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陈其田著  王纪卿译 

　　  

　　1.左宗棠与林则徐及其家人的私交 

　　19世纪60年代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与40年代的努力是有历史渊源的。尽管我们很难找到曾国藩与林则徐之间关系的文字证据，但我们可以追溯到林则徐对左宗棠有直接的个人影响。尽管曾左是同时代的人，只是前者年长一岁，但鸦片战争似乎对翰林院内养尊处优的曾国藩只有很小的影响[1]，而对左宗棠的影响则是刻骨铭心。左宗棠于1839年来到长沙，密切注视战争的进程，通过研究旧文献，开始对海防与海洋国家显示出浓厚的兴趣。[2]鸦片战争通过签订南京条约而结束令左宗棠非常失望，以至于隐居山中，沉思默想。[3] 

　　左宗棠对英国人的第一印象非常恶劣，他后来跟英国人打交道的经历又令他非常不满[4]，以至于他对英国人怀有终身的偏见。他一生中雇用过各国人士，但从未雇用英国人。 

　　作为一名爱国者，作为对鸦片战争的敏锐观察家，左宗棠对这场战争中的英雄林则徐自然怀有很大的敬意。他在居留长沙期间，曾有机会通过林则徐的一位朋友阅读这位资深政治家的书牍与奏章。1848年，当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湘军“儒将”胡林翼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去其幕府当秘书。虽然左宗棠因家事未能接受提供给他的这个职位，但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他与林则徐神交已久。[5]第二年冬天林则徐请病假去职，在回福建的途中停留于长沙，立刻召见了左宗棠。他们相会于船上，宴谈达曙，无所不论。这对双方都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林则徐已快走到生命的终点，发现了一位才干非凡的年轻人。左宗棠则在实用政治学方面大大受益于这位当代耆宿。关于新疆灌溉计划和经济改革的信息，在三十年后对他尤显珍贵。[6] 

　　在左宗棠卷帙浩繁的《全集》中，我们一次又一次读到他对林则徐人格与事业的倾倒与热烈的赞扬。下面这段话具有典型性。他在给吴子儁的一封信中写道：“所论陶文毅与林文忠品概，均尚平允。两公当日亦各相倾倒，一雄伟，一精密，非近人所可及。设使两公迟死十年，则发逆、洋寇有人了办，不至流毒天下如此之久也。”[7] 

　　有一次，左宗棠上奏朝廷，提议建祠纪念陶文毅和林则徐，其理由是“距二臣在位已五十余年，而流风善政犹存”。[8] 

　　左宗棠针对海防说过：“海上用兵以来，文如林则徐，忠而有谋，以之制初起之寇（英国人），本有余力，不幸为忌者所间，事权不属，不克竟其设施。”[9]当左宗棠处于困境、面对批评时，他能从林则徐那里找到安慰。[10]他反复地记述林则徐在新疆发起的经济改革，尤其是灌溉。[11]在应对外国人提出的要求时，他建议僚属们学习林则徐的榜样。 

　　在林则徐身后，左宗棠与他的后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由于他的举荐，林则徐之子林聪彝被任命为浙江衢州府知府，同时署理按察使，而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12]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在左宗棠离开福建前往西北之后，执行了他制订的建设福州船政局的计划。 

　　2.左宗棠对鸦片战争中新发明的兴趣 

　　左宗棠不仅与林则徐交往密切，还对鸦片战争中及战后的新发明怀有强烈的兴趣。1854年，几个热心人邀请轮船制造者和铸铁炮发明者龚振麟供职于曾国藩的水师，左宗棠是其中之一；但龚振麟拒绝了。[13]不过，几年以后，当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时，这位著名的发明家当上了台州知府。他后来于1863年黄岩被太平军攻陷时在顽强抵抗后被杀。[14]潘士诚的“水雷”给左宗棠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880年，他敦请总理衙门注意：大约三十七年以前，演示过一个名叫雷壬斯（另处又叫壬雷斯）的外国人所制造的水雷。[15] 

　　最重要的是，左宗棠于1875年为《海国图志》1876年版所写的序是一个铁证，说明了19世纪40年代对同世纪60年代现代化运动的领袖们所施加的影响。左宗棠在比较了中国教义与西方宗教之后，指出西方国家看重应用科学技术，他接着写道： 

　　百余年来，中国承平，水陆战备少弛，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竞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魏子（林则徐）[16]数以其说干当事，不应，退而著是书。……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然同、光间（公历1860—1880）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17] 

　　在这里，我们看到，60与70年代的现代化伟大领军人物之一提供了证据，表明他的事业不过是实现并执行了由林则徐在40年代倡导的富有远见的政策。 

　　原注： 

　　[1]陈其田：《曾国藩，中国汽船的先驱者》（燕京大学经济学系，1935） 

　　[2]《左文襄公全集》：《左文襄公年谱》（长沙，1890）卷一第19-20页。 

　　[3]《左宗棠年谱》卷一第21页上栏。 

　　[4]《左宗棠奏稿》卷十八，第11页。 

　　[5]《左宗棠年谱》卷一第24页上栏。《书牍》卷一第49页下栏。 

　　[6]《左宗棠年谱》卷一第25页；《书牍》卷一第52页下栏；又卷十七第48页下栏至第49页上栏；《奏稿》卷五十第31页上栏。 

　　[7]《左宗棠书牍》卷十九第53页下栏。 

　　[8]《左宗棠奏稿》卷六十第7页。 

　　[9]《左宗棠奏稿》卷六十第38页上栏。 

　　[10]《左宗棠书牍》卷二十第26-27页。 

　　[11]《左宗棠书牍》，各处可见。 

　　[12]《左宗棠奏稿》卷二第20页；卷七第25页下栏。 

　　[13]《左宗棠年谱》卷二第4页；又见本丛书第一部《林则徐》第33-34页及43页；第二部《曾国藩》第18页。 

　　[14]《左宗棠奏稿》卷五第30页下栏。 

　　[15]《左宗棠年谱》卷一第19页上栏；《书牍》卷二十四第58页下栏；《林则徐》第44页、第60页。 

　　[16]笔者坚持认为《海国图志》的真正作者是林则徐，而不是魏源，见陈其田《林则徐》第23-30页。 

　　[17]《海国图志》（1876年版）卷首第2-3页；《左文襄公全集》（1892）卷一第11-12页。 

 

　　（陈其田为美籍华人，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系其1938年所著《左宗棠，中国现代造船厂和毛纺厂的先驱者》（英文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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