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晚清三杰”的悲喜人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性格与命运

【原】“晚清三杰”的悲喜人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性格与命运

2024-12-27 03:07

发表于2022年9月《文史天地》

“晚清三杰”的悲喜人生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性格与命运

科举场上的不同人生

道光十二年(1832)，湖南湘乡县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娄底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曾家老屋洋溢在一片喜气之中。白发皓首的曾星冈公百感交集：考了17次、时年已经43岁的儿子曾麟书终于考中秀才！抚须长叹一番，星冈公转过头来，正想对随父一同参加考试，已经年过20岁，连续考了6次，这次又落榜的长孙宽伢子(曾国藩乳名宽一)勉励一番，但却找不到人影。

其实，不用星冈公吩咐，曾家儿媳妇江氏早就在里面一间小屋里劝勉垂头丧气的大儿子：“你比你爹肯动脑筋，你爹考17次才考中秀才，你最多考7次就会考中的。伢子，你已经考了6次，再考一次准中！”

江氏果真一语成谶，曾国藩在第7次，也就是23岁那年，终于考中秀才。虽然倒数第二，甚至被考官以“文理欠通”，将文章作为“反面范文”，但考中秀才的曾国藩像忽然开窍，第二年(道光十四年，1834)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开始一生的起宕辉煌。屡遭落榜挫折的惨痛经历，不断浸润着家族父老殷切厚重的关爱，曾国藩老实本份的性格里藏着不屈不挠，这也让他后来总结出的“打落牙齿和血吞”有了根基。

曾国藩在科举道路上奋力挣扎时，左宗棠的不幸遭遇却接二连三降临了。先是准备向院试冲刺，一鼓作气考取秀才时，母亲、父亲先后去世，按照朝廷惯例，左宗棠不得不在家丁忧。被耽误了的左宗棠，为了追赶失去的时光，拼尽全力花钱捐了个生员(秀才)，以博取举人身份。

自以为才华超过诸葛亮，以“今亮”自居的左宗棠，在数千人的乡试中，先是试卷被阅卷官批为“欠通顺”，后来因为道光皇帝庆寿，临时增加录取名额，主考官徐法绩将左宗棠的试卷从数千份落选试卷中打捞出来，却被人认为是“人情卷”。幸好，湖南巡抚吴荣光看过左宗棠试卷之后，大为欣赏，力排众议，这样左宗棠才最终榜上有名。

随后，左宗棠在6年时间里参加了3次会试，但每次都以落榜告终。左宗棠的父祖辈都是以文传家、教书为业，再加左父生前“好大义”，带头募捐修建左氏祠堂，耗空了家产，青年左宗棠不能像曾国藩那样，毫无后顾之忧地埋头苦读。左宗棠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下，决绝地与科举进仕之路告别。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曾国藩在科举道路上愈挫愈奋，左宗棠转而钻研经世致用之学，从此在心中埋下对以科举求得功名的同龄、同乡人曾国藩(曾、左相差一岁，同属湖南籍)的怨懑，也就不难理解。

和曾国藩及左宗棠不同，年轻的李鸿章像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命运宠儿。在17岁考中秀才之后，李鸿章就被在京中做官的父亲接到身边，不但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而且继续在科考场上一帆风顺，年仅24岁(道光二十七年，1847)就高中进士，27岁(道光三十年，1850)改授为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20岁的曾国藩还在为考取秀才挑灯夜读，20岁的左宗棠才刚中举人，20岁的李鸿章已经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壮诗句，走上“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征途。

无论是科举考试的顺利，还是家庭环境带来的优越，都让李鸿章更加意气风发。没有曾国藩考秀才时的“悬牌批责”之辱，也没有左宗棠考举人时试卷被批文理“欠通顺”之耻，李鸿章心高气傲似乎有特别的本钱。更为重要的是，李鸿章受业于曾国藩门下。这位湖南湘乡偏远山村通过勤学苦读熬出来的读书人，带给李鸿章的不仅是经世致用的才学，还有力撑大清江山的谆谆教诲。

性格左右人生

曾国藩一生的真正转折，应该是从47岁（咸丰七年，1857）开始。与太平军久战未决、坐困南昌的曾国藩，忽然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马上上奏咸丰帝，不待回复，迅速回籍丁忧。两军对垒，主帅委军而去，年轻气盛的咸丰帝自然震怒不已。本想借父丧丁忧，和朝廷争取实权的曾国藩，被咸丰帝借机剥夺了兵权，他彻底绝望了。

