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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乱，使国民经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到1951年底，虽然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经济秩序也有了好转，但就总体而言，..依然处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刚刚建立起来的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经费短缺，办公条件艰苦，甚至有的地方，连穿衣、吃饭等基本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避免给本来就很困难的国家财政进一步增加负担，避免在有的地方发生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带领人民迅速恢复满目疮夷的经济状况，走好富国强盛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中央号召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开展机关生产，并曾做出过一系列关于开展机关生产的有关规定。
当时，中央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形势，提出开展机关生产，完全是以救灾为出发点，目的在于通过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机关生产活动，弥补财政之不足，改善办公条件，稳定机关生活。这无论从政策角度还是工作措施上讲，都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而且实践证明也确实对党和政府机关的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稳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巩固了政权。但同时，这种做法也是暂时的，是一种特殊知时期的过度性政策和措施。
作为地委书记和地区专员的刘青山、张子善，根据中央号召和上级指示，在本地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机关生产，应该说是符合上述精神的。但是，他们借机关生产的名义，贪污行贿，中饱私囊，挥霍浪费，既违背了中央精神，又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使机关生产变了“味”、改了“色”、走了“调”，直至陷入犯罪的泥潭不能自拔
1950年，中央确定成立天津地委和天津专区，地委和专区机关设在天津市西南方向距天津六十多华里的杨柳青镇。
当时的杨柳青镇，只有近万户人家，与当地其他小镇一样，房屋破旧，街道狭窄。在镇的中心地段，有一所灰砖建起的院落，据说原先是一个姓石的资本家的住宅，叫石家大院，天津地委、专署机关的办公地点就设在这里。
从当时的天津专区行政区域看，包括静海、青县、大城、任邱、文安、霸县、永清、安次、武清、宝坻、宁河11县，以及汉沽、杨柳青、胜芳三个镇。
整个天津专区位于河北省中部与京津两大城市之间，靠近京沪铁路，经济发展潜力很大。由于天津专区地处九河下游，地势低注，历史上多次发生洪涝灾害。1950年夏天的一场大雨，使全区大部分地区洪水成灾，工业生产遭受到了较大损失，刚刚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群众，生活又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
就在这种情况下，刘青山、张子善根据上级决定，带着省委的嘱托和希望。走上了天津地委书记和天津地委副书记、专区专员的领导岗位。
穷人出身的刘青山、张子善深知凯寒交迫的痛苦，对当时天津专区所面临的困难也有一定了解，本应在地委书记和专区专员的位置上，努力带领本地区的群众尽快摆脱困境，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然而，当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且缺乏有效的监督的时候，当身边所处的环境真的变了的时候，他们的灵魂深处却越来越多地滋生了资产阶级思想。
正像张子善后来在一份交代材料中所写的那样：
