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金姐，山东人，今年38岁。3岁那年我父母，16岁时双双下岗，家里欠了一屁股债。19岁那年，高中文凭还没拿到的我不得已远走日本打工留学，开启了一段完全未知的旅程。
18年后，现在的我嫁给了大叔，家里有一个9岁的儿子和一只3岁的小狗，在日本有了自己温馨甜蜜的小家。
有人说，我总能在人生的每一步做出最好的决定，是个聪明的女孩。
聪不聪明我不知道，但我很清楚，人这一生从来没有最好的选择，只不过是在每一次选择后，拼尽全力把曾经那个无可奈何的决定，做到最好。
1984年，我出生在山东东营。在这座因为胜利油田出现的城市，人们因石油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工作生活，我的爸妈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当地的国企上班。
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单位分配的宿舍。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朴素地穿着蓝色衬衫时，我爸早早穿起了各式各样颜色鲜艳的花衬衫，配个小皮鞋，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显得时髦又精神。
因为工作关系，我爸常年出差，只留我妈一个人带着我。有时候我会被送到姥姥家，由长辈们照顾。这样的日子久了，父母感情也淡了。
我三岁那年，父母离婚，我被判给了母亲。听别人说，我爸在外面认识了其他女人，但这一切都不重要，对我来说只知道：以后我要见不到爸爸了。
我妈是那种要强的火爆性格，那年，她拉着我从家里径直往外走，留我爸在身后骂骂咧咧，她头也不回，只是忿忿骂道：“就当你爸已经死了”。总之，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有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
我爸离婚后很快娶了一个年轻女人，两人生了一个儿子，与此同时，我妈也改嫁一位当地体制内工厂的工人。
那时的我只觉得家里多了一个叔叔，没觉得有其他不同，可母亲的这次再婚，却冥冥之中在后来近十年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
大约是五六岁那年，我和往年一样被送去姥姥家，并未发觉其他异常，只是隐隐感觉这一次待得时间似乎更长一些。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懵懵懂懂的我被接回了家。只是当我满心欢喜地回来，却发现原本就拥挤的屋子里，多了一个哇哇啼哭的小生命。我紧紧靠着墙，不知所措。妈妈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小婴儿床边，让我喊她妹妹。我嘴上没吱声，心里却咯噔了一下。
从那以后，妈妈就让我单独一个人睡。当年的老居民房，墙上常会有壁虎出现，我特别怕它们，一看到那东西就全身发抖，一点也不敢动弹。每到晚上，我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小床上，听着房门外小婴儿止不住的啼哭，大人们在房门外来回走动的光影被放大了无数倍，又被投射到天花板。我整个人又惊又怕，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不敢看向别处，就这么在恐惧中度过每一个夜晚。
和许多中国家庭的父母一样，妈妈并没有注意到我情绪的变化，对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只觉得小孩别来掺和大人的事，也不会跟你讲道理。
其实从父母离婚后，我就变得不怎么爱说话，哪怕心里有很多困惑，都只是憋在心里。
每当我看到妈妈和继父每天围着小婴儿忙前忙后，越发觉得自己是空气一般的存在，就夹杂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我慢慢长大。
平时，我也会帮妈妈一起照看妹妹，比如让她骑在我背上哄她开心，给她扎小辫子一起玩过家家，这都很正常。令我费解的是，继父却会反复告诉年纪尚小的妹妹，她和我同母异父；不知道是忘记了还是刻意，家里经常是妹妹收到礼物而我两手空空。
日子长了，我心里委屈，嘴上不说，只是一个人偷偷躲起来，暗自想着我亲爸在哪里，如果跟着他会不会更幸福。
也许是上天听到了我的心愿，有天下午，亲爸竟然出现在了我的小学教室外。
见到他的那一霎那，我并没有曾幻想无数次，飞奔向他的画面，也失去了记忆里的亲切感。我低下头盯着鞋子，手指紧张地抠着衣服，嘴里没有喊他爸爸，更不知道如何开口。见面后，爸爸递了一袋新衣服说送给我穿，我心里一乐。
