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周有光先生曾说，多从世界看中国，少从中国看世界。表面看，二者区别不大，其实质也许完全不同。被称为“苦闷的先知”的湘人郭嵩焘，在晚清，似乎就有了从世界看中国的胸怀和视野，所以并不过分自负于“天朝上国”。而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士大夫，包括比他晚一辈的被称为著名外交家的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大体上都是从中国看世界，从夷夏之辨的角度看世界，这样的视角，有时候难免如门缝中看人，常常把自己看得过于正大。

采写｜唐山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傲慢疏慵不失真，唯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1878年，60岁的郭嵩焘写下这首《戏书小象（像）》，通篇戏谑，末句略带不愤——总有一天，人们会记住郭嵩焘。

第二年，郭嵩焘便落入人生低谷，副手刘锡鸿举报，郭嵩焘愤而请辞并最终免去驻英法公使之职。从英国回乡时，长沙、善化两县官民以“轮船不宜至省河（湘江）”相阻，地方官员没有人去迎接郭嵩焘。此前，在长沙应试的举子们还烧毁了他主持修复的上林寺，并扬言要毁其故宅。好友刘坤一曾在给左宗棠的信中指斥，郭嵩焘“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郭鬼子”“名教罪人”“汉奸”……晚年郭嵩焘谤满天下。义和团运动时，刑部郎中左绍佐向慈禧建言：“请斩郭嵩焘、丁日昌尸，以谢天下。”此时郭嵩焘已去世9年。

晚清70年，士大夫中能真正清醒看世界的，郭嵩焘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人，其见识远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被英人赞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

在郭嵩焘的笔下，流淌着河水般澄澈的理性。他内心骄傲，却坦诚如赤子；他充满勇气，敢说出真相；他如此坦荡，主动拥抱世界大潮。

超越时代者，必负“独醒之累”。伤害不只来自朝堂，也来自民间。慈禧太后在接见他时，似乎知道他的为难，似乎也痛惜郭嵩焘的身背骂名。而那些诋毁者、施暴者、口嗨者、激愤者又何知，自己正亲手预约明天的苦难。

品味郭嵩焘，三点引人深思：

其一，郭嵩焘是传统读书人，却无“洋人膝盖不能打弯”“西方崇物质，东方崇精神”之类的偏见，为传统人格走向近代化，提供了一个典范。人类的美德是相通的，只要足够真诚、勇敢，传统未必是现代转型的枷锁。

其二，郭嵩焘事功不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可百余年后，曾左李的事功何在？谋事者多，谋道者寡，可一个民族要走出悲剧性的宿命，需要谋道者。

其三，从郭嵩焘，到严复，到梁启超，到胡适，到储安平，这是一条本土的、走向现代化的思想之路，前贤已逝，后来者该如何继承他们的遗志？该怎样珍重这份“小传统”，使其发扬光大？

近日，岳麓书社推出新版《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较旧版篇幅增加1/3，全面地钩沉了郭嵩焘这位“失败的英雄”的悲剧人生。事实是，我们仍生活在郭嵩焘的延长线上，他的困境、他的思考、他的梦想、他的气度，在今天仍有启蒙价值。

燕京书评：直到今天，郭嵩焘知名度都不算太大。

孟泽：确实，在相当时期，郭嵩焘被清廷，也被社会视为负面人物。与曾国藩、左宗棠相比，他在湖湘之外，至今也没什么名气。

讲完后，去拍外景。郭嵩焘、左宗棠都是湘阴人，郭嵩焘的祖父是当地首富，所谓“富甲湘阴”，当地旅游局的朋友告诉我们，郭家在湘阴有8处房产，他给我们指认了其中一处破破烂烂的房子，说这就是，但也不敢太肯定。结果，自然我们什么外景也没拍到。

问当地人，是否知道郭嵩焘，还有人知道，说：好大的一个官吧？

孟泽：他“运气”比较好吧。我们习惯说的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他都赶上了，还很早就去过上海洋泾浜。