“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而且在不断发展、提高、壮大着，个人自凭忠心耿耿，以身许党而埋头苦干，只管工作，不问前程，只图成绩、标榜，不思学习，提高思想，重工作，轻学习，终身陷入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泥坑，思想不开阔，认识不敏锐，对日新月异发展着的新国家、新制度、新观念、新精神，缺乏感觉;事实上变成了落伍者，而不自觉，因而使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内的一个忠心耿耿的..，变成了不伟大而是极秒小，不光荣而极黑暗，不正确而是极错误、极可耻的罪人！是突然的吗？是奇怪的吗？是意外的吗？当然是意外的突然，是惊天的怪事！不仅个人这样想，党也是这样感觉但平静地想，却又意外不奇怪起来，甚至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变！一是党缺乏这种情况的教育与检查；二是个人缺乏警惕，仍是游击环境时工作的思想，仍是以为党凭良心、真理办事，没有新的国家、法制观念与新的纪律观点，再加之，新的环境新情况，特别是靠近了大城市。城市的铺张、大方、阔气，以及资产阶级的豪华、享受的影响，再加之人们反乡村观点、游击生活、土包子作风，等等，使自己失掉了操守自持的毅力，虽一颗忠心耿耿之心尚存，虽风尘仆仆、忙忙碌碌地工作，但沾满了尘污，侵蚀着心肠的存在与发展，其走到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而到可耻的道路上，有什么奇怪的呢！”
身为专区主要领导的刘青山、张子善，上任后首先关心的不是人民群众的生活，不是积极组织生产自救，而是将主要精力用到了机关生产上。
刘青山到任后，逢会必讲机关生产；不仅要求专区本级要大搞机关生产，还要求各县镇也要把机关生产当作大事抓紧、抓好。指示各级机关，要有专人负责，要建立相应机构，要大见成效。
在刘青山的鼓动下，有的县镇机关生产搞得“红红火火”。一时间，机关生产成了个别县镇的中心工作，个别领导一门心思扑到机关生产上，拉关系，找财路，搜刮民膏，贪污腐化，但与人民群众的生计息息相关的救灾度荒工作却冷冷清清，无人问津。
而刘青山本人，则更是紧紧抓住机关生产不放，为自己的部属做出了“样子”。
在他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多时间里，始终没有扎下身子，扎扎实实地抓全面工作。从上任到被捕，大部分时间他都借口身体不好，在天津治病疗养。
这样，一则可以尽情地享受都市的所谓豪华生活，用本属于国家和人民的金钱，吃、喝、玩、乐;另一则可以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地搞他的机关生产。看着机关生产的“效益”一天天地好起来，想想就在身边、触手可摸的舒适生活，刘青山心里美滋滋的：“机关生产搞好了，开支什么都方便。”
1952年，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判决主文中，曾经有这样一段文字：
刘青山、张子善“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乃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总计共达171.6272亿元”。
雁过拔毛，贪污挪用，乃他们的主要手段，并由此派生出了以下一些具体操作方法:
一是“不顾灾民死活，苛剥政府以工代赈救灾粮款”。
天津专区颜临渤海，处在河北省许多河流的下游，且该专区地势低洼平坦，抗御洪灾的自然条件较差，河防维修工程任务很重。因此，治河经费在华北地区最多。
刘青山、张子善搞机关生产，自然不会把这笔经费放过。
1950年秋及1951年春，河北省决定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责成天津专区组织修治该专区境内的潮白、海河、永定、大清、龙凤五条河流，主要任务是趁冬季雨水较少，疏通河道，加修堤防。
所谓“以工代赈”，是1949年12月19日，政务院提出的一项救灾措施。
即受灾地区，组织群众出工劳动，国家给以适当的粮款补贴，以报酬的方式发放。用于代替一般的赈灾救济。
这是因为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对全国的受灾地区无力划拨足够的救灾资金，而在生产淡季，受灾地区又有大量劳力闲置，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组织群众救灾，既解决了群众的生活问题，又加强和改善了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举两得。这在当时确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良策。
为此，政务院在一份受灾地区生产救灾的指示中要求：“在有水利、交通等工程的地方，应组织灾民工作，以工代赈。”然而，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的刘青山、张子善，却把国家困难和群众利益置于脑后，做起了克扣群众命根子粮钱的文章。