刚把衣服接到手里没多久，爸爸接着说，他现在开了自己的公司，往返广州做生意，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了一个儿子，靠自己挣的钱把弟弟送去了贵族学校。
看着爸爸在我面前滔滔不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为什么爸爸妈妈都各自有了一家三口？为什么就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只有我这么倒霉？”我反复被这些念头折磨，感到头痛欲裂，而此时的父亲只以为我是太久没见到他喜极而泣。
从那以后，我更加郁郁寡欢，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心里藏着事，本来就不爱说话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还总是胡思乱想。上学路上遇到同学跟我打招呼，都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反应过来。
当时我妈和继父的工作都在体制内，在外人看来吃着“铁饭碗”十分稳定。只是到了2000年前后，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出现亏损，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发展，我妈和继父也进入了这波浪潮。
可能是感受到了效益不好，继父首先买断工龄创业。辞职后，他开始给别人当货车司机，收入的确有改善，但赚的都是辛苦钱。为了赶时间和省钱，继父基本在吃住都在车上，一年里可能有300天都在高速上跑。长途路上，甚至要不分白天黑夜的开车。我妈不放心，就很快也买断工龄，陪他一起跟车，这样两个人在路上还有个照应。
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初中，有一次学校里在组织同学们上电脑课的培训班，我也想去，就去找我妈要钱付学费。与此同时，我继父正在盘算自己买辆货车，帮别人运泥沙，家里已经借了不少钱，再没有额外的钱给我。
我心里很难过，就想到了我爸。初一那年，我曾经偷偷给他打电话，说自己想要一辆自行车，结果我爸二话没说买了一辆送来学校，我心想着这次也一定行。没想到，我竟重重地撞了“南墙”。
那天，我爸开着一辆桑塔纳，在上课时间来了学校。其实还没等他走到门口，我就远远看到了我爸的身影，紧接着，我就在同学众目睽睽下，兴高采烈地走出教室。
见面时，我爸非常冷静，声音里甚至透着冷漠，他板着脸：“钱给你出不了，我也没钱”，在那时的我心里，可从没想过是这个答案。我的眼泪哗哗往外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我亲爸联系，而我的继父，则正在遭遇他的财务危机。原来，他和我妈借钱买了卡车后，答应老板赊账跑了好多单，没想到年底结款时，老板跑路，投进去的车钱、保险、油钱通通还不上。资金链一断，整个生意就垮了。
中国有句话叫做“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形容我们家真的太贴切了。
经历过这些事情后，我更加意识到钱的重要，没有钱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那段时间，我们家穷到了是什么地步呢？在我们山东，有一种叫做甜菜根的咸菜，把它切成丝放在水里泡一下就不是特别咸，非常好下饭。当时我们家里顿顿晚饭都有这个甜菜根，我妈今天用它炒鸡蛋、明天炒辣椒，换着花样顿顿有。
初中升高中那年，我妈就已经为了我的学费，四处辗转、一家一户地敲亲戚家门，最后连隔壁邻居都觉得我可怜，也凑了一点，才好不容易补齐。那几年，每逢寒暑假，我都想着找地方打工补贴家用。人家嫌弃我只是一个柔柔弱弱的高中生，反应慢动作慢还没经验，根本不要我。
上到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我妈有天晚上把我叫到跟前，我俩仔细盘算了一下，接下来不管是读什么学校，家里都出不起钱了，而眼下想要打工又没有地方愿意要我。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电视里的赴日打工广告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当年日本在我们当地的名气特别大，大家酒桌上聊的都是“谁谁谁去日本打工回来买了套房”，而且那时候汇率也高，现在100日元换4.9块人民币，当时却能换8块，接近两倍。
于是妈妈跟我商量，既然现在打工都没有人要，不如先去日本打工留学干几年，要是能把之后的学费挣出来，就回国接着读。我身边的同学大多考到了外省读大学，再不济也会去读专科。我心里虽然千百个不愿意，也知道家里实在没有办法。我暗暗告诉自己，去了日本就努力赚钱，赚足了学费马上回国。
