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史所 作者：杨国强 嘉庆四年,漫长的乾隆时代刚刚过去,“怙宠贪恣”的和珅即被逮治赐死。从他家中抄出来的巨量财富使人看了目眩,以此律彼,读史之际便常常容易推演。然而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和?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从来罕见罕闻”①的殊相。以此度量那个时候的功名与富贵,大半不能切中彼界中人的本来面目。 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虽说世人憧憬富与贵的同一,然而在近代化剧变来临之前,清代功名社会里的富与贵却往往是不对称的居多。 当北京正在查抄和珅的时候,苏南有过一次“杖责诸生之狱”。起因于债务的纠纷把成群秀才拽入官司,“掌嘴锁项,凌辱不堪”,斯文人剥尽体面,被弄得灰头土脸。于是清议鼓噪而起。一个在籍侍郎说:“诸生寒士居多,求贷于富户,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课为业,或以笔墨为生,无力偿还,亦是常分。赖有父母师保之责,正宜加以怜惜,或代为宽解,或再为分限,俾得从容措缴。即使伊等语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贷,乃至责扑寒士,以媚富户,实无情理。”②这些话意在向杖责诸生的地方官讨公道,而说理之中又提供了一种实录,使人可以大概地了解到:在江南地区的贫富对比中,已从边沿挤入了功名社会的诸生们多数仍在穷窘之中,并因此而常常求贷和欠债,既被蔑视,又被同情。这种矛盾说明,功名是一回事,生计是另一回事。两者的不相吻合,会使朝廷给予绅衿的尊严变得非常脆弱在那个时候,也有因贫穷而受到赞美的“寒士”。一人叫李巽占的定海诸生“授徒数里外而“每食必归”,不肯吃东家的饭菜。“主人诘其故,泣不语。久之乃曰:家贫母食蕃薯,何忍独食饭也。”经学家焦循作《蕃薯吟》记其事非常感动地说:“母食米,儿食薯,母心不豫母食薯,儿食米,儿能不涕泣。海水涛涛浪拍天,中有斯人行独贤。”③孝道自是美德,然而以“母食蕃薯,何忍独食饭也”衬映出来的孝道,终究使人感到凄楚。 从入泮到出仕是一条拥挤的狭路。成千上万的举子士人在这条路上疲惫地走掉了自己的大半生。嘉道年间颇负时誉的包世臣曾“六赴秋闱”而后成举人,继之又既韧且拗地十三次入都会试,等到最后歇手的时候已是六十一岁了,而进士一阶,仍可望而不可及
①嘉庆皇帝语。见《庸庵笔记》三卷,《查钞和?住宅花园清单》。 ②《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343。 ③《清诗译》,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册,页697。
他后来由大挑试令江西,当过一任县官,但“年余被劾”,就此退出了官场。“六赴秋闱”和十三次入都会试,是数十年漫长而且困顿的岁月。一面是功名的天梯还没有爬到头;一面是“食指日增,世路日窄”,为了爬梯必须觅食。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先后做过塾师、西席、幕客、佐戎务、佐河工、佐钱役、佐刑名;常年流转于芜湖、武昌、江宁、扬州、常州、苏州、上海、崇明、淮安、丹阳,西面到过四川,南面到过广东,北面到过直隶。他留下了一长串风尘脚迹,而在时人眼中却经常显出“自给不足”的憔悴。①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功名社会里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生涯。他们一次一次地出入场屋,又一年一年地游学、游幕,劳碌于功名和生业之间。《冷庐杂识》说:“海宁徐楚畹学博善迁,乡荐后,困于公车,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年。”②比之游学游幕的笔墨生活,一个以星相巫卜谋食的举人无疑更加落泊竭蹶。这个过程造出了成批不断流动的人口,也产生过催人白发的旅愁和乡思。袁枚作《随园诗话》,提到一个多年“作幕”的苏州文人“有得意句云:‘惟有乡心消不得,又随一雁落江南’。每旅夜高吟,则声泪俱下。”③他所说的“得意”,正是心头的一腔酸苦能够转化为文字的意思。显然,这种日子的滋味是非常寡淡的。半生羁旅的包世臣后来以“倦游阁”名居室、名文集,直露出长期漂游之后精神上的劳累和疲倦。他以自己的劳累疲倦憔悴困乏写照了功名社会中的读书人上坡时的沉重和蹒跚。 那些在艰难跋涉之后爬完天梯的人们便由绅而官,成了功名社会中的翘楚。虽说他们的翎顶补服光焰迫人,把朝廷名器之尊贵威荣演绎得非常辉煌,但光焰的背后常常可以看到局促。嘉庆十九年,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林则徐致书友朋,自述“近移寓虎坊之东,与浙绍乡祠对宇,裶戏鼓,终日扑门,而不免有冲途之累。新兼国史馆尚未辨过书传。