1950年春天，省里根据天津专区的受灾情况，指示天津专区组织开展“以工代赈”，并划拨了相应的粮款。专区合作社在供应民工的营业中，利用不正当手段，苛刻民工粮食220万斤。张子善得知此事后，假惺惺地公开说，赚民工钱太多了，并责令该社退还民工50万斤（折款3.74多亿元），实际上张盗用此粮款垫付了杨村飞机场征用民地的赔款。
1950年秋天，刘青山、张子善几乎是用同样的方法，将数万民工的粮款供应纳人“机关生产”，从中苛剥6个亿。
1951年春天，省再次拨粮1800余万斤，修治前述五条河流。这一次，刘、张二人有经验了，胆子也更大了。刘青山亲自到供应处听取汇报、“检查工作”，布置了要“赚30个亿”的任务。
张子善于4月亲自到供应站主持抬高民工食品粮、油菜价格。民工食用高粱米每斤售价提高百元，共3248万余斤，得现金3248多亿元;食用油每斤售价提高千元，共8930斤，赚得现金890余万元;咸菜每斤售价提高千元，共60余万斤，赚得现金6800余万元。此外，还收取用具折旧费8亿元之多，以及采取拨粮虚报运费、偷税漏税等方法，共计苛赚民工及盗用国家资财共达16亿元。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在治河粮的供应中以次充好，将发霉变质的粮米供应民工食用，实乃天理难容。按照刘、张的指示，专区有关部门从胜芳调拨霉坏的玉米20万斤到治河工地，民工食用后，仅静海、宝纸等县就病亡数十人，有的还造成终生残疾。
刘青山、张子善身为党的干部，不仅丧失了党性原则，而且严重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身为当地群众的父母官，不仅不与民做主，反而无情地盘录剥群众。
据统计，他们仅苛剥河工粮款一项，就非法掠取不义之财22亿元之多，粮220多万斤。罪大恶极，在当时实属罕见。
二是破坏国防建设，即盗用“飞机场占地赔款”及国库粮。
1950年10月，中央指示修建武清县杨村飞机场，并拨款29亿元。为了加强对修建工作的组织领导，由天津市一位市长、天津专区地委副书记张子善、武清县县长李××组成了筹建..。刘青山得知此事后，喜笑颤开，认为又一个生财机会到来了。他擅自决定将国防建设20亿元巨款投人搞机关生产，用于开办天津市电线厂。而对飞机场占地赔款则采取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功法，零星拨付。
1950年11月，张子善借口民工粮食供应不足，找粮库主任，擅自提调国库粮50万斤，加上他于同年春天责令合作社退回但实际根本未退的治河工民工粮50万斤(折款37亿元)才付清了杨村飞机场占地赔款。待飞机场竣工结账时，人们发现，实际开支为21.6亿元。其余资金主要为张子善拨给武清县赔偿打井和学校占地400亩合计用款1967亿元;由张子善批准武清县搞机关生产（麻袋庄）用款1.41亿元;专区尚余5.433亿元，其中5亿元作了专区机关生产，4330万元下落不明。
三是违法动支水利专款。
1951年7月，新建的天津市电线厂向张子善报告说“买铜没钱”，申请拨款。
张先到银行贷款，银行不同意;张又与专署建设科商量，以“买电线”为名，于7月17日亲笔批示：“可无息借款，限八月十日归还。”就这样，10亿元水利建设专款被挪作他用了。结果电线厂借款后，迟迟不能偿还，后经专署建设科反复交涉，才分四次到10月还清。
1951年9月18日，天津专区机关生产调整合账，防空司令部抽回人股资金20亿元。为此，张子善找专署财政科商量，拟借用水利款20亿元入股经营。建设科不同意说：“借给财政科可以，不借给生产管理处。”张子善便令弓××用专署财政科名义打借条，再由生产管理处给专署立“信托契约”，言明月息1分5厘，40天本利清偿，擅自将20亿元巨额水利专款又盗用作机关生产。
据统计，他总共违法动支水利建设专款30亿元。
四是非法动用干部家属救济粮。
1951年，省政府人事局拨给天津专区干部家属救济粮17.5万斤（折款1.75亿元)。张子善对这批救济粮也颇费心机。他用“随用随还”的骗语，令专署人事科给财政科写信：“请将省政府拨来干部救济粮款1.4亿元，给×××作为干部救济用”，并加上“地委已批准”的字眼，致使上级专门用于解决干部生活困难的粮食，又被张子善投入了机关生产。
五是违法拼凑地方财政，非法动用地粮公产。
1950年初，刘青山和张子善商量要收买机米厂。于是，张子善于同年2月亲自到天津市调地粮10万斤（用大米6万斤折合），派人取走抵款买了机米厂。
从此，张子善假借“地粮由专区统一管理”为名，令财政科拼凑地方财政，开始扩大机关生产。同年11月2日，派人借财政科玉米20万斤（折款1.04亿元）投入天丰机米厂；11月6日由张子善亲笔批信借专署财政科3.985亿元，经电线厂副经理之手挪入了电线厂；11月12日经地委总务科借专区粮库玉米9万斤(折小米6万斤);10月5日经地委秘书处处长借专署财政科款22011亿元。
1951年4月，张子善以在天津盖房名义，“交××科长带9亿款去津建房”，实际上用此款买了汽车。
