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亿人次跨区域流动，客流首次超过疫情前同期水平，2024年春运作为疫情防控转段后的第一个常态化春运，处处体现着“流动中国”的魅力。

　　两轮极端天气突袭之下，流感等呼吸道疾病反弹上升，气候危机与健康危机在这个春节同时给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

　　“气候危机就是一场健康危机。”这句在刚结束不久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提出的警示已在大众生活中随处可体现。如果不对气候危机影响下的公共健康问题加以重视，它将导致更加严重和不可预测的复合型事件，助长传染病传播。

　　“尽管如登革热等受到气候影响较大的虫媒传染病已经在世界部分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爆发，但像新冠大流行这样能够严重威胁全世界各地区的大流行病未来应该还是会以呼吸道传染病为主。”长期从事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与传染病学研究的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黄存瑞教授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那么，如何才能够阻止下一次疫情的发生，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大流行风险呢？ 近日发表于柳叶刀子刊《eBio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提出了气候变化对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影响的观察和思考。

　　2023年，厄尔尼诺现象助推全球气温升高。在这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里，多项纪录被刷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已比工业化前时代高出50%；海平面上升创历史新高，而且还在加速上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历史新高，南极洲的海冰范围降至历史新低。气候变化正在通过加速将人类和病原体拉近距离来增加暴露途径，不稳定的气候下，人类相对于传染病的脆弱性愈发显著。

　　呼吸道病毒通常通过空气或物体表面接触传播，而气温、湿度等气象因素能直接影响病毒飞沫在空气或物体表面的沉降和蒸发过程，从而对病毒在环境中的存活和传播起到关键作用。

　　黄存瑞教授的研究团队指出，气温和湿度可以调节呼吸道的抗病毒功能，包括上皮完整性、黏液纤毛清除和组织修复功能，从而影响宿主的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反应。

　　近年来，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水文条件、空气质量等因素造成了严重影响，日益不稳定的气候条件大大增加了人们面临呼吸道疾病的风险。

　　“全球沸腾”的时代下，由于复合暴露于严重空气污染、干旱和野火等灾害的协同效应，人类对于病毒性呼吸道疾病的易感性大大增加，原先存在的呼吸道疾病也相应加剧。一项对呼吸道疾病日常门诊的研究显示，在热浪期间，我国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增加了30%。

　　目前极少有实证性的流行病学研究分析长期的气候变暖对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在人群中传播和流行的影响，黄存瑞教授团队的研究中纳入了基于未来预估的生态学研究来探讨全球变暖对病毒性呼吸道疾病的长期影响。研究指出，对于那些具有跨物种传播能力并可能造成大流行的病毒，预计气候变化将会为这些病毒的出现和传播创造新的机会。

　　“自然界有很多病毒存在，但原先由于与人类社会有一定隔绝，并未传播到人类生活的范围内。然而，气候变暖造成了很多原始动物的栖息地消失，其携带的病毒就容易溢出到人类社会，从原始宿主转移到新物种，也就是人类身上，造成病毒大流行”，黄存瑞教授解释道。

　　流行病学上的一个经典案例是亨德拉病毒的故事。该病毒于1994年在澳大利亚亨德拉暴发疫情时首次被发现。科学家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查才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巨型果蝠——澳大利亚人称它们为“狐蝠”，随着它们的自然栖息地——热带雨林被道路、伐木和农场所分割，并且由于气候变化，他们的食物来源变得越来越稀少，而不得不迁移栖息到牧场的树上。它们的尿液污染了草地，其中含有一种以前人类未见过的病毒，它跳到在草地上吃草的马身上，然后跳到照顾它们的人类身上。人类感染亨德拉病毒的死亡率为50%至75%，但它的传染性不高。

　　相似的情况发生在1999年马来西亚的尼帕——那里的森林被迅速砍伐，改为棕榈种植园，这将原来栖息在此处的果蝠赶到了人类养猪场的边缘。气候变化改变了果蝠的食物供应，当它们狼吞虎咽地吃水果时，它们把树枝上的食物碎片连同它们的尿液一起扔进了猪圈，成为猪的食物。当吃了这些食物的猪被屠宰并运往市场时，处理猪肉的人感染了病毒并开始传播，超过100人因此死亡，病死率在40%至75%之间。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拍成了电影《传染病》而广为人知。

　　每年年末，大众生活总是关乎“旅行”“团聚”。但在这段让人感到幸福的日子里，各地医院却要经历一年中最为“寒冬”的时刻。呼吸道传染病作为一种季节性疾病，在冬季时发病率会大幅提高，而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是其病毒传播的“潜在倍增器”。

　　冬季寒冷的温度将人们的社交活动限制于拥挤的室内，从而促进了病毒的传播。此外，家人团聚、朋友聚会等因为假期而增多的活动会导致日常接触圈之外的人际交往，从而使病毒更容易进入新的社区，进行交叉感染。

　　黄存瑞团队在研究中指出，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因素（包括行为模式、人口迁徙、农业生产等）既受到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影响，也是导致病毒性呼吸道疾病的流行范围和影响程度变化的重要中介因素。

　　随着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迅速退化，人们被迫辗转于各地区之间，甚至跨越国界，以寻找到适合居住的区域。

　　黄存瑞指出，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很可能将人们集中于不通风的临时居住设施中，加大人际接触、跨区域、人群传播的概率，很容易导致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甚至是大流行。

　　“我们的生态足迹正在扩大，病毒溢出事件正在增加。”美国传染病流行病专家马达德（Syra Madad）在面对新发传染病传播风险提升的境况时分析道。

　　针对人类行为对病毒传播的影响力，哥本哈根大学环境流行病学教授安德森（Zorana Jovanovic Andersen） 在近日发表的评论中表示：“正如最近的极端天气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社区为更复杂的未来做好准备，以适应气候相关呼吸道疾病日益增长的影响。”

　　多年来，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及最近的新冠大流行让有关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威胁的讨论声日益增大，人们对于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健康问题也日益重视。

　　2023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 100多名科学家和决策者联合向参会的世界领导人发出警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防止气候变化助长传染病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执行主任彼得（Peter Sands）曾表示，传染病可能是气候变化可以导致人类死亡的最强大杠杆之一。尽管世界已经很大程度摆脱了新冠病毒的威胁，但下一次健康危机很可能就会是由于气候变化对现有病原体的影响而造成的。

　　在研究中，黄存瑞教授团队指出，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会产生长期和深远的影响，加剧人类、动物及其共享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增加了个人和社区的脆弱性，还可能导致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的新发和再发风险，从而给大流行病的应对带来挑战。

　　面对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下，未来可能加剧的健康危机，黄存瑞教授提出了以下建议：

　　首先，要从源头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量将气候变化限制在1.5摄氏度或两摄氏度的范围之内，努力将人类行为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力度降到最低。

　　其次，加强大众对气候变化和健康的理解。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它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最脆弱的群体。

　　此外，还要提升下一轮大流行的风险防控能力。各公共卫生部门要采取有效的干预手段和措施来处理小型的气候变化影响下的问题，在疫情传播的前端就做好预警工作，做到多部门配合，跨学科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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