所劳者只此无谓之应酬,不了之笔墨耳。现就一教书馆地,拟到馆后清厘积纸,便当辞绝无益之事。”④翰林院中的人多闲适,所以能优游于“无谓之应酬”。然而他们的俸禄显然经常不够用,因此,已经当官的林则徐还要兼做家庭教师,并在拮据之中天天与令人厌烦的锣鼓声相对峙。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是一个普遍而且长久的难题,一代一代的京官都在它面前显得气弱。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刚刚做了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家书中禀告说:“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⑤这些父子之间说家常的话头无须矜持作态,也因之而愈能道出真相。后人读史,可以想见众多京官以举债为常态的模样。他们在债务丛中走来走去,“东扯西支”,脚下的路不会越走越宽。⑥所以,京外地方官馈送的冰敬和炭资虽然来路不尽清白,但在京官们的眼中却犹如旱境中的云霓,可以寄托一点期望。但来自馈送的东西终究没有十足的可靠性,有时候眼中的云霓老是飘不过来,心头便会悒悒。同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说:“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⑦从秋天到冬天,落空的冀望化成了一片怅惘。在那个时候,林则徐和曾国藩还都是小京官。与他们比,嘉庆朝的朱?晚年作尚书作大学士,已是京官中的巨擘,然而言及生计,他和小京官们的拮据况味正在伯仲之间。一个与他时相过从的人记叙说:
①《包世臣传》、《包慎伯先生年谱》、《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1年版,页201、235、202、223、217。 ②《冷庐杂识》,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220。 ③《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上册,页316。 ④林则徐:《致敬舆函》。转引自《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39。 ⑤《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页10。 ⑥《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页8。 ⑦《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页108。
乙丑除夕,余至公家,问公岁事如何,因举胸前荷囊示曰:“可怜此中空空,押岁钱尚无一文也。”有顷,阁人以节仪呈报曰:“门生某爷某爷节仪若干封。”公因谓余曰:“此数人太呆,我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谐谑如此。① 这段记叙侧写出一个高官的清贫,以实例抉示了贵与富之间的不相同一。这种不相同一使立朝五十年的朱?身死之日“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②他以个人的贫困显出了一种个人的清操,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却是朝廷养官的吝啬和苛薄。一个不图法外之财的人,即使官居极品也走不出穷境,其日行起居中的破洞和缺口遂不能不用儒学的道德定力来弥合。世人的起敬和“悲感”都在于此。苛薄能够磨砺道德,然而苛薄也能够消磨道德。嘉道年间,梁壬绍说:“余屡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内,亲见诸公窘状,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③他以同情的态度为京官们叹苦,但“百计请托”又说明,久处困乏容易使人气短,能够以淡泊从容表现一己之清操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因此,京官多穷并不同义于京官多廉。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久作京官的李慈铭曾在日记中因事发议,深致感叹说:“庚午同年来告:十二日方盛馆张乐公宴安徽巡抚裕禄。其弟编修裕德,庚午举人也,故宴之。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彼外吏者分其峻削所得,以百分之一辇致权要,罄其毫末遍散部院诸司,人得锱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赴之若鹜,百余年来成为故事。”他所描画的京城社会相,使人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受穷的京官们心头那一腔熄灭不了的利欲。