据当时的统计，刘情山、张子善通过克扣民工供应粮、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以及盗用飞机场建设款、水灾区造船救济贷款等，共171.627亿元，投入他们所谓的“机关生产”。
按当时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如此巨大的款额，可购买小米1亿斤，供250多万人吃1个月；可购买棉布5000万尺，满足50万人、整整5个兵团的被装保障需要；可购买香油6000多万斤；可购买猪肉4000多万斤。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案发后，各有关部门纷纷揭露其罪恶行径，1952年2月中旬的《河北日报》，刊登了省水利厅几位厅级领导的调查报告，详述了刘、张二犯鲸吞治河粮款的具体罪行：
“根据我们从水利事业粮款方面初步调查，刘青山、张子善在河工中的盗窃贪污行为，主要是挪（用）河工粮款，克扣民工工资补助和通过供应工作非法剥削民工。1950年和1951年的两年中，他们前后三次挪用河工专款32亿元，1950年挪用黄庄洼西堤占地赔偿费2亿元，用去搞‘机关生产’。1951年7月，张子善又以汛潮期购料为名，挪用10亿元，拨给他们的生产管理处使用三个多月。
同年10月10日，张子善又挪用河工粮款，一直没有归还。在1950年前华北水利工程局主办的潮白河第一期工程中，天津专区供销社在供应工作上获取暴利达245亿元。当时因民工不满，被迫叫供销社吐出5亿元给民工，但结果却被刘、张投入了自己的机关生产。从此，刘、张看中了河工油水大，一心一意要当河工的包工头。1950年秋工到1951年春工期间，因专区供销总社有它的直接上级，不能完全满足刘、张的要求。他们又伪装从政策出发，借口合作社为社员服务，不是代办一般民工供应，就把这个买卖抢到他们手里。在永定河、青龙湾河、海河放淤和子牙河防风四处工程的民工供应中，剥削了22亿元。他们以低价收买粮食，高价卖给民工，每斤赚60万元至150万元。其中有10万斤是600万元一斤买来的坏米，却以850万元一斤的高价卖给民工。还自做大批减菜，因用盐太少而发霉，仍引旧高价卖给民工吃。供给民工烧煤，质量很坏，但价钱比市价还高。这样民工不但吃不好，还要多花钱，而他们却满足了个人的私欲。
1951年天津专区的春工，在发给民工吃用粮时，买粮单位已附发了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十八的运费、加工费和损耗，并已定有合同，但他们在发给民工时，又从民工应得的粮内扣除出来肥私。
通过这些卑劣手段，达到他们剥削民工、非法获利、挥霍浪费的目的。
同时，在刘、张二犯的影响下，发现宝坻、静海、武清、霸县四个县，领导都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挪用公款、克扣民工、假公济私等恶性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人民政府的法纪，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
其实，在刘、张二人的“亲自领导”下，天津专区的机关生产，从表面上看轰轰烈烈，但实质上从一开始就违背了中央的精神，并一步一步地走人歧途：
1.投机倒把，倒买倒卖。
在刘、张二人掌握操纵的机关生产活动中，上至中央明令禁止的军需物资下至市场紧缺产品，只要有利可图，有钱可赚，机关生产部门什么都敢干。
马口铁（即威士铁）当时是国家紧缺物资，因此，国家三令五申对此不得进行买卖，违者严惩。可财迷心窍的刘青山不以为然，一听说经营马口铁能赚大钱，便胃口大开，立即拍板，组织机关倒买倒卖。
据有关资料揭发，仅1951年三四月间“倒买倒卖马口铁”一项，刘青山一伙就给国家造成了几十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2.扰乱市场，投机商业。
1951年4月，天津市木材价格上涨，刘青山、张子善一伙见有利可图，全然不顾国家有关木材管理的规定，指示生产管理处派一名干部，打着为灾民造船的旗号，冒充天津司令部的军官，一次就在东北骗购木材4000立方米，运回天津市搞商业投机活动。
按当时东北成材价格，每立方米价格72万元，而他们运回天津卖给宝坻县灾民时，每立方米作价竟高达200多万元。
3.高薪贿赂，扰乱国营工业技术人员管理秩序。
1951年3月，生产处成立建筑公司，因缺少技术人员，刘青山无视国家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法令，指示下属人员，想方设法去国营工业企业搜罗工程技术人员。并指出：“不要怕花钱，工资一定要优于一般。”
在刘青山这种思想指导下，生产处先后出高价拉拢几个国营工业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跳槽”。其中从天津国营建筑公司、房管局、地政处拉出6人，东北鞍山国营建筑公司14人，沈阳市建设局11人。既破坏了有关部门的生产，也严重影响其他技术人员的情绪。
