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湖南人，都参与了湘军的创建，都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里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当曾国藩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后，因为幼天王的下落问题，与左宗棠发生了分歧。两人从此反目成仇。

曾经做过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记载：“左文襄公（左宗棠）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曾国藩）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他们作为朝廷倚重的封疆大吏，居然彼此之间不通书信，可见的确是断交了。

官场上讲究“人走茶凉”。当曾国藩病逝后，左宗棠先是送了一幅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高度评价了曾国藩的一生；继而在各种场合照顾曾国藩的后人。

曾国藩子女众多，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当曾国藩死后，家里人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经常陷入困境，不得不向亲戚和曾国藩的朋友部下求助。有一次，曾国藩次子曾纪鸿迫于无奈，写信向父亲曾国藩的老部下刘锦棠借钱。

左宗棠听说后，送了曾纪鸿300两银子，让他度过了难关。左宗棠虽然是封疆大吏，俸禄不算低，但他过着很朴素的生活，一大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也仅仅只有200两银子。由此可见，左宗棠的确是真心实意帮助曾纪鸿。

不仅如此，左宗棠还在家书中说：“吾与文正（曾国藩）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意思是说，他和曾国藩的友谊非比寻常，所争都是国家公事，不是个人恩怨。

曾纪鸿不热衷于仕途，而是酷爱数学，并精通天文、地理、舆图诸学。可惜的是，由于平时勤奋用心过度，体弱多病，不幸英年早逝。左宗棠多次在医药费、丧葬费上多次给予了帮助。他曾经在给轮船招商局总办李勉林的一封信中写道：“吾辈待其（曾国藩）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诚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

显而易见，左宗棠对于曾纪鸿，尽到了一名长辈的责任，殊为不易。

在曾国藩的子女中，长子曾纪泽的事业最为成功。曾纪泽是著名外交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位驻外公使，与郭嵩焘并称“郭曾”。左宗棠非常欣赏曾纪泽的才华，曾经向朝廷推荐他。

那是1884年，当时左宗棠担任军机大臣。7月10日，左宗棠上了一道折子《遵旨保荐人才折》，一口气推荐了4个人，排名第一的正是曾纪泽。左宗棠夸曾纪泽“博通经史，体用兼赅，于泰西各国情形，了如指掌。奉旨出使，于交涉事件随时执中，宽而有制。内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不违亲；外仍慎与国外交之义，志殷补衮”。最后又说：“若畀以疆圻重任，必能肃海防而戢群族嚣凌之气。”

在左宗棠看来，曾纪泽是担任海防大臣的最佳人选。

曾国藩一共有5个女儿，其中前4个女儿的婚姻都难称幸福。因此，曾国藩对小女儿曾纪芬的婚事非常慎重，到她18岁时，才亲自给她选定了一门婚事。

曾纪芬的丈夫是咸丰三年癸丑科庶吉士聂尔康的儿子聂缉椝。聂缉椝虽然出身以“三代进士，两世翰林”著称的书香门第，科举考试之路却走得很艰难，屡试不第，还沾染上纨绔子弟习气。曾纪泽很不喜欢他。光绪四年，曾纪泽被任命为驻英、驻法公使。聂缉椝恳请与他一路出洋。

曾纪泽没有同意，而是选择了妹婿徐远济为二等参赞官。他这样解释：“仲芳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又性根无定，喜怒无常，何可携以自累？是以毅然辞之。”

曾纪芬见大哥曾纪泽不愿意帮助、提携丈夫，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找到时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左宗棠没有看扁聂缉椝，将他任命为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会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许多人垂涎而不得。

左宗棠还苦口婆心地开导聂缉椝：“君今日得无不快意耶？若辈皆为贫而仕；惟君可任大事，勉自为之也。”左宗棠鼓励他作出一番事业来。

在左宗棠的提携和帮助下，聂缉椝刻苦学习，勤奋做事，后来升任为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总办，大量翻译西方科技类书籍，仿制西式武器，保证了前方所需军火的供应，使江南制造总局转亏为盈。后来，聂缉椝屡获升迁，官至湖北巡抚、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

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期间，还专门邀请曾纪芬来两江总督府游玩，陪她寻找十年前的卧室，体现了一种温暖的长辈之情。

后来，左宗棠病逝后，曾纪芬回忆他的各种恩情时，总是声泪俱下地说：“文襄公（左宗棠）恩情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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