另外，郭嵩焘家“积世城居”，他是城里长大的孩子，视野较开阔。他的祖辈都曾经商，除土地经营外，还从事借贷，所以郭嵩焘也许从小就懂“钱能生钱”的道理，一生都高看商人一眼，甚至给商人写过传。在他内心中，士人与商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郭嵩焘后来为官作宦时，还主张民营民办商业，对官办的坏处看得很透，认为效率太低，还容易腐败。

郭嵩焘在浙江作为幕僚亲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和朋友聊天讨论，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洋人来了，应首先了解他们的目的所在，再找到应对之策。把外交办成兵戎相见，绝非正途。

1856年，为帮湘军筹款，郭嵩焘去了上海，当时租界设立才10多年（1845年11月29日，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上海土地章程》），郭嵩焘却见西洋人建筑“极明爽，四面皆离立，环以窗棂，玻璃嵌之，高或三层，皆楼居，而下为议事厅，或曲折作三、四间，五、六间，置诸玩器，精耀夺目”，在街上，郭嵩焘遇到两名洋小孩，认为“极秀美”。

他还应邀访问了洋人停靠在黄浦江的轮船，尝了葡萄酒，认为“酒味甘”。

郭嵩焘注意到，西洋人不仅重视器物文明，其实也重视精神文明。他曾见过法国两名洋行“头目”，几天后路遇，对方与他寒暄、握手，郭嵩焘写道：“此言语不相通晓，一面之识而致礼如此，是又内地所不如也。”

郭嵩焘中为进士，成为翰林院编修后，入值南书房，得到咸丰皇帝信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派郭嵩焘去天津办理防务，参赞僧格林沁，参与了大沽口与英国人的作战。

总之，几件大事都让郭嵩焘赶上了，像他这样的人，当时并不多。

燕京书评：郭嵩焘和僧格林沁的合作似乎不太愉快？

孟泽：是的。当时英法使团要求到北京互换《天津条约》，咸丰皇帝坚决不同意洋人进京。僧格林沁一介武夫，主张战争解决，郭嵩焘认为“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永无了期”，这样的观点，自然非高视阔步的僧格林沁所能领教，后来，因为山东查税出事，郭嵩焘受到僧王奏参，黯然返京。

回京后，郭嵩焘降二级使用，但仍在南书房。没想到，郭嵩焘坚决请病假回籍，曾国藩感到不理解，咸丰皇帝也觉得莫名其妙。

郭嵩焘回湘阴后，不到一个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仓皇逃到承德，郭嵩焘战前的预感预言全部成真。出乎郭嵩焘预料，咸丰在热河病死，慈禧太后联络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肃顺一党被彻底清理。肃顺与湖南系士人交好，幸亏郭嵩焘辞职回乡，否则也许难脱干系。

在日记中，郭嵩焘感慨道，能预测洋人如何，却未必可以预测出自己人会做出什么，朝廷内的事，不可思议。

▌深通传统文化，却没把它变成包袱

燕京书评：当时不少人也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为什么只有郭嵩焘能看到其精神文明的一面？

孟泽：这应该与郭嵩焘的性格和认知有关吧，他生于富家，虽家道中落，但经历的人间困苦较少，仕途也比较顺利，一上来就身居要职。一辈子三起三落，每次都是主动辞官——如果做不了事，他绝不尸位素餐、虚耗禄米。在郭嵩焘的性格中，有当时士大夫少有的明朗、坦诚，他说话做事，伪装的修饰性的成分少，率真清澈，似乎更符合当时西方人的口味。

像人们习惯说的湖南人一样，郭嵩焘也认死理，与别人看法相反，大家都反对他，他反而会更坚持自己的意见。

郭嵩焘的两个弟弟也常提醒他，在外做官，切勿乱说话。曾国藩曾说：“湘阴三郭，论学则一二三，论才则三二一。”意思是郭嵩焘学问在三兄弟中最好，才华却最差，因为郭嵩焘“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