这件事当时报纸就有所揭露。由于高薪利诱，致使有关单位的许多人不安心工作，纷纷要求领导增薪增资，有的甚至提出辞职，严重影响了这些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4.勾结不法奸商，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翻阅刘青山、张子善的档案资料，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刘、张二人及其生产管理处的生产经营活动，几乎无一事不与违法乱纪有联系，无一项业务不与违法乱纪有关系。
旧社会横行霸道天津卫的地痞流氓成了他们的得力助手，“五毒”俱全的不法资本家、大奸商被待为座上宾。显然，与这些人打交道，刘青山、张子善一伙怎么能不违法乱纪，栽进深渊！
“机关生产”成了刘青山、张子善自我毁灭的坟墓。
通过大搞机关生产，他们手里的“活”钱多了起来，享受的档次也越来越高。
刘青山虽然在杨柳青镇没待多长时间，但在的时候，都是单独起小灶，专门为他一个人做菜做饭;他在天津住的是位于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市上流社会人物高级住宅区的马厂道十八号院，人称“刘公馆”；他去天津，将地委机关唯一的一台美式旧吉普车带走了，不久又动用3.6亿元资金，从香港购进两辆高级轿车，其中一辆成了他的专车；他经常出入高级酒楼、歌馆，有时竟到妓院嫖娼；他吸毒成隐，离不了吗啡白面，据说刘青山被枪毙那天，临刑前，执法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提的唯一一个要求竟是请求给他打两针吗啡;他挥金如土，挥霍无度，不仅自己奢侈浪费，而且经常将大把大把的钞票当人情赠送。
张子善在生活腐化方面，丝毫也不比刘青山逊色。河北省人民检察署当年在起诉书中说：“张子善与刘青山狼狈为奸，据已查实，张犯窃取国家财产133亿多元，其中除亲自批调胜芳公款2900余万元外，其余均系从机关生产开支。
张多采取见空就钻，看人行事，以赠给、交换、照顾、看病等方式施行拉拢贿赂，腐蚀革命队伍。对下级干部，采取拉、打两个政策，顺者亲、逆者仇。如由胜芳调来2900万元款，除给刘2000万元外，张则以自己名义送给了6个县长县书记700万元，对正派干部则施以阴谋打击。
张对同级（地委）也同样用金钱礼物实行蒙蔽、拉拢。据初步统计张送给10个地委委员现款、物品折款共计2399万元。张自身挥霍无度，其生活方式简直可与资产阶级相媲美。张、刘把宿舍装饰成资产阶级住宅的样子，耗费米四五千斤，每月吸高等香烟8条至10条，能供给两个高级干部生活，洗澡擦皮鞋需80斤米。”
仅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刘青山、张子善在那样一个全国十分困难、人民群众尚没有彻底摆脱机寒交迫的年代，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麻烂！
刘青山、张子善不仅在经济上贪得无厌、在生活上追求腐化，而且在精神上还有着强烈的领袖欲。
据《人民日报》1952年1月4日第三版《党的生活》专栏报道，河北省天津专区机关全体..围绕刘、张案件，组织开展了大讨论，揭发贪污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刘青山为压制党风民主，建立自己的封建统治秩序，曾这样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因此，在天津专区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刘青山思想’。”
据1951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通过并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的《中国..河北省..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揭露：刘青山、张子善“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唯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老子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样？张子善则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有一个无耻之徒竟在‘七一’纪念大会上高呼‘向我们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敏’，‘在英明领袖张专员领导下前进”，而张则对人说：‘应该向该同志学习。’“刘青山性格外向，办事干练，快人快语。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这种性格运用得好，本该是个优点，它可以使人增强魄力，提高克服困难的勇气。但对刘青山来讲，它却成了一个包袱。狭隘、落后的农民意识，使他变得独断专行，他认为自己由奴隶一下子变成了主子，手中的权力比天还大，专区的大事小事应该执行他的“思想路线”。无论专区机关还是各县、镇，只要违背了他的意志，轻则训斥，重则痛骂，他认为这样做，别人就不得不接受他的思想了，“刘青山思想”就可以全面地深入人心了。