虽然下定了决心，凑钱又遇上了难事。最后是靠姥爷做担保向银行借的钱，我妈又变卖了一些自己的陪嫁，才终于凑够了钱。
2004年，手续办齐后，我第一次去了上海，从浦东飞往名古屋。那时候我已19岁，第一次出远门，之前甚至没出过山东省，最远只去过烟台。
拿着留学签证到了日本，我需要先读两年的语言班，然后再报短期大学读两年金融。刚去的时候，我还不会说日语，但心里一直有根弦提醒自己——打工赚钱，赶紧把家里贷款付的学费还上，最好还能多赚点钱早日回国。
不过我一个小姑娘既没有力气又没有技术，其实和国内的状况一样尴尬，哪里都不要我。后来，有中国老乡给我介绍了一个工厂的工作，在工厂流水线上分拣寿司，这才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每天放学以后，我就来到工厂上班，从下午一直忙到凌晨，再拖着昏昏沉沉的身体回住的地方。虽然工作辛苦，可我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向负责人提出如果需要人手，寒暑假都可以过来。学生在日本的打工时间有限制，不过当时管得没有那么严格，只要愿意干，就能接不少事情做。
所以只要哪里能挣钱，我都会去碰碰运气。后面语言能力好点以后，我还当过水管清淤工，工作内容没什么技术难度，就是遇到机器进不去的地方，需要人力下去掏，直到清通淤塞。
活不挑人，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怕脏、能吃苦，但也就是这要求剔除了很多人。
每次干活时，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集合，等着工头挑人前往清淤维修的地方。瘦瘦小小的我混在一大群人中，毕竟是体力活队伍里也男生偏多，很多人都是留学生，有的来自越南、有的来自印度尼西亚、有的来自缅甸，总体中国人最多。
一天干活七到八小时，能够拿到九千到一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八百块，比在工厂里的工资高。出国时家人仅仅帮我凑了学费，生活费全要靠自己。房租的费用占了很大一部分，记得是三万日元一个月水电全包 ，我和另外三个人租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小房子里睡上下铺。能赚钱了，在花销上我依旧小心翼翼。因为人生地不熟，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刚开始，我连找个调味料都废老大劲。这里光是一个酱油，就有无数种，每个看起来都黑乎乎；还有很多醋都是透明的，如果调味料上写了汉字还好一点，否则根本分不清任何差别。后来我知道醋的日语长什么样了，买回家却发现那醋有甜味，我们山东很少在菜里加糖，我一口就把嘴里的东西吐了出来。一查才知道，原来是放在米饭里用的寿司醋。
每到这种时候，东西买错了我就很自责又心疼，舍不得扔掉，只能咬咬牙慢慢用。
那时候我特别省，一块五一包的豆芽吃一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得换算成人民币仔细想一想。在国内的时候，为了省钱可以吃方便面，到了日本，就感觉方便面都吃不起。
后来我发现蒸馒头很便宜，就托熟人买点儿面粉自己做馒头。第二天，朋友扛着一大袋面粉回家，我们兴高采烈，准备揉面蒸馒头。没想到蒸出来的馒头比石头还硬，这才发现是搞错了面粉的类型，最后只能切成小块儿，就着水慢慢吃。后来想到可以把它搓成花卷，至少能比硬馒头强，后来愣是靠着这个办法，吃完了那一大袋面粉。
一个人在国外漂泊，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省吃俭用，一想到姥爷担保的贷款还要靠我来还，就拼命努力，就像是踩着滚轮的小白鼠，没日没夜地不停奔跑。挣钱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轻松，第一年挣得钱不够，第二年还不够，好不容易第三年把贷款还得差不多，回过头才意识到自己手里没存下什么积蓄。
在日本待了四年，我也没有很好适应这里的生活，很多时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疲惫，精神上也觉得痛苦。当年往国内打电话也特别费劲，得拿着电话卡用公用电话，价格也不便宜。
最开始的时候我一个月打一次两次，每次跟我妈聊上半小时左右，很少说不开心的事，毕竟不想她知道以后帮不上忙还干着急。我妈唯一能做的，就是时不时从老家给我邮寄些木耳、辣椒面这类的土特产，让我能有点家乡的味道。
我唯一解压的方式就是吃辣，日本本土的辣在我眼里一点不够味。于是我就用家人从老家寄来的辣椒面，混着芝麻自己呛辣椒油。经常动不动就翻出辣子来吃，特别是在晚上，时间久了，把胃也吃坏了，到现在我一点辣都不能碰。
