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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零工”的年轻人:迷茫、焦虑与自由
2024-12-17 12:33  浏览:71

出品 | 创业最前线作者 | 付艳翠编辑 | 蛋总

“打零工”的年轻人:迷茫、焦虑与自由

 

在这个“史上最多毕业生”的毕业季,1000多万毕业生将告别“象牙塔”,独自踏上人生中第一条职业道路。考公、考编、进大厂、海投简历……每个年轻人在疫情期间的求职上都有自己的选择,而在这其中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年轻人。

 

00后应届毕业生,因为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将灵活就业当成了暂时的“避风港”;90后独立设计师,辞掉管吃管住、有保姆负责生活起居且年薪15万的工作,回到家乡选择灵活就业;更有年轻的财经自媒体人,疫情前就退出了合伙创业项目,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其中,90后与00后灵活就业者占比超过50%,换算下来则超过1亿人。

 

这群放弃“旱涝保收”的全职工作,选择“打零工”的年轻人,到底为何做出这种人生抉择?灵活就业后,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疫情发生以来,他们走出了什么样的人生轨迹?

 

1、“打零工”的年轻人,用“过渡”调整心态

 

今年2月,回到老家邯郸的应届毕业生林梓一边准备毕业论文和设计的事情,一边做起了兼职送外卖的工作。

 

“之所以选择兼职外卖员,我是想一边赚点零花钱,一边调整心态,再去想工作的事儿吧。”至于未来要做什么?林梓也还没想好。

 

在此之前,林梓其实刚刚结束一段实习工作。去年11月,因为学校没安排课程,林梓就与大部分同学一样,为了实习就业开始了求职生涯。

 

但找工作的过程并不顺利。林梓就读于唐山某三本院校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在学校里,主要学习了C语言、Java等基础课程。但面试一圈后,他发现一般公司都要求他要有iOS、安卓的应用开发或全网的全端开发等经验。

 

“不管是10人以下的创业公司,还是互联网大厂,它们的岗位要求似乎都很高,往往看过我的简历就没有了下文。即便到了面试阶段,最后也总是不了了之。”林梓表示,即便他一再放低要求,但还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也没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迫于无奈,林梓选择了一家跨境广告服务公司,做运营工作。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帮客户在谷歌等网站做关键词收录,统计各种数据。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虽然工资能糊口,但和我的专业差了十万八千里,上班的生活甚至还没有我之前送外卖时开心。”林梓说道。于是,拿到满3个月的实习证明,林梓就选择了辞职。

 

事实上,有不少应届毕业生因为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工作,退而求其次,将灵活就业作为一种过渡性选择,当成临时的“避风港”。他们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可能还没有确定的未来计划。

 

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数据统计,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

 

不仅00后应届毕业生会选择灵活就业,工作了几年的90后年轻人也纷纷加入灵活就业大军。

 

2015年毕业于厦门工学院的刘熹,在2017年就辞掉了稳定的建筑类设计工作,选择回到老家做一名独立设计师。辞职前,他和妻子一起居住在单位修建的别墅里,生活起居也有公司配备的保姆负责,年入15万元。

 

“考虑到我们的大宝即将降生,但我和妻子的工作状态却总要奔波在各个农村之间,虽然也能在公司提供的别墅居住,但考虑到孩子未来的教育等问题,我们还是选择了裸辞。”刘熹向「创业最前线」说道。

北科大金融专业毕业的90后财经自媒体人陈琦,也在2018年选择退出其在2016年与朋友合伙创立的餐饮加速器项目,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从2014年起,陈琦就因为出于个人兴趣而接触自媒体,有时间就会写文章发表在微信公众号里,从未间断,当时他将写稿作为副业,每月也能赚4千至6千元。

 

2018年,陈琦赶上了自媒体发展的红利期,加上平时参加一些媒体活动,又因为餐饮加速器项目而认识不少创业者,于是陆陆续续地就有不少企业找过来想跟他合作。

 

“我发现这些合作的收入完全能够覆盖我日常所有的开销,所以我感觉这时完全适合灵活就业。”陈琦说。

客观来看,不管是因为就业形势不理想的被动选择,还是需要更自由的发展空间而选择主动迈出脚步,灵活就业显然正成为年轻人的新选择。

 