在刘青山的日常口头禅中，有一句天津地委机关人人皆知的并时常挂在他嘴边的话就是：“老子怎样，怎么样。”“老子们打下天下，还能只让小子们来享受吗？”“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下还不应当吗？”“现在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了！”“老子拼命打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这就是这位地委书记的领袖感觉。
正是受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支配，刘青山在任地委书记期间，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当儿戏，拿手中权力当棍棒，到处吃喝、玩乐，横行霸道。最后终于腐化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自已走上了断头台。
与刘青山相比，张子善从外貌上看却文雅得多，在工作中也不表现得那么张扬。但其骨子里也是充满着领袖欲的，整天想着成为天津专区唯一的头号人物。他的策略是“曲线救国”，让“事实”说话，通过自己的“工作成绩”，让人们自觉把他当成天津专区的“英明领袖”。于是欺上瞒下，成了他指导工作的主要方法。
1952年1月8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的文章《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就省人民政府对刘青山、张子善惊人的贪污盗窃案件长期没有发觉未能及早处置，检讨了省府特别是自身在领导上的严重偏信，以及严重的..和文牍主义。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张子善的居功自傲，欺上压下，有其历史性。我们只偏于看他过去艰苦奋斗的一方面，放松了他居功自傲的一方面;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视了他压抑民主、家长式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只看到完成任务，而未深察是怎样完成的。各专区干部中有‘老实人吃亏’的议论（当然这个论调是不对的），这首先是不满意天津专区刘青山、张子善等人蒙上欺下的可耻行为而说的。”
1952年1月6日《河北日报》第三版刊登署名“齐心”的文章，《检查我受了刘青山张子善的思想影响》，文中说：
“在张子善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的思想指导下，在我写报告、写报道中跟着犯了一些错误。记得1950年春天，我写过一个天津专区灾情严重的稿子，夏天又写过一个由于忽视生产领导发生苗荒的稿子，这两篇批判性的稿子在《河北日报》上发表以后，都受到张子善的责备和打击。他说我给他找了‘麻烦’，他让我立即写出成绩经验的报道，挽回以前报道的影响。张子善是不肯接受错误、不肯向上级暴露自己工作上有缺点的。过去中共天津地委给省委写的一些报告，很多是我经手起草的。回想起来，过去的报告多是偏重了成绩和经验一方面，是与张子善的思想分不开的，因为写了缺点他也要勾掉。他常说‘写报告、报道主要是写成绩经验；缺点可以带上两句，不然也不成样子。’”
对于张子善的工作作风，天津专区一位干部曾在揭发批判中概括为六句话三十个字：“功劳归自己，错误给别人；报喜不报忧，全凭一支笔；强迫加命令，个人闹英雄。”虽不尽全面，却很准确深刻。
张子善不但自己在搞蒙混欺骗，还经常拿出领导者的派头，教育地委专署的干部：“你们为什么对工作中的缺点那么感兴趣？你们为什么向后看，而不提着灯笼向前走？”
写至此，笔者不得不佩服张子善心计手段之“高明”。他来假的，玩虚的，连蒙带骗。难怪他不老实，竟能一时混得下去，混得不错，稳稳当当，滋滋润润！
何故？一个重要原因，他懂点心理学和骗人之法。他摸准了一些上级领导的脉搏，钻了官僚主义的空子，他认定领导没有许多时间深人专区各级机构来查对。犯命令主义的干部到底有多少人，报上10人或100人都无所谓。他认为报喜不报忧总是一件好事，地委专署也是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之下嘛，有了成绩省里脸上也光彩，总是说缺点省里面子也不好看嘛！编上八条成绩，再编上两条缺点，上面想认假都不容易，都得当真货看，还得夸赞天津地区的张专员“有办法”。
