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结论自然是见仁见智,但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无疑是其中之一。就清史而言,利用宫廷档案还原历史真相,是颇为有效但尚未被广泛重视的方法。
所谓宫廷档案,是指原藏于皇宫、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清档案。这些档案,总件数超过千万件。它的发现与开放,在20世纪被评为“三大史料发现”(另两项为殷墟甲骨文、敦煌写经)之最。
说它颇为有效,是因为通过宫廷档案,可以让很多历史谜案迎刃而解。
比如很长时间,关于雍正(即雍亲王胤禛)继位的种种传说中,有这样一种:康熙本来是传位给十四子胤禵而不是四子胤禛。
持此论者说,胤禵原名“胤祯”(雍正登基后被迫改为胤禵),康熙的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雍亲王原来的名字也不叫胤禛(但叫什么不知道,胤禛是后来才改的),他把遗诏的“十”字改为“于”字,“祯”字易为“禛”字。这样,遗诏就变成了“皇位传于四子胤禛”。
尽管有历史学家分析指出:清代书写皇子的名字,不是写“某子”或“某某子”,一定要冠以“皇”子,作“皇某子”、“皇某某子”,遗诏写“皇位传十四子”不合清朝制度;尽管有学者指出清代时“於”、“于”不通用,要写作“於”,将“十”字改为“于”字,在清代属于别字。传国本的遗诏出现别字,于理不通。但这些,毕竟还属于推论。
利用宫廷档案则可直截了当解开谜团。尽管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遗诏汉文原件已被证明是胤禛在康熙逝世当天让人写就的,但冯尔康先生在撰写《雍正传》时,查阅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宗室玉牒》,其中表明:皇十四子胤祯,康熙三十六年(1697)时名字为“胤禵”,四十七年(1708)康熙封他为贝子的上谕中称之为“胤祯”,雍正登基后,复其名为胤禵。由此可知,皇十四子胤禵之名早已有之,并非雍正逼迫改名。至于皇四子、雍亲王的名字,康熙年间历次修《宗室玉牒》都写作“胤禛”,并无别的名字。也就是说,雍正盗名改诏说并不成立!
说它并未受到重视,例证之一是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自序中所说的,“这二十年,清朝历史的专业人员在增加,每年毕业的硕士、博士更是成倍增长,而来此(指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朝档案的人数却是相反,日渐减少。”而笔者所见,也证实着茅先生的观点。在一史馆查阅档案的将近10年中,时常能看到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等世界名校的洋学生,他们对着满文老档凝神苦思、认真描摹的神态,深深印在笔者的脑海中。国内大学中,虽不时也能看到来自北大、人大、北师大的年轻学子,但显然只是为写毕业论文前来短暂查档,变换频繁。
切入点
左宗棠是否曾掌掴或脚踢总兵樊燮?
动念写一本关于左宗棠的书,始于2003年。2010年起,借着搬家到故宫东华门附近的便利,笔者时常前往位于故宫西华门北侧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试图从中翻检出未曾被史学界所重视使用的史料档案,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左宗棠。
左宗棠为晚清传奇人物,围绕他以及他与同时代名人如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胡雪岩等人的交往,有不少逸事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只是这些逸事中,有不少只是传言,而且这些并非史实的传言被频繁使用在历史研究著作中。
左宗棠种种逸事中,流传最广的,莫过于咸丰八年(1858)时为湖南巡抚幕宾的左宗棠掌掴或脚踢永州镇总兵樊燮的逸事。这个逸事之所以流传如此之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左宗棠一个尚未授官的师爷,竟敢如此羞辱官至二品(相当于部级)的武官樊燮,官阶的反差和冲突的激烈令人好奇;案件引起了咸丰皇帝的关注,有传言说咸丰当时就曾下旨“左宗棠如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最高统治者的过问增添了逸事的神秘性;当时在南书房当差的咸丰文学侍从潘祖荫上折说情,其中的名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为逸事的流传增添了文学色彩;为了营救左宗棠,传说胡林翼曾秘密买歌姬送至奉旨查办此案的钦差大臣钱宝青船上,让其与钱宝青暗通款曲,拿到钱宝青的把柄,逼迫钱宝青网开一面,香艳的故事增添了逸事的谈资;案件以樊燮被查处、左宗棠被起用而落幕,有传言说,樊燮深感武将的无用,毅然请名师为其两个儿子授课,并下令让两个儿子穿女人衣服,声言必须考上秀才、中了进士,方能换上男装,最后长子中了举人、次子樊增祥果然中了进士成为一代名诗人……如此等等,让这一逸事广为流传,甚至被当成确论,写进左宗棠传记等众多历史著作中。
史实的准确是历史研究的基石。正是鉴于此,笔者将史事的考证作为左宗棠研究系列的第一步。而切入点,就选择左宗棠樊燮案。
借助当年秘而不宣、今天已然公开的清宫档案,笔者得以幸运地解开此历史之谜。2010年,从清宫档案中找到湖广总督官文关于樊燮案的第一份奏折,证实左宗棠并无传言所说的掌掴或脚踢樊燮,从而揭开了这一流传百年的逸事的真相。与此同时,通过查找《军机处上谕档》、《军机处录副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宫中朱批奏折》等清宫档案,找到咸丰皇帝为此案所作的12次批示,并一一作了考察和分析,得出咸丰皇帝也从未下过“左宗棠如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密旨的结论。
兴趣点
左宗棠与胡雪岩究竟是何关系?
