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四项修练

一百余年来，近代史上恐怕没有另外一个人像曾国藩那样能引起知识分子、一般大众和官商两届人士甚嚣尘上的追逐争论与褒贬了。他的生前身后曾历经无数次的名誉之灾，最大的几次分别是：一次是在天津教案问题上，由于抱着免开战端的想法，曾国藩秉承事实摆平了这一外交纠纷，不想摆平了洋人却摆不平自己人，终于闹得个“名毁津门”，就连他的湖南老乡都想灭掉他而后快。第二次是在辛亥前后，由于革命排满的需要，大批当时的革命者，硬是把他当成民族的叛徒、汉奸，责他为满清卖命，而甘心舍弃着做皇帝的机会，做大清的奴才。第三次是五四至20世纪中叶，新的革命者把他看成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和卖国贼，欲从根本上灭掉他而逞愿。时至今日，这些影响仍然残存在许多人的观念里。

然而，有谁能灭掉曾国藩呢？谁也不能！因为曾国藩毕竟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谁能灭掉一个历史人物，谁就能灭掉一段历史。

正因为这样，曾国藩才成为令一些人头痛的一个“问题”。在当前琳琅满目的解读曾国藩的读物里，这个“问题”也就成了一个显眼的“痂”。

要想化解这个“痂”，我建议这些人去读一读曾国藩的遗训

1872年是同治十一年。

二月初四，这一天，曾国藩拜过父亲的牌位，让儿子曾纪泽扶着他去到花园散步，父子俩拉着家常，不知不觉走近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曾国藩连呼“脚麻”，便倒在儿子身上。纪泽连忙扶着父亲进屋，曾国藩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就在这一天，曾国藩死了。

天命就是这样神秘，十五年前的这一天，曾国藩的父亲去世;十五年后，曾国藩自己也死在这一天。

曾国藩之死，结束了一个时代;曾国藩之死，也开启了一个时代。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第一条是“慎独则心安”，第二条是“主敬则身强”，第三条是“求仁则人悦”，第四条是“习劳则神钦”。归结起来，这里有四个关键词：心、身、人、神。与之对应的就是“慎独”、“主敬”、“求仁”、“习劳”。这四个词，既是曾国藩教子的遗嘱，作为一个教子有方的家长，这堪称金玉良言;又是曾国藩自己毕生的人生总结，更是解读曾国藩的四大关键词。

1

“君子慎独”是儒家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一条人生哲学。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多次提到“君子慎独”：

《礼记·礼器》：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是故君子慎其独也。

《大学》：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中庸》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马王堆帛书《五行》和郭店竹简《五行》都提到了“慎独”：“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也。（第8章）

传文解释道：“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为一也。”“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独也。独然后一，一也者，夫五为□（疑当补为“一”）心也，然后得之。”这里的“五”，是指“仁义礼智圣”。

《五行》又说：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独也。（同上）

传文解释道：“差池者，言不在衰绖。不在衰绖也，然后能至哀。夫丧，正绖修领而哀杀矣，言至内者之不在外也，是之谓独。独也者，舍体也。”

什么是独呢？上文提到，独是指“舍体”。什么是“舍体”呢？就是舍弃外在的感觉，专注于内心的意志、意念。根据《尔雅》的解释，“慎，诚也。”慎独即是诚其意。

此外，《庄子·大宗师》中也说：

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可见，慎独就是守身，在男人称为独善其身，在女子称守身如玉。

诚其意与守身，看似两个不同的概念，实则内涵一致。诚其意是要保持内心的诚，守身也是要“外于物”，而“内其心”，意即保持自己内心的诚、独，都是发乎心，达至心安。故曾国藩把“慎独”作为第一根人生金针度给自己的儿孙。

那么，如何来“慎独”？在曾国藩看来，慎独就是要做到不要被人们的毁誉、掌声所迷惑，重要的是在独处、静思的时候，面对自我，能对得起自己，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内不愧于心，外不负于人。在儒家看来，人生的意义也在于两点，一是成全自己，二是成全别人。成全自己就是内圣，成全别人就是外王。

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我们小时候老师也常告诫，要做到老师在场不在场一个样。老师在场，表现是这样；老师不在场，表现还是这样，这就是诚，就是守身，就是慎独。又好比说话，一个人在外的时候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然而回到家或者遇到老乡，又说家乡话。这样，人前人后两个样，说不定某个时候，一不小心在说普通话的场合就会溜出一句土话来。讲粗话痞话同样如此。尽管平时很克制，可是在私人场合说多了，等到形成习惯，很自然地掉出一句国骂来。

有人说，慎独是装正经。很多年青人，公共场合很讲究很注意，一到私人场合或曰私人空间就肆无忌惮了。谈恋爱也是这样，公共场合大家都知道分寸，一到二人世界，可就没那么多讲究了。形成人前人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人格），就是所谓的双面人。这样养成的习惯就会直接影响到将来的婚姻生活。在外面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可一回到家，所有的坏毛病、坏习惯就都显示出来了。夫妻之间常常说，结婚前他（她）可不是这样啊，结婚以后怎么变了一个人呢？困惑、迷茫，因此，这样的婚姻往往很快就亮出红灯。

