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中国将俄罗斯视作“朝贡国”，例如《尼布楚条约》的原称就是“俄国黑龙江合约六条”，清廷只是将沙俄视作与黑龙江并称的行政体系。沙俄使臣见皇帝时，行“三拜九叩”之礼。康熙之后，乾隆朝沙俄再次与中国发生冲突，但因在欧亚与英法土等国竞争激烈，沙俄往往隐身在后希望中国不断地分裂。沙俄积极支持准噶尔对抗清廷统一步伐，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左右，清廷才彻底解决了准噶尔问题，再次将新疆统一纳入了政区图。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中国和沙俄签订了《恰克图市约》，两国开展“互市贸易”。但双方合作并不顺利，在“恰克图贸易”上纷争不断，清廷也以经济战争为手段“三开三闭”该互市。总体上说，康雍乾三朝沙俄在中俄纷争中处于下风。
然而，随着，沙俄国力的增强，清廷势力的减弱，沙俄开始故态复萌。先是纠缠“礼节”问题，嘉庆十年（1805年）9月，沙俄派出242人的庞大代表团，其中包括果洛夫宁伯爵这位权臣（相当于沙俄总理兼宫廷总管），结果先是被要求将人员降低到百人以下；后要求在库伦向北京方面行三拜九叩之礼。果洛夫宁则严词拒绝，要求除了觐见皇帝外一切场合皆不施行此礼。此后双方为此展开争论，次年2月使团被清方驱赶回国。
随着嘉庆皇帝对藩封体制、互市体制的严格要求，中俄互市限于衰落之中。在这段期间，沙俄的主要目光放到了欧洲、中亚战场。 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见到清廷如此不堪一击，沙俄残吞中国之心立刻昭然若揭。到了道光年间，沙俄也开始同英国一样逐步侵华。
因为，有康熙“割地求和”的先例，晚清的皇帝们似乎“援引先例”一味满足沙俄的野心。然而，“以土地换和平”战略，如果是弱者采用，其结果只会刺激对手进一步吞并的野心。自19世纪40年代英国打开了中国东南海上大门开始，沙俄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入侵中国。就在左宗棠收复伊犁之前，中俄间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就包括以下各条约：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9月1日。沙俄获得了在伊犁、巴哈台（塔城）两地设领、贸易免税、领事裁判权和设置贸易亭（实为租界）等特权，打开了中国的西北大门。奕山主持签订。
《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7月8日。沙俄获得外东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奕山主持签订。
《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7月23日。沙俄取了的沿海通商权利、与英法美等国共享最惠国待遇。桂良主持签订。
《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12月25日。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奕主持。
《中俄勘分西北约计》1864年11月5日。侵占西北44万多平方公里。奕主持。
《中俄改订条约与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伊犁条约》《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3月20日。割占七万多平方公里领土。曾纪泽主持。
对于以“土地换和平”战略，左宗棠非常反对，他的一贯态度就是给侵略者土地就是给狗喂骨头，肉吃光了他还得啃食半天。因此，左宗棠对于外国侵略一直主张武力反抗。以左宗棠拟定的对俄战略看，他对敌我优劣认识清楚，在其引领下中俄之战中方胜算较大。
二、左宗棠认为：中俄一战，我们未必输
1880年春，左宗棠把大营由肃州迁往哈密，同时，在古城、巴里坤、木垒河、安西等地增防。沙俄看到军事威胁没有起作用，反而令中国大兵戒备。特别是左宗棠的十数万大军大有与沙俄一决雌雄的态势。而沙俄自身也困难重重，因此，沙俄方面对中俄之战表面上勇敢，内心胆怯。
现在我们就列一下俄方的主要劣势：
第一：沙俄布防耗费了大量军费。