而这也直接助推了灵活就业平台的诞生,让创业者们尝到了这一发展的红利。

 

据“好活科技”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晟透露,好活平台上累计注册用户已经超千万人,活跃用户有300万,公司产值已经达到200亿元。

 

截至2021年底,“兼职猫”已经累计为4400万的灵活就业求职者提供相关岗位,服务了超过147万家企业。“独立日”也表示,其总用户量达3000万,年GMV在100亿元左右。

 

毫无疑问,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加上职业观念的多元化,“灵活就业”这种新业态正在年轻人群体中迅速崛起。

 

2、爱上“接私活”的甜头,用单位时间创造价值

 

事实上,抱着“收入升级”的念头做灵活就业,往往是大多数年轻人的想法。

 

90后自由设计师董伊告诉「创业最前线」,她之所以会选择灵活就业,完全是因为不想待在一家公司里按部就班地工作,“多劳多得的工作比较适合我。”

 

在她全职工作时,一个网页一周交工,公司给她2000元提成。但她自己和设计公司直接合作,设计公司至少给她1万元,她一周可以接3个这样的项目。

 

刘熹也是尝到了自己“接私活”的甜头,从而爱上了灵活就业。

 

2017年10月,刘熹在恩师介绍下,对接了一份乡村概念性规划的项目。当时,有投资商看中了福州市永泰县的一个村子,对方希望他做一份概念性设计方案。

 

因为对方要得急,加上实际调研和设计的时间,只给了他3天时间,价钱也让他主动提。

 

“我当时很‘大胆’地说了一个价钱——1.5万元,没想到对方直接同意了,要知道,之前在公司上班时,做类似的方案需要近1个月时间,一个月也赚不了1.5万元。”3天之内赚到了1.5万元,这给刘熹做独立设计师树立了信心。

 

他还算了一笔账,发现在老家这样的小县城生活,一年只要赚10万元,甚至5万元,也能够满足一家人基本的生活开支了。

 

在这之后,2018年2月14日,刘熹又通过前同事的介绍接下了一个设计湖北某乡村的建设项目——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他就赚了6万元。而且对方非常满意他的设计,又请他设计了第二期乡村建设项目,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又赚了14万......

 

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陈琦,由于有之前工作时的资源积累,赚钱则更加顺利。

 

从2018年年初到2019年底,因为全身心投入去做财经自媒体,他每月赚四五万元已经是常态。就连2020-2021年的疫情期间,陈琦收入也没受到什么影响,“一年净收入30万-50万不成问题。”

 

如他们这样,在疫情期间通过灵活就业实现高收入并不是个例。

 

《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在薪水上,2020年前三季度,灵活就业司机类职位支付月薪较高,平均超过10000元,其次是签约艺人,平均支付月薪达9768元。

 

与此同时,90后、00后相对于70后、80后更加崇尚自由,所以他们更愿意接受灵活就业,不用受太多约束。

 

“离开本职工作后,整个生活状态都轻松了,生活成本也下降了很多。”陈琦透露,2020年之前,他一直在北京和天津生活,生活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每月不仅要还车贷和房贷,还要付房租,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日常开销,每个月都需要一两万元的花费。

 

回到老家,有现成的房子居住,日常的开销成本也非常低,再加上家人、朋友都在身边,“幸福感直线上升,压力明显下降。”陈琦说道。

 

《2021春季白领跳槽指数调研报告》称,2021年白领求职中近4成白领从事灵活就业。针对该群体加入灵活就业的契机,“想增加收入”占比71.1%;对于选择灵活就业的群体来说,“工作更加弹性、灵活”以82.4%的压倒性占比成为第一大优势。

 

“兼职猫”的数据也显示,超八成求职者选择灵活就业的首要原因是工作弹性和时间灵活,超六成求职者看重的是灵活就业岗位的薪酬福利和工作距离。

 

可以说,这种“舒适”的服务方式也是吸引年轻人扎入灵活就业这种新业态的一大原因。

 

3、焦虑情绪下,“灵活”可能变“0活”

 

当然,相比于全职岗位,灵活就业也存在“陷入零收入”或“收入极不稳定”的隐患中。

 