围绕左宗棠与胡雪岩,也有着太多太多的逸事。
胡雪岩,本名胡光墉,雪岩是他的字,要想在清宫档案中找到他的相关史料,只能用胡光墉查找。从一个贫苦无依的钱庄小伙计开始,到阜康钱庄、胡庆余堂药店老板,钱庄票号布及大江南北,拥有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胡雪岩成就了一个商人的传奇。社会上就有“为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流传语。在重农轻商的清代,商人胡雪岩长袖善舞,夤缘政要权贵,先后被授予运司衔江西试用道、按察使衔福建候补道、布政使衔福建补用道等,获清代赏衔的最高官阶——从二品的布政使衔,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更为特别的是,他的父母被赐正一品封典,母亲获同治御笔牌匾“勉善承荣”(这个匾额今天就悬挂在杭州胡雪岩故居),他自己更是被赐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按清制,黄马褂历来只赏给内臣和亲近之臣。有清一代,能获此殊荣的商人,只有胡雪岩一人。
左宗棠与胡雪岩的种种逸事中,最为流传的说法之一,多见于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作者)的《南亭笔记》、欧阳昱的《见闻琐录》、徐一士的《一士类稿》等笔记小说,甚至包括高阳历史小说《胡雪岩》。他们都身临其境般记载左宗棠与胡雪岩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左宗棠要杀胡雪岩。此时胡雪岩灵机应变献上20万担(也说20万石)粮食而免祸,并得到左宗棠的重用。
但根据清宫档案和《左宗棠全集》可知,同治元年正月,刚刚出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就上折奏请由胡雪岩为其办理粮饷——而此时,胡雪岩正在赶往江西的路上,和左宗棠尚未见过面,可谓素昧平生。在没有见面之前,左宗棠就已经奏请胡雪岩为其办理粮草,而不是像这些笔记小说所载“在衢州大营两人见面,左宗棠一开始要杀胡雪岩。胡灵机一动,献上所采购的二十万石粮食。左才转怒为喜,不杀胡雪岩。”况且,左宗棠直到同治元年五月才进兵浙江衢州,也就是两人见面之后。
再比如,胡雪岩的按察使衔、布政使衔甚至包括黄马褂封赏,都是左宗棠奏请而来的。但从清宫档案中可知,最早给胡雪岩奏请封赏的,并非左宗棠,而是左宗棠之前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而在光绪九年(1883)胡雪岩破产之前,上折为其奏保请奖的,还有大学士宝鋆,有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还有浙江巡抚梅启照、陕西巡抚谭钟麟、山东巡抚周恒祺等。
在我们的印象中,左宗棠用兵新疆的军饷,主要依赖胡雪岩的借款。为此,新疆收复后左宗棠为胡雪岩奏请黄马褂之赏以示感谢。但统计左宗棠前后四次所上的军饷报销折可知,其用兵新疆所收到的六千多万两银中,各省、各海关送来的协饷为3400多万两,胡雪岩所借为1710万两,只排在第二位。而且,胡雪岩的借款通常都以各省关的协饷作为抵押,只是由于各省关协饷经常拖延,因此,这些借款更显意义重大。
诸如此类为左宗棠的种种逸事作证实或证伪,在《左宗棠传信录》中还有很多。在某些主张“历史宜粗不宜细”者看来,或许这样的证实或证伪过于琐碎,但笔者觉得:“历史宜粗不宜细”是政治家着眼大局、搁置争议的治国方略,对于治史者来说,更应是宜粗也宜细——从粗的角度,了解时代大势、历史方向规律,以弥补档案多为一时一事、琐碎反复之弊;从细的角度,借助档案等第一手史料做扎实的史实重建工作,将使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
着力点
左宗棠与曾国藩为何断交?