其实，“正经”就是诚。诚（正经）是装不出来的，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诚发乎心，外化于人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政治生活中更是如此。中国的官场，自古以来，于法律之外还有一个官场潜规则.所谓潜规则，就是大家不得不遵守的不成文的规矩。有些人可能是执法守法的楷模，然而面对这种官场潜规则也无可奈何，不得不“入乡随俗”。然而，曾国藩却能独立于当时的官场潜规则。

例如曾国藩好不容易得到两江总督这样渴盼已久的实职，内心里非常感谢朝廷、皇帝对他的信任。他身边的心腹幕僚提醒他说这事是辅政大臣肃顺的提携，按照官场潜规则，理应给肃顺写一封谢恩的信。再说，一来肃顺正是皇帝身边的红人，真正执掌大权，二来肃顺非常重视私人感情，如果能让他觉得你是他的人，那么你今后的事业将会一片光明。有道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人家千方百计巴结还找不到机会，如今机会来了，自应顺水推舟。然而，曾国藩却不这么想，他只给朝廷上了一道谢恩折，对肃顺的提携却只字未提，更没给他通信，谢绝了这一官场潜规则。不久，咸丰驾崩，随即发生了著名的宫廷变故，肃顺被两宫太后夺了权，最后竟死于非命。两宫太后在查抄肃顺的家中搜出大量的私人信件，都是各地要员联络巴结肃顺的杰作，然后，却没有找到一封曾国藩与肃顺的往来信函。自此，两宫太后开始对曾国藩刮目相看，格外看重。

2

“主敬”一词语出《礼记·少仪》：“宾客主敬，祭祀主敬。”所谓“主敬”，就是恪守一个敬字。

敬和诚是不分的。主敬则存诚。古代巫术文化中，祭祀是沟通人神的方式，要取得神的信任并降福人间，祭祀之人必须诚心主敬。所以敬和畏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那时，“敬”是作为一种基本德行，尔后扩大到为治国的德行。儒家强调主忠信，即是主敬。

《说文》忠敬互训。在孔子那里，又是礼和仁的内在要求。子游向孔子问孝。孔子打个了比方，说，孝顺父母是养，喂养犬马，也是有养。那么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敬与不敬。是故《孝经》曰:“敬亲者，无敢慢于人。”可见，敬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敬”还有谨慎之义。《论语·子路》：“居处恭，执事敬”，《周易·文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后来宋儒赋予“敬”新的内涵。“如何为主，敬而已矣”、“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一者无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便一”。意谓整饬自己的思虑，经常保持自觉的状态，心便能专一而不为外物所诱，敬能虚静，但敬不就是虚静。心有所主，还要处物行义，于事物上能明其是非。“敬”成为宋儒穷理尽性的工夫和方法。

伊川先生说:“涵养须用敬”，亦即持志之谓也。以率气言，谓之主敬。以不迁言，谓之居敬。以守之有恒言，谓之持敬。敬是涵养的工夫。但光有工夫不行，还须与义相辅,否则主敬便成了空寂无事。敬的方法是畏谨不放纵。这种持敬的工夫，并非容易做到，需要优游涵泳，不急不躁，不懈不怠地坚持下去。这种持敬的工夫并非是不闻不见不思的兀然端坐，而是要无事能安然，有事能应变。朱熹就特别强调敬的工夫，认为这是万善之本，是为学的纲领。年青时服膺程朱理学的曾国藩，自32岁开始，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这些日课既是曾国藩修身的工夫，又成为他养生的办法。“虽有衰老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曾国藩一生多病，然而却能干出一番惊天地的大事，当与此关系紧密。敬的反面便是怠慢。在己为怠，对人为慢。遗嘱中提到的敬的工夫、气象、效验，就将修身与养生融合起来，将人的内心与外在统一起来了。一个人要有所敬畏，不能无法无天。有所敬畏的人表现在内心就是不存邪念，表现在外就是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无法无天的人表现在内心就是唯我独尊，随心所欲，有时给他人与社会带来的灾难是难以估计的。

3

“仁”是孔子赋予周代礼乐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的一个核心命题。也是后世儒家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孔子生前从不轻易许人以仁。在孔子及其弟子中，子路处于“求仁”的境界，“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这是以身外之物换“仁”；颜渊则是“不违仁”，“无伐善，无施劳”，也就是不伤善德，但也不夸耀自己;孔子则是“安仁”，如他所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求仁得仁，得仁不违仁，不违而安仁，这就是“仁”的三个层面。曾国藩参透了仁的要义，“但知私己而不仁民而爱物”，是悖失大本大源，更是舍弃了居高位食厚禄者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