哪怕日子过得很辛苦，我也从来没有怨过妈妈把我送来日本，我非常了解她，她这一生过得也很辛苦。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妈跟继父吵架，两个人凶起来开始闹离婚，我那时虽然年纪小，却知道紧紧抱着我妈，说”如果你离婚，我这辈子砸锅卖铁养着你“。再后来俩人也没有离婚，日子也在我妈的隐忍中度过。
2008年初，在我赴日的第四个年头总算稍稍攒了点钱，想到再过几个月就能拿到毕业证书，这时的我开始犹豫起未来的规划。深思熟虑下，我决定回国一趟，和家人聊聊，把这件事确定下来。直到落地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四年里国内的变化太大，我已经完全回不去了。
经过日本这四年，我在国内的同学、朋友大多已经有了好的工作，在我们当地想要找个好工作还真是要靠家里有点关系，而我的人际关系几乎都脱节了。
不管怎样，妈妈见了我还是很开心，我在日本赚的钱虽然不是特别多，还是给家里添置了新电视，置换了些家电。在家那几天，妈妈也问起我接下来的打算，我感慨：如果回来能干啥呢？这可真是出去容易回来难。
我妈没有吱声，她还是不想影响我，希望我自己拿决定。和亲戚们聊天的过程中，当他们听到我有回国的念头，都觉得“我是混不下去才回国的”。我不想让这些势利的亲戚看不起我看不起我家，最终下定决心，留在日本。
而如果还想要留在日本，就必须提前计划、找到一份工作，由雇主给我发工作签证。我在报纸上看到爱知县里的一个小山村，有工厂在招人。对方需要一个会中文的全职翻译，税前月薪差不多有两万三人民币，每年还会发两次奖金。工资不低又包住宿，这让我很心动。
那时候在日本的中国人也不少，但很少有人愿意去山里，而且又是乡下。我觉得这是个机会，简历发过去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录取通知。
这是一个制作椅子的工厂，需要对接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供应商，我就在这中间充当桥梁。除了的工作，还有一部分职能有点像是宿管，日常疏导工人们的情绪，管理他们的生活起居。
小工厂的人际关系没那么复杂，朝九晚五也相对轻松，我在那里呆了一年多，顺便考出了驾照。在这期间，我又认识了一个日本雇主，他预计中国未来会和日本一样进入老龄化，所以他计划未来在中国开老人院，建议我多学学养老院管理相关的知识，未来也许会对我的事业有帮助。
听了他的一番话，我心里是很认同的，在我们老家农村，就有很多老人，因为子女进城打工，独自留守下来，和日本现在很多老人的状况很像。我也要多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就算回国也能有个一技之长。
在山里工作这么久，一直没有什么娱乐，反而为学习提供了天然条件。很快，我利用起闲暇的时间准备考介护证（全称为介护福祉士资格证，主要工作内容是给老人提供“身体介助”和“生活援助”。）
经过这一年的时间，我在工作上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希望能够通过跳槽把薪水再提高一些。考虑到未来，我还是希望能够回到城市，便开始准备简历，投递新的工作。2010年，名古屋市区有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发来了聘用书，聘用我当他们的翻译。就这样，我离开了工作一年多的工厂，来到了名古屋。
这一年，我还遇到了生命的另一半。
市里的这份翻译工作，每个月可以领到三万五人民币左右的工资， 眼见着生活越好，为了补贴家用多赚点钱，我还找了份24小时便利店的兼职。有个中年男人，工作日经常来店里买东西，周末也来，一来二去，我们熟悉了起来。交谈中得知，他在附近上班，在便利店对面有一个体育馆，他每个周末都去体育馆打网球。
最开始，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我也没放在心上。有天下午我正在货架上理货，他来了店里，我们就在闲聊中。他随口感慨“中国现在发展可真快”，紧接问道：“你可不可以教我中文？”我心想这个赚钱的机会不错啊，确定了上课的细节和薪酬后，我们就交换了联系方式。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客气，觉得虽然支付了学费，但授课占用了我的时间，他这个人又很含蓄，于是就上完课请我吃饭表示感谢，吃饭的时间算在授课时间里。大半年过去，种种细节相处下来，我对这个人印象还不错。后来慢慢熟了以后，到了那种可以打打闹闹的关系。突然有一天，他问我：“既然我俩都没结婚，要不交往试试？”
他年纪比我大了十多岁，是最普通的工薪IT男，家里没钱没车也没房，最初并没有让我很动心。但他工作非常努力，收入还可以，而且人也不计较，我们交往时在花销方面很大方，会介绍我给他的朋友同事们认识。渐渐地，我感觉到他对我很在意，特别好，对于我这种吃过苦，没有安全感的人，心里感到暖暖的。