郭嵩焘求真求实，与当时官场上的大多数士大夫，似乎有“一虚一实，一诚一伪”之别。郭嵩焘有什么观感，就直接说出来，不会说套话，很少看别人脸色行事，这是“大户子弟”的做派吗？

燕京书评：郭嵩焘本是传统学者，为何能跳出传统的枷锁？

孟泽：这确实很罕见。郭嵩焘深通传统文化，却没把它变成包袱。面对不同文明，他的反应与普通士大夫不一样，一方面有传统教养，另一方面又有开放的心灵。

郭嵩焘在四部（指经史子集）皆有著述，有原创性，不人云亦云，他的思想有爆发力，这从他的诗就能看出来，有火花，有灵气，但不是很完美，并非四平八稳。郭嵩焘的文章不像曾国藩那样缜密用心，文章数量也要大一些。

郭嵩焘是一个真正有赤子之心的人，观察别人时，总是先看优点。他晚年自我反省，平生从没害过人。

燕京书评：郭嵩焘把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格林沁列入“洋务四凶”，还一度想把林则徐也列进去，为什么？

孟泽：郭嵩焘只说林则徐在处理洋务时“贻误事机，甚于琦善”，但他认为林则徐人格高尚，所以不忍列入，此外没展开议论。

为了总结历代处理边疆与外交的经验，郭嵩焘写作有《绥边徵实》，这应该是一本资料性的书，已散失（1928年，蒋廷黻、何廉先生曾准备收购手稿，因被郭氏后人分割于各处，未能成功，此后未见记录），在《复方子听》的信中，郭嵩焘提及该书主旨，说：“所著《绥边徵实》，以砭南宋以来士大夫习为虚词，而数千年是非得失、利病治乱之实迹，遂无知者。”

燕京书评：为什么宋以后，士大夫们集体走入大话误国的误区？

孟泽：理学尤其湖湘理学，有两个重要的思想支点。

其一是夷夏之辨。唐人韩愈最早将夷狄等同于禽兽，到了宋代，在北方族群南下冲击的忧患下，士大夫阶层更多焦虑，夷夏之辨成为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夷夏关系成了文明与反文明的关系，这种想法在古代社会就未免狭隘，自然更加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今天我们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就是为了改变这种观念吧。

其二是义利之辨。反对个人私欲，简单一点说，就是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以此来管治自己，安顿社会，这在古典时代，自然可能是政治的“必由之路”。可人怎么可能没有私欲呢？现代社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市场经济就是有效释放人的私欲，这样才能提高效率，才能推动社会才能进步。

从今天的视角看，湖湘理学的这两个支点，都不免有反现代性的色彩。

郭嵩焘似乎难得地出离了这种古典的思想逻辑，他比较宽容。

一方面，他不将西洋人及其文明，视为动物性的、敌对的，甚至认为它已超越了当时的东方文明，他说：“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

另一方面，他不觉得商业是腐蚀性的，认为其中包含创造性。他认为：“民有利则归之于国家，国家有利则任之人民，是以事举而力常有继，费烦而用常有余。”

燕京书评：这中间包含了一个真理观的差别，理学认为真理是发自内心的，须神秘体验才能获得；而郭嵩焘认为真理是经验性的，从实践中来。

孟泽：宋明理学关注主体意志，忽视甚至敌视工具意义，晚清士大夫反复强调靠人心，而非枪炮，器物是次要的，也许就是这种思想的延伸。

比如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他懂点英语，到英国接替郭嵩焘当公使时，却说：“中国上古殆亦有无数机器，财货渐绌则人多偷惰而机器失传。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国，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认为西洋的机械化是古代中国的翻版。