所以，如果说前二条“遗嘱”算是曾国藩私己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求仁”，便是接榫孔子求仁的教义，如果说前二条算是曾国藩自立的话，那么接下来便是他致力于立人、达人的更高层次追求了。

曾国藩的一生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现在只知死死咬住他镇压洪秀全和太平军，以暴制暴，而且采取了严酷的办法，杀了不少太平军，以此来非议、诅咒曾国藩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充当“封建阶级的代言人”和“帝国主义的马前卒”，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殊不知，这种看似合理的言论背后，其实只是注重表面的“真理”，而忽视甚至无视曾国藩所做的背后的大义。

我们知道，有战争就有流血牺牲，我们首先要反对战争，正如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的遗言中所说“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其次，我们更要谴责发动战争的人！不管曾国藩站在谁的立场之上，他率领湘军平定太平军之乱，其实正是避免更多的人免受这场战争的灾难与残杀，这正是儒家所讲究的大仁大义。正是他制止了一场迁移长久、卷席万里的残酷杀戮，是他扭转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假如说，没有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就会没有杀戮？大清政府的其他军队会在太平军面前拱手投降？假若没有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太平军就会胜利地结束满清的统治？纯为无稽之谈。

战争，只能以战争的方式结束。这可能是一条永恒的真理。曾国藩告诫子女，希望曾家永不要出现带兵打仗之人，正是他参透大仁大义之后的醒悟。

4

身处中国文化氛围中的人恐怕没有人不知道要“习劳”。劳动是人的本能，劳动也是人的权利。然而，即使如此，任何时代还是有不少人希望不劳而获。

曾国藩的“习劳”则始终是与一个“勤”字联系在一起的。某种时候是可以划等号的。他一生在军务劳顿之余，还留下洋洋三十册的《全集》，也是前无古人。而他并非天才，人们公认他只是一介“中人之资”，也就是说智力平平。但勤能补拙，正是一个勤（习劳）二字成就了一个卓尔不凡的人物。

遗嘱中第四条的“习劳”在他生前不止谈过一次。曾国藩认为人体活动则气血和、经脉通;不动则病滞。他自己每天坚持饭后走一千步。并告诫自己的子女、儿媳,要亲自种菜、养猪、织布、下厨,不要随便使唤奴仆。出门要多走路,少骑马坐轿。“劳则寿,逸则夭”。长子曾纪译少年体弱多病，即命其每日早晚各步走五里路。坚持日久，竟转弱为强。

他曾说过：“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一反“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曾国藩把习劳习苦作为成为君子的条件。一个习劳习苦的人，才可以享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才可以安处于贫困的生活。这在孔子看来已不是君子，而是仁了：“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曾国藩的习劳深深地影响并感染了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后代。

他的儿媳也就是曾纪鸿夫人郭筠把他的“习劳”更具体化，她手订的《曾富厚堂日程》体现出与时俱进：“一，男女皆应知习一样手艺；二，男女皆应有独自一人出远门之才识；三，男女皆应知俭朴，每月所入必要敷每月所出，人人自立一账簿，写算不错；四，男女皆应侠义成性，不要行为有亏；五，男女皆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外侮自不能入，而自强不求自至矣；六，我家行之，一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于此矣”。

他的门生李鸿章，向来谁也不服，唯独在曾国藩面前毕恭毕敬。他记述道：“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朣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习劳的好处其实人人都懂，真要做起来可就难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曾国藩竟然把习劳与“神钦”挂起勾来。其实，在西方也有这样一句名言：自助者天助之。习劳不就自助吗？这与曾国藩的“习劳则神钦”理同情同。

无独有偶，后来的弘一法师也在《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中的演说中提出“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四条，要求青年佛徒勉力为之。

他还讲到这样的故事：有一天，佛看到地下不很清洁，自己就拿起扫帚来扫地，许多大弟子见了，也过来帮扫，不一时，把地扫得十分清洁。佛看了欢喜，随即到讲堂里去说法，说道：“若人扫地，能得五种功德……”又有一个时候，佛和阿难出外游行，在路上碰到一个喝醉了酒的弟子，已醉得不省人事了；佛就命阿难抬脚，自己抬头，一直抬到井边，用桶汲水，叫阿难把他洗濯干净。有一天，佛看到门前木头做的横楣坏了，自己动手去修补。有一次，一个弟子生了病，没有人照应，佛就问他说：“你生了病，为什么没人照应你？”那弟子说：“从前人家有病，我不曾发心去照应他；现在我有病，所以人家也不来照应我了。”佛听了这话，就说：“人家不来照应你，就由我来照应你吧！”就将那病弟子大小便种种污秽，洗濯得干干净净；并且还将他的床铺，理得清清楚楚，然后扶他上床。由此可见，佛是怎样的习劳了。佛决不像现在的人，凡事都要人家服劳，自己坐着享福。这些事实，出于经律，并不是凭空说说的。

可见，大凡能达到能参透人生的名儒高僧，都有其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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