《左宗棠传信录》一书35万字,写左宗棠与曾国藩关系的,就有约8万字,占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之所以如此着力,自然有曾国藩名气大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想彻底梳理清楚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如果说解谜左宗棠樊燮案主要凭清宫档案之力,那还原左宗棠曾国藩关系真相,则需要清宫档案同31册的《曾国藩全集》及13卷的《左宗棠全集》的配合。
曾国藩,进士出身,37岁即升至二品,历任除户部之外的六部侍郎(副部长),墨絰从戎后于咸丰三年(1853)创办湘军,并于同治三年(1864)克复被太平天国占据了11年之久的天京,宣告太平天国的失败。曾国藩因此功被赐一等侯爵,成为有清一代汉人封爵最高者,此后被授武英殿大学士。
左宗棠,举人出身,虽不似曾国藩那样少年得志,但通过参与围剿太平军、捻军的战事,累功迁至陕甘总督,被授东阁大学士,成有清一代以举人入阁的唯一一人,并于光绪年间凭收复新疆之功被赐封二等侯爵。
曾左是湖南同乡,同属同光“中兴四大名臣”,可谓一时瑜亮。从道光十四年(1834)结识到同治三年断交,两人的交往整整三十年: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兵败投水自杀之时,左宗棠曾冒险出城、极力安慰;咸丰八年左宗棠卷入樊燮案险被投狱,曾国藩尽力在咸丰面前斡旋,使得左宗棠化险为夷。可以说,两人有着生死之谊。只是造化弄人,曾左二人由相交甚欢最终变为凶终隙末,同治三年断交。如此巨大的转折,自然引发时人和后人的巨大兴趣。
关于曾左断交,很多人都知道是因为同治三年攻下天京之后,曾国藩上折奏报包括幼主洪福瑱在内的太平天国高官已全部被歼,但清廷赐封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谕旨墨汁未干,左宗棠就上折奏报洪福瑱实际上已经逃出天京。恼怒之下的曾国藩,也上折攻击左宗棠收复杭州时放走了十万太平军。虽然通过清宫档案包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洪福瑱供词得知:洪福瑱是从左宗棠事前所判定的广德出逃,但此事还是导致二人的最终交恶。
很多人知道曾左断交,但可能不知道:曾左断交,导火索并不是此事。更早的导火索,在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不赞成曾国藩在广东抽厘充湘军军饷时就已经埋下。
曾国藩最初判断,在广东抽厘,一年收入至少有几百万两。因此,当时为了让广东方面同意,在未与浙江巡抚左宗棠商量的情况下,他就对两广总督劳崇光表示,办理抽厘后,广东原来每月要给浙江的10万两协饷可以停解。
但左宗棠一开始就认为曾国藩强行到广东抽取厘金的做法不妥,并认为以劳崇光的个性,一定不会配合,难有实效。
事实的发展证实了左宗棠的“预言”,也坐实了曾国藩的误判——根据曾国藩的统计,同治元年到同治三年间,33个月广东厘金仅收入120万两左右。而左宗棠楚军仅分配到22万两。
曾国藩的误判,带来严重的后果——如不办理抽厘,33个月,左宗棠楚军可从广东获得协饷330万两。330万两和22万两,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同治二年(1863)起,为了进一步缩小对天京的包围圈,曾国藩不断增兵,最高时统兵超过十万人,每月需饷不少于50万两,还不包括购买弹药、枪械等花费。而曾国藩每月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4万两,只能发三成军饷。
同治元年九月起,经曾国藩推荐、刚刚出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未与曾国藩商量,就先后停解漕折银(每月四五万两)、九江洋税(每月3万两)。同治三年二月,沈葆桢又奏请全部截留江西厘金(每月大约十多万两),不再给曾国藩军营。如此,意味着曾国藩的收入每月要减少近20万两。
所辖兵马日益增多,需饷浩繁;广东厘金收入远低于预期;沈葆桢逐步减少江西所供之饷。三个因素的叠加使得曾国藩陷入“近年所未见”的缺饷之苦。于是,同治二年五月开始,他向左宗棠要回了婺源、景德镇、河口、乐平四个地方每年70万两的厘金收入。
左宗棠方面呢,刚遵照曾国藩的要求将兵马由原来的六千人扩充至近两万人,每月所需饷银不下二十万两。一方面从广东获得的军饷锐减,一方面曾国藩又收回四地厘金。本来,江西四地厘金被收回之前,楚军欠饷已长达到8个月到一年之久。如今雪上加霜,左宗棠的不满,可想而知。
同治元年争饷埋下的导火索,到了同治三年总爆发,导致了曾左的断交。统计《曾国藩全集》所记录的两人通信情况:咸丰八年22封,九年20封,十年和十一年都是84封;同治元年35封,二年11封,三年5封。从最高峰时的每年通信84封,到同治三年的只有5封信,可以看出曾国藩与左宗棠交往日少的过程。而同治三年七月之后,再无二人通信的记录。
很多人知道曾左断交,但可能不知道:两人断交之后,其实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合作。
同治七年,朝廷将湘军名将刘松山所统率的老湘营划归左宗棠指挥,以对付陕甘回乱。刘松山为曾国藩一手提拔,但曾国藩对此毫无怨言,继续承担老湘营的军饷。老湘营屡建功勋,成为左宗棠麾下不可或缺的力量。左宗棠呢,则多次向友朋和朝廷夸奖曾国藩识人之明,“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同治九年(1870)二月,刘松山在甘肃战死。这年十月,慈禧接见曾国藩,君臣谈到了刘松山之死。但曾国藩并没有趁机攻击左宗棠,反而告诉慈禧,虽然刘松山的阵亡对陕甘用兵损失重大,但在此事上,左宗棠的调度并无不妥。《左宗棠传信录》中的这些梳理,让我们看到曾国藩、左宗棠作为一代伟人的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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