孟泽：确实，郭嵩焘既有所谓“现代人”的求真务实的一面，也有传统知识人的基本教养和担当的一面。

他认同的自然是君父一体的国家，我们不必指望他离经叛道，反对君父。

▌多从世界看中国，少从中国看世界

燕京书评：严复性格高傲，郭嵩焘从不怪罪，曾纪泽却处处贬低、压抑严复，由此就能看出二者人格的高下。

孟泽：有学者指出，曾纪泽没有表现出那个时代精英学人对西方文明的应有的热情。他性情冷淡，这影响了他的认知，或者说他的认知，造成了他对于新文化的冷淡。郭嵩焘在日记中曾经指责说，曾纪泽明明去过西方，为什么还要主张中法开战呢？无非就是为了博“时誉”。

郭嵩焘叹息说，在中国办外交，和洋人打交道不难，难的是与自己的政府周旋。郭嵩焘讽刺说：没想到，曾纪泽居然有周旋政府这个本事，自己一辈子都学不会。

郭嵩焘写日记和曾国藩写日记不同。曾国藩显然写得更为“自觉”，每时每刻都有“超我”的规训，准备给别人看。郭嵩焘则似乎只写给自己看，所以日记中有很多吐槽。我讲郭嵩焘时，有观众留言，说郭嵩焘的性格有问题，太自恋，他谁也看不上，见谁怼谁。

其实，读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日记，在私下场合，曾国藩也喜欢说别人坏话，完全不是圣人的样子。

在日记中，郭嵩焘虽然怼人，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基本认识没有歪曲，基本判断大体不失准确。比如他和骆秉章的关系后来并不融洽，但他说，老骆在湖南主政10年有功，他一走，湖南的各种问题就出现了。再如郭嵩焘后来与左宗棠交恶，却依然称左宗棠是国之干臣，如果左的见识、宽容度更好，对国家会更有帮助。左宗棠去世时，郭嵩焘感到“既伤且憾”。

燕京书评：曾纪泽懂一点英语，郭嵩焘不懂英语，为何郭嵩焘反而比曾纪泽开明？

孟泽：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曾说，多从世界看中国，少从中国看世界。表面看，二者区别不大，其实质完全不同。郭嵩焘也许是从世界看中国，所以不会过于自负。曾纪泽则是从中国看世界，犹门缝中看人，常把自己看得过于正大。

郭嵩焘是湘阴人，如果你去过湘阴，就知道那里水路发达，通江达海。湘阴地势开阔，让人内心豁然开朗。任何一个时代，聪明人都不会只有一个，但就像皇帝的新装，率先揭破谎言的是个小孩，他未必更聪明，而是顾虑更少。在当时，郭嵩焘恰好就是那个小孩，所以他与时代精英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燕京书评：郭嵩焘在写信给李鸿章时，写下“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很难让人想到，这么现代的话会出自一位封建士大夫之口。

孟泽：郭嵩焘是从本末的角度去看问题的，他曾写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

到英国后，看到英国禁止贩卖黑奴，要求埃及也抚恤黑奴后裔，郭嵩焘受到很大震撼，他说：“西洋大国以爱民之心推类以及异国无告之民，设法以维持之，其仁厚诚不易几也；其勃然以兴，又何疑惑哉。”

郭嵩焘从追求富强，转向反对片面追求富强，所以他对李鸿章买船买炮式的洋务不以为然，认为只追求了细枝末节，忽略了根本，即“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

郭嵩焘曾私下对友人说，他发现英国重视平等，而清朝还是四民社会，缺乏平等观念。这说明，在文字之外，他的言论可能更“出格”。郭嵩焘的见识远超同时代，也许这不是他的主导性的想法，但能看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

郭嵩焘抄录过一句话：人人有自立之权，人人有自爱之意。意思是享受权利，才能追求上进。这话不是郭嵩焘说的，但他却抄下来了，可见他对于现代价值理想的敏感。

▌思想照亮未来，却难觅同代知音

燕京书评：郭嵩焘晚年失势，与副手刘锡鸿有很大关系，刘锡鸿颇通洋务，郭嵩焘曾称赞他“于洋务颇有见地”，为何他会反戈一击？

孟泽：在新与旧的激烈冲突下，传统士大夫文化人格分裂的问题被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即“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燕京书评：张佩纶这样的人，为什么也弹劾郭嵩焘呢？