再次捧读书本，曾国藩从浩瀚书海里寻求精神安慰。应该说，是博大精深的儒学解救了曾国藩。他终于幡然醒悟，明强不足、自负有余，刚而过盛、锋芒毕露，这些来自性格深处的缺陷，才是造成今天痛苦和失败的根源。如同拔掉刺入骨头的一根针刺，曾国藩顿时释然。

正在这时，时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太平天国骁将石达开率军转入浙江，围攻衢州，前线战事突然变得紧急。湘军将领是曾国藩悉心培育起来的，更愿意服从曾国藩的指挥。在胡林翼等人的大力举荐下，曾国藩再次被咸丰帝下旨请出。

此次复出，曾国藩性情大变。接旨之后立即动身，不但遍访湖南抚督，甚至连七品知县也亲自登门拜访。到了前线，对有功将兵，保奏力度空前加大。曾国藩的人生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比起曾国藩的仕途失落，左宗棠因为刚愎激烈的性格，差点丢掉性命，处事方式才暂时有了改观。

咸丰九年(1859)，湖广总督官文接到上谕：“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因参与弹劾官文姻亲樊燮的左宗棠，被官文以“劣幕”反告，眼看就要人头落地，顿感“侧身天地，四顾茫茫”。

在湖南政坛，左宗棠虽然是以“师爷”身份参政，但总揽湖南政务，权倾一时，他实际上是在湖南说一不二的人物。樊燮案于左宗棠是祸，同时也是福。差点丢掉性命的左宗棠，在湖湘精英郭嵩焘、胡林翼、曾国藩，以及咸丰身边红人潘祖荫等的一再保举下，最后竟然奇迹般因祸得福，从“师爷”转而成为带兵出征的将领，从此开始一生扬名显姓的辉煌之旅。

祁门救险之后，左宗棠在曾国藩的力荐下，迅速登上了浙江巡抚高位。不过，左宗棠很快恢复对曾国藩的讥鄙嘲讽，甚至从厉语指责到肆言詈骂。虽然使曾国藩心里很不高兴，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两人不通音讯，但不久之后曾国藩还是摒弃前嫌，仍然不遗余力保荐左宗棠。并在左宗棠平苗乱镇捻军以及收复新疆时，在粮饷、兵力上给予极大支持。左宗棠虽然反感曾国藩的怯懦扭捏、“才钝儒缓”，但还是欣赏认可他的肯任事和有血性，渐次减少直接怒怼曾国藩，后来还褒扬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

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少年得志，在青年时期也并非一帆风顺。回乡办团练，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胜少败多，以“浪战”闻名。后至曾国藩手下，终于历练成才。其中过程，也颇多不平。

初来乍到，李鸿章生性散漫，被老师曾国藩以一句“既来我处，唯守一'诚’字也”严厉训斥；阻挡老师曾国藩屯兵祁门，李鸿章又力劝不可弹劾徽州败将李元度，为此二事，曾、李师徒意见不合。李鸿章辞营而去。圆润慧聪的李鸿章，并未像左宗棠那样飞扬跋扈，即使不在老师身边，依然挂牵着老师，时时写信问候，与老师曾国藩保持着密切联系。不能不说李鸿章能够在冲突激变之时也保持了一丝冷静，对老师的敬畏之心并不因为意见不同而消失。

后来，李鸿章因为部将黄翼升去留，与曾国藩据理力争，不肯退让，但在咸丰帝下令让他助曾国荃攻取太平天国盘踞的金陵，却称病不去。为感念老师曾国藩提携之恩，李鸿章宁愿费尽心思敷衍朝廷，也不愿得罪曾国藩半分，不可谓不精明。遇事刚柔相济，善于应变，这是李鸿章与左宗棠最大的不同。

“智慧”决定人生结局

咸丰三年(1853)，向曾国藩执弟子礼的江忠源被太平军围困庐州，弹尽粮绝，生死悬于一线。咸丰皇帝急命曾国藩出兵相救，江忠源也亲自给曾国藩写信求救。但曾国藩回信说，自己的兵勇练得不熟，船炮也还没有准备好，“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江忠源孤立无援，自杀殉国，曾国藩此时大呼“呜呼痛哉”；吴文镕是曾国藩座师，二人交往颇多。吴文镕与江忠源一样，在被太平军包围时，曾国藩同样以准备不充分为由拒绝施救，吴战败投塘身死。

