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图

　　小时候住在农村，听闻过很多乡村里的“无稽”故事，有鬼故事、俗故事、怪故事，当然也有温暖的故事，儿时的我着迷于这些故事。

　　施爱东先生，社科院民俗学家，多年从事民间故事采集和研究，先后出版有《故事机变》《故事法则》等。新作《故事的无稽法则》再次探讨民间故事的各类法则，这次专注于一些“无稽”的法则。

　　民俗学是离我们既近又远的学问，近则因为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对于乡村中国；远则似乎是一门琢磨不透的学问，日常生活怎么变成学问，我们很难理解。我向爱东兄表达了我的困惑，爱东兄说：“民俗学，就是挖掘和阐释民众生活的意义，用学术的力量来维护这些文化遗产的存续。我们的研究跟民众生活贴得最近，最紧。”

　　读完《故事的无稽法则》，深以为然。

　　民间文学则是民俗研究另一大块重要领域，是生活的文学、实践的文学、公众的文学，任何一个不识字的大叔、大妈都可以参与创作的文学，但凡生活中需要的，都成为其文学功能，如祈愿功能、婚姻功能、仪式功能等等。

　　婚姻功能是民间文学很重要的诉求之一，拿“千里姻缘一线牵”来说，有很多民间文学都在极尽所能地演绎，像《定婚店》《阎庚》等等，都是这类故事法则的具体演绎。这种故事的设定是这样的：人间的婚姻是由阴曹地府的官员主宰的，他们用一根绳子，一头系在男人脚上，一头系在女人脚上，构成了“命中注定”的故事逻辑。

　　但是具体到故事中，则必须从“命中注定”挣脱出来，形成更多“反常设置”，如果只是门当户对、青梅竹马、结婚生子，就没有故事张力了。于是，各种悬念、反差都慢慢进入故事法则中，像《定婚店》后世出现无数的异文，就跟后来的反常设置“月下老人”很有关系。

　　月老进入故事设定后，婚姻红线就不再是“命中注定”了，而是月下老人现牵的，《定婚店》中的故事就变成了这样：

　　韦固乘月散步来到后花园，见一位老人背着锦囊正在月下看书，觉得奇怪，遂上前施礼问看什么书？老人笑答：“人间《婚姻书》。”韦固见那锦囊胀鼓，内敛红光，便问老人囊中何物？老人说：“这是红线。”说着从中抽出一根红线，当空一晃，只见一道红光在韦固左脚绕了一圈，然后朝北飞去。老人告诉韦固：“此线以系夫妇之足，红线另一头系在谁的脚上，谁就是你命定的妻子。虽仇深似海，天涯异域，终不可解。”韦固见自己婚事已定，赶紧询问女方何人？老人回答说：“店北卖菜老妪之女。”说完就不见了。

　　在月下老人的传说中，历朝历代还有无数的设定，南北方也有巨大的差异，每个故事都依据自己的风土，自己的需求，有无数的演绎。

　　除了“月下老人”，书中还研究分析了民谣《看见她》的传播和异文；历代虎妻故事中的悲喜剧；福建唐伯虎陈三到广东点秋香五娘的故事；石敢当崇拜的两大中心和传播路径等等。

　　还有我们小时候每个人都琅琅上口的“螺纹歌”中的人生百态。“一螺穷，二螺富，三螺牵猪牯……十螺中状元”，不管哪个版本的“螺纹歌”，十螺不是中状元就是享清福，我就是满满十螺，到现在也没享受到十螺带来的福利。

　　施爱东先生认为，自己作为一名民俗学者，就是用自己的知识积累，对民间这些貌似无常、“无稽”的口头文学现象，给予充分的理解，并作出正常的解释，揭示其作为一种文化属性的逻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即便是最偏僻的乡村，都有其自成体系的社会阶层，那些看起来很“无稽”的民俗事项，都有其自成体系的表述方式。

　　民间文化常常受到精英文人的无情嘲讽甚至尖锐批评，那是因为我们不能设身处地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因为不了解，所以不理解。只要能“屈尊”听听王大爷、李大妈的声音，即便是一些“无稽之谈”的歌谣、传说或俗语，就总有其存在和传播的因和由。

　　当然，这是民俗研究的难题之一，作为一名外来的研究者，其研究成果就在于能否深入到这些“自成体系”中来，透过这些“无稽之谈”，找到并且理解他们的法则。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曾说：“……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这大概就是施爱东先生以此为书名的来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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