利欲常常淹没廉耻和自尊,因此,与朱?的淡泊从容相比,“百余年来”的京官大半都穷得十分猥琐。 在京师之外,数目众多的地方官们汇成了功名社会里的另一个群类。“昔之设官了以抚字,而催科次之;今之课吏也以催科,而抚字不问焉。”④朝廷以催科为要目,天下的“外吏”便纷纷然以教化为轻而以钱粮为重。吏治侵入经济关系,使地方官经常要与银子打交道,被称作“牧令”的州县官们因之而在世人眼中变得面目可憎。而催科衍生的浮收演为常态,又使取自民间的钱粮和运入国库的正供在州县的手里老是对不拢,其间被蚀掉的那一部分遂成为长久议论的话题。冯桂芬说: 由来开仓,多派丁壮守护大斛,此古之道也。今则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筹计数,七折又八扣(斛自五斗四升起,约六斗止,两次七折八扣,即一石变为三四五斗),而淋尖、踢斛、捉猪(仓役格外任取米数囊入仓,乡民拒之,声如猪,故曰捉猪)、样盘米、贴米(排除米色,不出私费,即讲贴米)等犹在其外。又有水脚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扇费、廒门费,合计约值米一二斗。总须二石五六斗当一石。道光初元,御史王家相疏云:官以其私徽米一石当正供七斗,民不堪命。不知三十年间何以遽增至此。⑤ 这段叙述以遽的细节记录了朝廷的催科演为地方官“私征”的过程。与正课相比,附加于国赋的那个部分显然更多些直露狰狞的勒取性。过手钱粮的州县官们也因此而显出了一脸的龌龊。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种由“私征”而汇积起来的财富远不是个小数,它们应当制造出一个富裕的官僚群体。然而细看历史,由此而成显富的守令似乎并不多。龚自珍作《明良论》,非常明白地说过:“谓外吏富乎?积逋者又十且八九也。”⑥“积逋”是
①《莁曝杂记·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105。 ②《郎潜记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册,页334。 ③《两般秋雨庵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页60。 ④《守令》,《皇朝经世文编》,卷十五,吏政。 ⑤《显志堂稿》,卷五,《与许无部书》。 ⑥《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页30。
一种负数,与富足恰成反义。而“十且八九”所对应的,则是那个时候的多数和普遍。他是一个留心时务的人,其观察所得无疑与冯桂芬的记述具有同样的可信性。然而以“私征”比照“积逋”,又说明了外吏的贫富比京官需要更多的解说。 嘉庆初年,洪亮吉说:官大省、居方面者“出巡则有站规、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食鬼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从,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①由州县牧令用私征浮收得来的那些钱粮,其实是不归州县牧令私有的。在人与人之间的重重制约中,它们久已被当作官场的公产,并以种种名目由下而上地一次次分配。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俸禄之外的供给关系。而从州县手里取得了“包”、“规”、“礼”、“费”的府、道、臬、藩和督抚们,又须分出所得,从别的途径送出去。道光年间,一个由道员升任按察使的地方官进京觐见,花掉了不少银子。他在年谱中记述说:“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尚阿)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②这种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把大块切成小块,从民间勒取的钱粮也随之而由近处流向远处。 以儒学的道理来衡量,私征浮收都是不义之财。局中人未必全无心肝,人人都乐于龌龊狰狞。然而私征浮收又长久地存在于吏治之中,既不为言路的弹劾所动,又不为时论的道德批判所动。做过多年地方官的梁章钜间以阅历说甘苦曰: 今朝廷所设官司廉俸,一切银两,非扣俸即折捐,百不存一。然而官之室家赖之,亲友赖之,仆从赖之;而又以奉上司,而又以延幕丁,而又以迎宾客,而又有不可计度之需。计其所费,何止一端。官司自廉俸以外,如思展拓,何一非侵渔牟利之端?事实出于无可奈何。③ 清代以薄俸养官,又常常喜欢用“扣俸”“折捐”来弥补国库的不足。然而地方官的开支却要兼及公私两面。当两面都顾不过来的时候,局中人另辟蹊径,向廉俸以外“思展拓”便成为一种管不住的事了。因此,“侵渔牟利”大半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开销;来路不正的银子半耗之于私,半耗之于公。