第二：与土耳其战争造成国内反战浪潮高涨。15亿卢布的战争军费使得沙俄经济产生严重困难，军事后勤供给状况非常糟糕。
第三：反对沙俄统治的国内革命运动高涨，就连沙皇本人也数次遭遇刺杀。如果贸然与中国发生长期战争（而且左宗棠已经摆出长期作战的样子），国内民众对于沙皇的反抗必将更加激烈。
第四：沙俄吞并的大部分领土（主要是中亚地区）尚处于整合阶段，内部民众反抗之心正似待燃的柴薪，只要沙俄内部有一点疲弱，反抗的火花就会燃起，顿成熊熊烈焰。
第五：因1879年严寒，沙俄的粮作物普遍受灾，导致1880年粮食奇缺，那时的沙俄还处于饥荒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沙俄也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沙俄方的谈判代表若米尼便在给外交大臣吉尔斯的信中说出了沙俄的真正用意：“我们只进行一种表面上的示威，因为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不执行它。”
左宗棠领西征军对抗沙俄时，对中俄之间的实力对比有深刻认识。他的军事战略中是：集全国实力对抗之。在《酌带亲军马步赴张家口驻扎听调片》（见附录）中，左宗棠说出了自己的总体战略：邻里相交和睦为先，而和平的由来则要通过军事。面临强敌，必须熟悉彼此强弱，否则无论战和都会贻害无穷。目前，俄罗斯内部动乱正起，我国虽然武器方面落后，但只要战略得当同样可以成功。沙俄侵略地方很多，占用兵力颇多。因此，对我作战其可以抽调的兵力不足。
对于俄国海军情况，左宗棠又说：
23艘敌舰，大者可装千人，小者不过数百，至多两万多人。相反我国，成建制的兵额虽然不足但勇猛的民团武装却非常多。自太平、捻军、陕甘等事件后中国可用兵力甚多。
对于武器，新疆尚够，可以支援京师。中俄交战贵在保卫首都，因此我已经派兵两千余进驻张家口（左氏总共抽调了五千精兵前往张家口）。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向东北调兵，新疆的兵力已经足够。
1881年2月16日左宗棠又向清廷建议：
在天津、保定建立军械所，将各地枪炮存留在此，以备与沙俄对抗之用。因与沙俄对抗，沙俄要求各国停止对华武器销售。如今，甘肃、新疆的军需目前还够用，所以，运往甘新的武器立刻送到直隶（总督为李鸿章，驻节于天津，用于北上援助张家口，东防海上）。同时严令全国各地如湖北等地的枪炮，由上海海运到天津。西征粮台的枪械运往保定，先前派往台湾的各路人马前往保定听候调遣。
然而，就在左宗棠信心满满之时，他却被调回京。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清廷与妥协派取得了共识。清廷惧怕东北、北部蒙古、东部渤海战败且军费繁多，又怕迁都让自己不能继续享乐且过于丢脸，为此，很快就听从了英法德美和妥协派的意见。
对此，左宗棠表示了愤慨：
就算主战用以自强的理念太急了，但主和也不可以自取其辱。这就好像是下围棋，就算是败局也并非没有胜算。怕就怕心怀恐惧举棋不定。唉！自从海上用兵以来，我们先前的失败就是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洋务的真谛，不能知己知彼，只图侥幸胜利（批评两次鸦片战争）。如今的问题则是，我们的失败是坏在那些自以为懂洋务的人，这些人胸无大局，长久下去苟且图存，将会越来越坏，哎，这不知道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头！
尽管左宗棠表示反对，但最终，由于英法德美等国的外交影响、李鸿章等人的鼓噪，清廷认为此时停战可以避免与沙俄作战，同时，又可以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将左宗棠招回已成定局。左宗棠无奈，只好接受了“军机大臣”的名衔回朝廷去做“顾问”了。在此情况下，左宗棠选择了能够继承自己衣钵的刘锦棠作为接班人。
9月26日刘锦棠被任命为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1月8日，刘锦棠抵达哈密与左宗棠密商六天。他们从中俄双方的武器、资金、兵力、各自国际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后，认定中俄一战可以打。即使左宗棠离开，刘锦棠也绝不会放弃武力解决伊犁的选项必积极备战。如此，左宗棠才在11月14日离开了哈密前往北京。其后，刘锦棠将布防进行了调整。
北路由金顺驻防，南路西四城调新疆帮办军务张曜负责，东四城由老部下余虎恩、谭上连、谭拔萃分别负责，刘锦棠则率亲兵亲自居中哈密指挥。
