗战伊始，从全国各地甚至从海外归来的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使延安城人员骤增，社会活动加快，对外交往频繁，涉外事务骤增。这些青年精神饱满地参与到延安各项抗战事业中。除本身即有一个时差的转换和工作生活环境的剧变，还对当时延安在计时工具的贫乏、时间观念的淡薄，以及对时间的浪费现象的不适并提出意见。如作家陈学昭就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文，一方面指出边区政府时间意识淡薄、“不重视时间，不遵守时间，不抓紧时间”的现象已经“相习成风”，如“等待开会的时间往往可以和开会本身的时间占得差不多”，以至于使人“感到疲乏，而不能集中精神去听报告了”；同时分析原因，指出“农村环境，住得分散，交通不便，缺少时钟。”对此，她认为，“交通不便，住得远的人，可以早点出发；缺少时钟，我提议在城的东南西北，各设立一个像杨家岭一样的报时钟或别的什么。这虽然要花费些人力和财力，但比起因为没有时钟而浪费的时间的总和来，不知要合算多少。”文章最后还呼吁“要为革命多做些工作，首先就得抓紧时间，因为工作是要在时间当中去做的啊。”可见，这种现象已成为严重影响行政效率与生活节奏的问题。为此，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消灭不遵守时间的现象’的守时运动”。

测时设备易得，守时运动也在持续进行中，但构建延安标准时间的步伐并不能止步于此，还有最后一个标准化步骤，即标准时间和播时体系的建立。当时，除了日晷，当时延安城里日常性和辅助性的测时设备还有燃香、沙漏等仍在发挥作用。但这些依据观测自然天体的运动轨迹来感知时间的传统测时设备，本身对季节、天候、明晦，甚至温度和湿度等都有严重依赖，又因其不便携带和安置密度过低，还有两大严重不足：一是不具备恒时功能而致使时间不够精确和稳定，二是测到的只是当地的地方时，而不是可供其他地域社会共同参照使用的标准时间。这不仅使测得时间信息的传递效果颇为有限，而且对边区政府社会活动的展开以及协调外交节奏产生巨大窒碍，就必须将最关键的环节提上日程——以何种时间作为参照标准，并通过何种方式让边区群众和党政办公机构及时知晓和掌握时间。

再次，构建延安标准时间。早在1940年10月31日《新中华报》就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建议“用日晷方法代替标准钟或午炮以遵守时间”，但此举仍是以日晷测得的延安地方时作为共同参照使用的时间，时间的参照标准和传递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此后，延安的相关机构进行多种尝试。其中，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给边区学联的复函中指出，中组部正将其所存的大钟进行修理，待修理完成即放置在中央大礼堂，作为开会的标准时间。对于在大礼堂放置大钟，《新中华报》还刊文表示肯定，同时也指出此举远不够，必须在各个公共场所或者居民来往最多的十字路口也要安置同样的设备。同时，关于统一时间，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的秘书处应负起这个责任来，一定要使本部门的时间和标准时间一致。这样才能收到应有的实际效果。由于此前午炮停放，边区政府又紧急筹划，“拟安设午炮三座”。（《安置午炮问题边府正筹办中》，《新中华报》1940年9月8日）但用午炮报时，仅仅是借助声音的震荡效应来传递时间信号，但因报时午炮声响受本身的物理极限的限制，其报时效果仍然难敷日用。因此，精确、统一、稳定的延安标准时间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1944年10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就观察到延安使用三种不同的时间：“比重庆时间快一小时的上海时间，比重庆时间慢20分钟的延安时间以及重庆时间”，还直指“延安几乎没有能够工作的手表和座钟，所以无论以哪个时间都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的现象。

这一情形，无疑对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外界交流多有不便。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的进展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外界交流的频繁，时间上的多元和混乱给战阵指挥与沟通协调带来极大不便。这一状况被1944年到达延安帮助边区政府建立大功率广播电台的英国人林迈可发现，并反映给边区政府，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延安时间”正式诞生。在毛泽东指示后不久，《解放日报》登出《陕甘宁边区政府通知》：“兹决定以华西标准时间为边区的标准时间。按华西标准时间比延安日晷时间推迟18分钟。因此，照本地日晷时间推迟18分钟，即取得华西标准时间”。（《陕甘宁边区政府通知》，《解放日报》(延安)1945年2月12日。）华西标准时间即是当时国民政府确定的以陇蜀时间作为全国通用的标准时间。因此，通知中规定的“边区的标准时间”，实际上是以延安所在的地理位置为基准而自觉认可并确定执行的。

最后，延安无线电广播电台建设事业的跟进与改善，将延安标准时间广而告之。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通过无线电技术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重要文件、国际国内重要新闻以及通知等传播出去，让各边区政府或根据地甚至国际社会能收听到“延安之声”。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以及之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在战役的指挥、无线电报的收发、新闻报纸的出版发行、涉外沟通交流等均依赖无线电报，而各地电台与电台之间的信息传递与对接，对时间的精确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伴随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定时的播音工作中对频率、波长和节目时间的预告，也就为边区和各大根据地规制了相同的时间节奏。尽管此后伴随无线电广播电台事业的发展，标准时间不再定于延安一地，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创立与运行及最初使用的“延安时间”，无疑为时间使用与管理上的精确性和一致性上奠定基础。

“延安时间”的历史意义

“延安时间”的政治性意义反映了中共自主的政治作为、高效的时空统合能力与社会动员能力。从1945年至1949年，从延安到北京，通过无线电台广播传递标准时间之举，意义非凡：一是为各边区政府或抗日根据地设置了标准的参照时间，实现延安与其他由中共领导的各地抗日边区政府日常公务和社会活动在时间上的协同一致。二是，尽管此后“延安时间”伴随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巨大进展而有所变化，但“延安时间”的标准化建构及其流变演进，见证中国革命的历史变迁，传播时代的声音，记录历史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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