孟泽：1862年，曾国藩派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郭嵩焘随李鸿章去当苏松粮储道。自此一别，二人后半生再没见过面。

虽互有“批评”，但并没影响二人的友谊，他们的关系堪称典范。

还在岳麓书院时，郭嵩焘、曾国藩、刘蓉便已结为兄弟，共同约定，不论将来谁当上高官，都不互相保举。三人对于很多具体问题的想法看法也许不太一样，但一直是朋友。

这种值得称道的、道义相许的关系，是晚清能延续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么一批士大夫的精神支撑，清朝可能早就结束了。

郭嵩焘认为，对于洋务曾国藩“素非通晓”，但他承认，曾国藩做事光明正大，他也赞同天津教案时的处理办法，可当时湖南人认为曾国藩是“卖国贼”，甚至将他题写的“湖南会馆”的牌匾都砸了。郭嵩焘反对“借民拒外”，就是为了实现某种自利的目的，煽动百姓仇视外国人，很多大佬却最爱干这种事。

曾国藩步入晚年后，郭嵩焘认为他不免有点消沉，没有他们早年约定的登高一呼的勇气和魄力。郭嵩焘始终有任事的理想，只是他没这个权力，所以写信给李鸿章说，我可以大声叫、大声喊，帮你造舆论，为你争取空间。

▌方向错了，事功越大，麻烦就越多

燕京书评：郭嵩焘与左宗棠晚年为何成了陌路？

孟泽：2007年，我在《光明讲坛》上说，50年后，郭嵩焘的历史评价会比左宗棠高，左宗棠的一位后辈，曾私下跟我说，他认同我的观点。

左宗棠有才华，能做事，但他似乎因为出身卑微，早年当过上门女婿，科举屡战屡败，内心比较自卑，成功后，他变得极端自傲，处处要别人说自己好。我这么说，“左粉”可能会不高兴。左宗棠可以应付大场面，却不能一人独处，放在今天，可能是一个杠精式人物。朋友圈内，初期有人不喜欢左宗棠，郭嵩焘写信说，朋友圈内有这么一个杠精，不也很可爱吗？

郭嵩焘曾说：“文正（曾国藩）、文襄（左宗棠）一时元勋，发端亦由鄙人。”曾国藩出办团练，是郭嵩焘促成；左宗棠发迹，也有郭嵩焘的推挽。

而左宗棠最终受重用，郭嵩焘帮了很大的忙，“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话是郭嵩焘南书房的同事潘祖荫说的，但肇始者可能是郭嵩焘。

后来左宗棠在福建带兵剿灭太平天国残部，到了郭嵩焘主政的广东边界，左宗棠认为自己效命的是朝廷，是皇上，不是郭嵩焘，就将主力撤离北上。郭嵩焘上奏，要求左宗棠入广东作战，这让正阔步向前的左宗棠大为恼火，觉得郭嵩焘揭破了他献媚于上的心理。从那以后，二人关系破裂。

后来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顺路回乡，特意到长沙看望郭嵩焘，郭嵩焘也回拜了左，可左宗棠离开家乡，宴饮亲朋时，郭嵩焘只送了礼物，让弟弟往陪，不论友人怎么劝说，自己都不去。

燕京书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皆有事功，郭嵩焘却一事无成，可今天看，反而是郭嵩焘的价值更大一些，在谋功与谋道之间，哪个更重要？

孟泽：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务实的民族，骨子里历来都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认为谋道的人是空谈。可从近代史看，新的世界观非常重要，如果方向没走对，越求事功，结果就越具灾难性。对于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来说，应先求正确方向，再谈事功，否则事功越大，结果反而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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