张子善就是这样一个招摇撞骗、瞒上欺下的人。
刘青山、张子善简直将天津地区搞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违法乱纪，随心所欲。他们对党内民主一贯采取极端反对的态度，把党委制变为家长制，重大问题不拿到党委会讨论，擅自做主，独断专行，取消民主，唯我独尊。他们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实际上形成了党内的特殊入物，根本不要、也不容群众监督。
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自然会遭到一些忠诚的共产..和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指责和反对，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采取了对付敌对分子的手段来对待党和人民干部。
张子善极力宣扬在天津地区，党内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意思就是一切应由他独裁。有人写信向河北省控诉张子善，不但控诉书被他们扣压不能上达，连河北省委组织部查询这一控诉的信件，也被他们蛮横扣压。而凡是和他们气味相投、共同作弊的分子，则大肆拉拢，这就是刘青山、张子善的组织原则——逆吾者亡，欺上压下，独断专行，结党营私，狼狈为奸。
两人都想当领袖，“一山容不下二虎”怎么办？
平时二人倒也相安无事。刘青山蛮横成性，张子善对其颇有些“敬而远之”一硬一软，也还平静，因此，当需要勾结共谋时，他们显得能够同心协力;但凡刘青山讨要的，张子善无不设法满足之。据统计，张子善前后共给刘青山提供赃款3800多万元。当然，张子善从未在自己的腰包掏过一分钱。诸如什么动用地粮公款、将国防建设信贷与工厂和银行坐取利金、卖汽车钱、打借条或以其他名义从电线厂支款等，打着“机关生产”的旗号，建立专供其贪污挥霍的秘密“特费账”、“特需”、“赠送”、贿略，五花八门，无所不用，统共1.83多亿元，尽属刘青山名下！张子善在对其如此帮忙照顾的同时，却又大耍两面派手法，暗中散布“刘消耗过多”等不满言论，好像他出于无奈，出于迫不得已，好像他自己是个清正廉洁的人。实际上被他享乐、挥霍、贿赂和贪污窃取的国家资财也达1.94多亿元，比“消耗太多”的刘青山还多！
由于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私欲基础之上的，因此，当真的遇到大风大浪时，便显得无比脆弱和苍白。
1951年夏，省委决定调整天津地委和专署的领导班子。刘青山和张子善深知在天津专区有大利可图，因此都想把对方挤走而自己留下。于是二人发生了猜疑和矛盾，罪行开始败露，并引起了省委的警觉。
根据省委指示，刘青山调石家庄市工作，任市委副书记。刘青山临走时，以张子善为首的天津地委康慨地决定赠送他1000万元，外加买收音机500万元，均从机关生产管理处支取，其他零星开支不算。刘调石家庄市时，实际带款2800万元，汽车一辆。临走时，刘青山犹豫起来，他做贼心虚，自知贪污浪费罪行严重，也明白他的老搭档张子善的虚伪为人，他想找一个万全之策，即将公款据为己有，又要确保将来经得起检查，不翻船。他挖空心思，施展鬼域伎俩。
刘青山在6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离津前把所有之账弄个一清二白，不留后事……决不留空叫他们钻。”“他们”指谁？显然指张子善等人。
刘青山看透了张子善，临走时他特意留下3000万元，嘱托他人见风使舵，预防后事；假如不出现大的情况，他还可以再收回此款，作为日后挥霍享受的“保险金”。
刘青山调走后，张子善接任地委书记。从后来刘青山所写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刘青山走后，张子善似乎做了一些“出卖朋友”的事。
刘青山调到石家庄市后，省里明确指示，不准其将汽车带到石家庄，刘不得不派司机送回天津地委。这次，刘青山又让人带款1000万元到天津专区。并给托付之人写了一封信。内容：“张这种行为，早为我所预（料），因此我当时不把款代（带）着，作为预防他这种行为。”
由此可见，刘、张二人虽有时狼狈为奸，但更多的是猜疑防范。
1951年12月4日，河北省决定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消息传到杨柳青镇，中共杨柳青镇委当天就组织召开了全镇400名党、团员参加的大会，一连几天，进行学习讨论。同时，工人、农民、教职员工以及工商界的座谈会也纷纷举行，各界人民一致拥护省委的决定，从内心感受到中国..的伟大、光荣、正确。
中国..绝不能容忍什么“刘青山思想”，人民绝不会饶恕张子善这样的“英明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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