大多数灵活就业主要靠个人技能“吃饭”,当你的技能不成熟,你的产品、作品或服务还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之前,你很可能会陷入“颗粒无收”的状态。而这种没有收入的尴尬局面,可能会持续2-3个月,也可能是大半年。

 

“当时我和妻子回到老家,亲戚们都以为我们在家中就能办公,还和我父母表达过羡慕。但只有我们知道自己是裸辞的。”刘熹回忆道,他们自2017年5月1日辞职,直到5个月后,他才有了第一个项目。

 

在那5个多月的空档期里,一方面没有新的收入,另一方面又迟迟没有新项目,这让他压力巨大。

 

当“灵活就业”变成“0活就业”,日子自然难过。而在今年疫情期间,他们又都经历过业务腰斩的情况。

 

比如在疫情下,外卖订单量减少、骑手数量增加都加剧了行业内卷,骑手们很难挣到钱。

 

2021年7月,想要换一部新手机的林梓,回到邯郸老家兼职做了一段时间外卖骑手。

 

“那会儿每天都能赚100多元,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就赚到了5000多元,够我买一部新手机了,特开心。”林梓向「创业最前线」描述当初购买手机的场景时,依然充满了“第一次通过自己努力赚到钱”的喜悦。

 

但今年他重新回到岗位就发现,不仅每天点外卖的人变少,做骑手的人员也在增加。“平时一个中午能赚50-60元,现在一中午也就赚20多元。”

陈琦则是从今年开始明显感觉到业务量急剧下滑。

 

“业务量基本处于‘腰斩’状态,收入更是比之前降低了60%-70%。”陈琦表示,尤其今年5月,虽然他零星接了一些企业服务相关的工作,但因为各地的疫情,服务企业没办法按时打款,这让他一个月里一分收入都没有。

 

相比全职工作来说,灵活就业受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更直接。

 

2021年,刘熹手里的项目不少,就在厦门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取名“漫乡规划设计”,由他的同事负责那边的项目。但由于疫情原因,4个员工集体被隔离在办公区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已经签订协议的项目处于完全搁置状态,对于他这样的小工作室影响很大。

 

刘熹的一个朋友,曾经也选择辞掉全职工作和他一起灵活就业,“有项目一起做,有钱一起分。但坚持没多久,对方就受不了每月不固定的收入和我‘散伙’了。”刘熹无奈道,他能理解对方,因为每月还有房贷和生活压力,不固定的收入确实不轻松。

 

因此,焦虑的情绪经常伴随着灵活就业工作者。

 

“以前上班时,一个月赚五六千元,就算没有其他副业收入,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固定收入背后是确定性,确定性意味着安全感。但当你一旦选择灵活就业,你的收入不稳定,焦虑就会如影随形。”陈琦表示,对于灵活就业者来说,焦虑往往是常态。

 

事实上,变化也是生活中的常态,而那些看起来轻松自由的工作,背后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压力和焦虑。

 

尤其是在近两年,全球经济受“疫情黑天鹅”的拖累,灵活就业成为了年轻人的一条退路,但他们心里也很清楚——最好再找一条“新退路”,而这也成为灵活就业群体的新主题。

 

如今,陈琦就意识到,不能再继续吃前几年积累下来的资源红利。

 

今年4月开始,陈琦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寻找当地农产品供应链,同时积极对接当地政府资源,参加当地的活动,准备接下来围绕家乡农产品去拓展直播、短视频业务。

 

另一位从事灵活就业的刘倩也表示,最近正在考虑考公务员,“争取拿到一份‘铁饭碗’的工作。”

 

“如果对方仅仅看中自由而选择灵活就业,我会语重心长地把他劝退。灵活就业并不适合所有人做,这非常依赖个人技能和资源。”陈琦直言。

 

“工作,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与其等待喜欢的工作,不如想方法喜欢上所做的工作。”这是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给年轻人的忠告,当年他毕业后辗转去了一家濒临破产的陶瓷公司,后来凭借对工作的热情与钻研精神,他不仅让公司“起死回生”,还为自己奠定了人生事业的第一块基石。

 

诚然,时代的竞争愈趋激烈,千万毕业生也将踏入职场这个“大江湖”中,不妨先找一个全职工作好好锻炼自己,等积累到一定资源并提高能力后,有余力时再去做副业,这种“双保险”的灵活就业方式,无疑更合适年轻人去应对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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