梁章钜自京官外放以后,转辗于湖北、江苏、山东、甘肃、广西,由知府做到巡抚,是个饱更世故而熟识外省官场情状的人。他的话虽是一面之辞,但以事理而论,自有许多真实性。与京官相比,外吏以支配人力物力见胜,也以支配人力物力为累。是以私征浮收常常与千疮百孔相表里。嘉庆朝大学士王杰曾上疏论吏治,罗举州县的可恶和可悯。其中驿递一节说得非常具体:“州县管驿,可以调派里民。于是使臣乘骑之数,日增一日”,并“任意随带多人,无可查询”。及“差使一过,自馆舍铺设,以及酒筵种种糜费,并有夤缘馈送之事”。大抵“视气焰之大小,以为应酬之隆杀”。迎送之间,节节破费。“其他如本省上司及邻省大员,往来住宿,亦需供应,其家人借势饱恣,不厌不止。而辨差丁胥,浮开冒领,本官亦无可稽核。凡此费用,州县之廉俸断不能支,一皆取之库帑,而亏空之风又以成矣!”④这个过程公私裷裷,地方官承当的差遣已辨不清分内分外,到头来只能用银子才
①《清史稿》,页11313。 ②《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89~90。 ③《退庵随笔》,卷六。转引自《国史旧闻》第三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639。 ④《清史稿》,页11088。《清代通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中册,页261。
能了结。由此造成的支出,最初当然是从浮收来的钱粮里开销的。但州县与州县的肥瘠不同,浮收所入也颇不相同。当这一类支出漫过了浮收所得之后,当差的州县官们便只能“取之库帑”,即侵蚀到归属国库那些钱粮里去了。于是,普遍的私征浮收与普遍的积逋亏空相映成趣,组成了那个时候奇特的官场景观。嘉庆初期,御史张鹏展说:“州县亏空仓库,挪新掩旧,各省积弊皆然。近年间有督抚实力稽查,设法补缀一二,而一转手又已荡然。各州县见积习相沿,愈生玩狎,终无完补之日。”①虽说康乾盛世刚刚过去,而地方的亏空则久已为人熟视惯见。由“玩狎”一词可以想见,亏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之后就会有人在这个题目下做花样,黠者未尝不能脱身而走。然而玩狎只能转嫁亏空,不能消弥亏空。脱身而走之后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漏洞。因此,朝廷常常一层一层地追究这种官员与国家之间的债务:“令各督抚于地方官交代(离任),如限内未能交清,应将该员截留,俟款项交清,方准赴任回籍,并禁止私立议单。”②许多因公务造成的亏空,在这个时候都要用私产来偿还。官场的交代,往往演为一次次的清查和追赔。其间的愁状,与困于租税的穷民相去并不太远。道光十七年,“宁远通判锡纶病故,亏短仓库四万有奇”,结果在死后“抄家产”赔抵。一个奉命查抄的官员说:“余到宁远,见其门户萧条,孤寡号泣,实惨于心。所抄衣物,半属破烂,估值无几。”③另一则记载说石门秀才赵屏山“精钱谷之学,在某大令幕中数年。某故后,遗孤尚幼,囊橐萧然,且仓库亏短甚多。后来者将以上闻,赵设计弥缝,复为经纪其丧,乞援于其素所识者,俾其妻孥得扶柩以归。”④前一个故事里的“门户萧条”和后一个故事里的“囊橐萧然”,都写照了亏空下的生计破落。因此,傍观的同情常常在他们一边。 亏空和赔累都是吏治中的病象,然而在清代却久被视为官界常态。乾隆年间,湖南人聂继模曾给作外吏的儿子写过一封信,其中一段文字专论“赔垫”:“尔家书屡言辨过军需,并未赔垫,此殊可疑。湖南州县,无不赔垫者。况尔初任,几户穷民,额粮不满二万,又适逢荒歉之岁,肯于此时加一分恩,全活实多,兼可不误大件。人笑尔迂,我心弥喜。若云全不赔垫,则将取之谁耶?”⑤这段话以仁者襟怀谈论宦途得失,二百多年以后依旧能够使人产生敬意。但若以功名论物利之多寡,则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却正是他由“湖南州县,无不赔垫”而想见天下牧令,把赔累当作外吏本分的那些议论。从中可以读出一种世象,使人看到做官的不便宜。嘉道两朝的名臣陶澍曾提到过州县牧令易任之际往往有“勒接交代”。接任的新官须把前任的亏空认下来才能够受印。勒接之外,又有分配摊捐,名目有“等补”、“帮助”、“贴赔”等等。就像私征浮收得来的银子被当作官场里的公产一样,地方官为朝廷当差留下的亏空也在“勒”与“摊”之下成了公共的债务。本来应该算得清楚的帐目遂越弄越算不清楚。虽说这些规矩不合国家法度,却在官界通行已久,自成一套是非情理。然而不明不白地为亏空所累的人也随之而越益增多。他们中因赔垫而被抄家产者当然不会占多数,但因赔垫而破财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道光初,安徽布政使张师诚作《杜州县交代积弊议》,说到州县钱粮“节次清查案内,竟有以陈设玩器以及衣物等暂行作抵者”。⑥“陈设玩物”和“衣物”一起被抵押入库,既说明了地方财政正在变成一本烂帐,也说明了当事人手头的银子太不宽裕。这些人未必没有勒取过不义之财,而悖入悖出之后,留得下来的东西却已经不多了。等而下之的还要靠家财来养功名。《清稗类抄》说,嘉道之际的朝官陈用光