如果江、吴事件可以说成是曾国藩为顾全大局，不畏人言，那么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以及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之死，就是曾国藩不惜代价与政敌博弈的结果。彻底扫平何桂清系障碍之后，曾国藩将左宗棠、李鸿章等湘系将领安插在重要位置，为剿灭太平军做好了充分铺垫。

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刚刚亲政的同治皇帝还没有满18岁，忽然接到陕甘总督左宗棠参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的奏折，史上闻名的“权家囤庄屠村案”就此被公诸于世。

朝廷钦命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奉旨规复肃州，为西出嘉峪关进取新疆作准备，但成禄连续7年未能攻下肃州。驻扎在甘肃高台县的成禄，不但一再向朝廷索要粮饷，而且在当地屡屡征收摊派。时值秋粮减产，乡民赴县求免。守城兵役不放入城，乡民只好寄寓权家囤庄，委谴代表入城呈诉。成禄闻讯，发兵围剿，将庄内主客士民男女老少全部屠戮。为掩其罪，成禄禀报朝廷，谎称乡民“抗粮不交，聚众谋反”，已经率员“强攻捕拿”，将“抵抗党徒一律肃清”，并为阵亡官弁“请功请恤”。

左宗棠在西北平叛苗乱，一贯“不问回汉，只问良莠”，以“剿抚兼顾”的措施巩固地方。左宗棠查明高台砂碛严寒，岁收不足，成禄数年勒索，竟杀申诉百姓，还要虚报胜仗，吁请奖叙。于是上奏，将实情奏报朝廷。朝廷发布上谕，将成禄革职治罪。

左宗棠为人刚烈狂傲，嫉恶如仇，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杀机四伏的战场上，提拔培养的对象大多都是忠勇威猛的将兵。他不善于像曾、李一样，为巩固个人权力而大肆培育党羽亲信，而是将赤胆忠心义无反顾地献给了赐予他无尚荣光的朝廷。

在重文轻武的满清，李鸿章却弃文从武。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领淮军7000人，由沪上士绅雇佣商船，开赴上海。淮军布帕包头，满嘴土话，破衣烂衫，袒背赤脚，手拿刀矛，尤如乞丐。沪上华洋杂处，洋商富人甚多，看见这样一队人马，不禁有些担心失望。在老师曾国藩手下历练了几年的李鸿章，再也不是10年前那个从京城奔回安徽老家，专以“浪战”出名、胜少败多，由“翰林”变成的“绿林”。他亲眼目睹洋枪洋炮胜过大刀长矛、训练有素强过乌合之众，于是，一面激励手下，一面暗中托在广东做巡抚的大哥李瀚章，购进3000支洋枪，同时请外国洋教官对淮军进行高强度集训。当年下半年，装备一新的淮军，在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与太平军进行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强令兵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连战皆捷，声名大振。

转眼来到同治二年(1863)，经过一番周密策划，李鸿章与带领“常胜军”的戈登，以及原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在宛如铜墙铁壁，兵多将广、粮裕饷足的苏州城下，设计斩杀了守将谭绍光。因疑惧仍然具有战斗力，并且占据城内要塞的太平军“诈降”，李鸿章与程学启假赐谭绍光手下封王郜永宽等将领官服，借宴请之机，砍杀郜永宽等8名太平军苏州城主要守将。随后，程学启等清军将领以封赏太平军将士为名，让太平军将弁列队进入布置好的场所，逐一斩杀。

苏州杀降事件，震惊中外。机巧善变、注重现实、追逐名利的李鸿章，不惜出尔反尔，遇事避其锋芒，善于发现和利用人性弱点，为实现成功的目的，敢于冲破一切束缚，这既为他的人生赢得了很多机会，也让他为大清帝国奉献了常人难及的“智慧”。

如果一定要用某种动物来形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根据他们的性格特征、为人处世、个人命运、胸怀格局综合分析，那么曾国藩当之无愧是头倔牛，左宗棠恰如其份是头犟骡，李鸿章实至名归是匹快马。

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新旧观念、中西文化、闭塞开放、守旧创新交织缠绕，古老中国的辉煌在外洋的“奇巧淫技”凌驾下，显得落魄悲凉。通过苦读深研“圣贤书”，培养出来的“人才”却连家国也难以保住。“夷”风东渐，报国卫教，让曾、左、李这样饱读诗书的儒家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中终于挺身而出，用他们的胸怀格局，在历史的大书上书写着他们的悲喜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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