我来日本这么久，平日里孤独惯了，因为有他的呵护和疼爱，第一次有了踏实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幸福。
其实我妈刚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同意的。她觉得我老公年纪太大了，担心我以后老了会很辛苦。而在我老公那边，他父母也不同意我俩在一起，担心我后就会卷着他的钱逃跑。
不过当时我老公非常坚持，就算父母反对，也要义无反顾的愿意娶我。
最后我俩顶着双方家庭的阻力，在2011年7月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我妈也来了日本，见过了这个日本女婿，紧绷的心情也松开了，觉得只要他能对我好就可以。那段时间，我们拿着我妈的护照买东买西，戒指、西装、首饰……就是为了能省点税。
为了省钱，结婚时我们没办婚礼，就在民政局简简单单走了个流程。我和老公的成长背景相似，原生家庭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这也让我们更理解彼此，在生活中非常节俭。
两个人一起精打细算着过日子，倒也发现了不少滋味和乐趣。
2013年我们的孩子出生了，自打那起，我妈每半年都会来一趟日本，生活、养老顺便帮我们带娃。来了以后，我妈和我当年一样，吃惯了山东的煎饼、馒头、包子，不习惯这里整天吃米饭。我就变着花样给她蒸馒头、包水饺、做馄饨。当她看到过去只会烧方便面的我，现在轻轻松松做出一桌菜，我妈特别开心，夸我“没白出来”。
生了儿子以后，我和丈夫因为怕儿子孤单，曾想过生二胎。后来我们仔细想了想，我老公年纪也大了，如果再生一个孩子，等他退休时二胎才15岁，各方面的压力都会非常大。再加上我俩非常希望给孩子一个幸福童年，长大以后也不用像我以前那样为了金钱犯难，于是打消了念头。
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在宠物商店见到摩卡，就决定把它带回家，陪儿子一起长大。
结婚以后，我辞掉了翻译的工作成为了家庭主妇。我俩算过这些年来的积蓄，结婚前我没日没夜地上班、打工，攒了不少钱；老公在大企业上班，在工薪阶级里收入算不错，他们公司的企业福利里有一项就是为家属缴纳年金，我们的生活至少有最基础的保障。他平常还会把工资卡交给我打理，加上我们一家人比较节俭，过日子还是比较足够的。
在家待久了，也想给自己找点事做。考虑到之前虽考取了介护证，但了解到的多是课本上的内容，理论和实践不一样，想感受实操，就必须去老人院上班，熟悉具体的工作流程。
2019年时，我凭借介护证找到了家附近一家老人院的兼职工作。这个兼职不会占用我太多时间，每天上四个半小时班，也能赚点零花钱。原本是个挺不错的差事，没想到工作两年下来，又是受气还让我手上犯了湿疹。
知道这些事情以后，我老公很坚定地劝我辞职。听他这么一说，我又想到自己来日本的前几年真的太辛苦，现在条件好些，确实没必要让自己过得像过去那么焦虑，应该放松一点。
今年我们买了新房，老公不顾父母反对，说要在房产证上加我的名字。
他觉得我一个人从中国来到日本，身边也没有其他家人，这些年非常不容易，值得有更多的安全感。
每每想到这些，我都非常感动。
我很庆幸，虽然前半生没有善待我，经历过原生家庭的伤、亲戚的鄙视……这些最终被自己的小家治愈。
靠着自己的双手和努力，我全心全意的经营着自己的小家，也从家人身上找回了前二十年不曾拥有的安全感，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巨大的幸福。
现在我的周围，有疼爱我的老公和懂事的孩子，让我依然可以抱着善良和友善的心态去生活。也就是这种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的力量，让我的人生新生了勇气，少了许多抱怨，我依然相信，好的风景就在前方。
如今回过头看，如果没有我妈当年的决定，现在的我不会走到这里。在我19岁以后，就再没有怎么陪在我妈身边，所以我盘算着，等我儿子长大以后，老公也差不多退休了，我们就回国开个养老院给我妈养老，给她一个平和的晚年。
*本文由金姐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金姐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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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
金 姐 | 口述
Phyllis | 撰文
孔宁婧 | 编辑
“自拍”栏目长期招兼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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