①《清吏治五事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吏政。 ②《清史稿》,页3536~3537。 ③《道咸宦海见闻录》,页30。 ④《冷庐杂识》,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187。 ⑤《戒子书》,《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一,吏政。 ⑥《杜州县交代积弊议》,《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七,户政。
甚贫,而“家素封,以诸父仕宦,中落”。①短短十个字的记述,说出了家族变迁的今昔和因果。从“素封”到“中落”,祖宗的产业多半是沿着赔垫的窟窿漏掉的。做官做到这个地步,说来也委实有点悲哀。 自有官僚制度之后,清官现象和贪官现象就成为世间熟见的东西。由此引发的抑扬褒贬用人心划出了一种非常古老而又弥久弥新的善恶界限。然而在清代中国,地方官的清浊贪廉大半模糊漫患,不易辨析。②一方面,普遍的私征浮收常演为敛剥公行,使他们与经久不息的民间怨愤缠结在一起,在世人的指指点点中洗不掉一身污秽。另一方面,屡见的亏空和赔累又像无底的漏洞,使他们经常要面对公私交绌而不得不挪东补西,挹此注彼。这种矛盾使地方官们自由的人格空间非常狭小。他们当中会有人在取予之际内省良知而踌蹰杌陧;也会有人会踏着麻木的良知攫获捆载,长袖善舞而去。这两种人对比分明,但大约而论,在当日的官场里这两种人都是少数。嘉庆九年,皇帝与直隶总督对话论官界风气,以为“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人物俯视天下九年的结论。又过了九年,两广总督蒋攸恬应诏陈言,以一个疆吏的眼光言吏治,也说:“臣观近日道、府、州、县,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③所见非常相似。嘉庆一朝,国运居盛衰之交,当洪杨之役造出来的大批捐纳入仕者涌入官场以前,这些议论与清代吏治的真相大致相去不远。在上谕与奏疏中,“贪墨者少”和“贪酷者少”本意都是映衬“疲玩”、“委靡”之习久成风,并非旨在表彰。而以此觇地方官的众生相,正可以见宦味之淡薄。嘉道之交,以经世之意究天下利弊的人物曾接着嘉庆和蒋修恬的话头往下讲:“内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以负圣天子之知遇,抑岂无心,或者贫累之也。”④“疲玩”和“委靡”因之而与功名社会的生业连在一起,合为一种深深的感慨。 清代中国造出了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不会久匮物力。然而与名器相对的财富却多在功名社会之外。黄钧宰说盐商之利曰:“扬州繁荣以盐盛。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十数家承辨,中盐有期,销引有地,谓之纲盐。以每引三百七十斛计之,场作斛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作五、六十不等。”以此计赢利,则两淮盐商岁入当在二千万两以上。⑤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盛世期间户部库存银两的四分之一。⑥由此孕育出来的是一批巨富。在小农经济的国度里,这些人曾长久地代表了奢汰和侈豪,并以奢汰和侈豪使功名社会的光华相形减色。一段出自诏书的文字说他们“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家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捡;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⑦财富太过集中,便会衍生出恣肆。能以多金而与盐商相埒的,还有包揽了对外贸易的行商。美国人享特(W·E·Hunter)一八二四年来中国,之后,在广州经商近二十年。他所作的《广州番鬼录》一书时常以羡慕之心述及行商和他们的财富。其中一节说:“他们自己的住宅,我们曾去过几处,都是园林深邃,叠石为山,引水为湖,溪上架桥,圆石铺路,奇花异卉,极为幽静。潘启官的住宅,距商馆三四英里,有大批的仆役,包括侍役、门丁、信差,名厨与轿夫。”人
①《清稗类抄》,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七册,页3391。原文作陈奂,据《清史列传》改。 ②清代盐官、河官和关税官多富。但这些都另有因果,此处不论。 ③《清史稿》,页11350、11446。 ④《龚自珍全集》,页30。 ⑤《金壶浪墨》卷一,盐商。其中“一千六百九万”应为一百六十九万。 ⑥乾隆三十七年,户部存银七千八百余万两。见《清高宗实录》,卷920,页23。 ⑦《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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