左宗棠离开新疆回北京的消息自然被沙俄方面侦查到，可沙俄并不知道清廷最高统治者的意图。因此，接连数次询问曾纪泽：左宗棠何为？并认定清廷是为了准备打仗而招左宗棠进京的。由此，沙俄的态度大变，几次催促曾纪泽签署新的条约。
然而，三个月后，沙俄的态度再次转变。因为，他们听说了左宗棠到京后的职务安排。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老朋友”李鸿章上书大骂左宗棠是“奸佞之臣，空言误国”。李鸿章的配合真是恰到好处，沙俄的态度再次强硬起来。曾纪泽丧失了最佳时机之后，无奈与沙俄签署了新的条约。
三、左宗棠声望全盛期，左氏救国路线全面出现，两条路线斗争正式形成
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沙俄签订了《改订条约》（《伊犁条约》）沙俄交还了特克斯河谷约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和通往南疆的穆素尔山口；放弃了俄国货物由嘉峪关运进关内的要求。中方作为报答，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1万多平方公里，而且赔款额由五百万卢布增加到了900万卢布（约合509万两白银）。
即使如此，左宗棠在西北的作为也使他的政治声望获得极大提高。不但在国内，左氏在国际也获得了极高评价。欧洲列强认为他是中国最能打仗的将领，名副其实的“第一帅”。
匈牙利人赛切尼伯爵来到中国后前往拜见左宗棠，他在日记中说“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因为我有幸能亲眼目睹声名远播欧洲的中国最高的官员。他不仅是人人敬仰的智慧的国家领导人，勇敢而幸运的军事统帅，他还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亲切对待外国人的中国高官”。
而马士、宓亨利写作的《远东国际关系史》中也说：他连战皆捷，长驱直入陕西、甘肃、跨新疆北部，南至喀什噶尔和莎车，靠了刀剑和外国的攻城炮，恢复了安宁和帝国的统治。
有英国人评价说：中国还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
西方媒体对左宗棠在西北的用兵评价为：平时欧洲轻料中国，谓中国人不能用兵，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足令吾欧人一醒也。
左宗棠对中俄一战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其实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左氏就希望投身于林则徐帐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更是要求自己亲自领兵对抗。结果，两次都没有如愿。40年后，左宗棠作为一方诸侯，非常希望能实现40年前的希望与侵略军一战。然而，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换来的仍然是割地求和。
1、曾李路线与林左路线
曾纪泽在谈判中虽然为中国夺回了许多权利，但如果没有左宗棠的武力支持，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但他割让领土的心思却并不为左宗棠赞同，在他设定的底线中赔钱是可以。钱赔了还可以赚，但领土丢了可是永久的事情。钱赔了此生此世可以赚回来，但领土丢了则很难被收回，特别是对手很强大的情况下。
曾纪泽在左宗棠及其后任者刘锦棠强大军事后盾下，本来可以利用数月的时间得知沙俄的国情，从而利用有利形势得到更有利的条款。当然，也许，作为当时的外交家并不懂得收集情报的重要。在当时，曾纪泽与李鸿章较为接近。其原因很简单。左宗棠与曾国藩交恶对于曾纪泽不可能没有影响。而李鸿章一直对外宣称为曾国藩弟子，对于曾家也是礼遇有加，在当时，曾纪泽受李鸿章外交思想影响较深，深受曾李洋务运动路线的影响，到后来，曾纪泽才向林左洋务运动路线靠拢。
人们常说的“中兴三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虽然同属改革派，但两派在“师夷长技”上的相同，并不能掩盖后者“以制夷”的分歧。左宗棠并非一个“唯战是图”者，在左宗棠眼中，是战是和不仅仅是“武器”，更在于民族精神、民间协助以及当时的敌我双方国内外情况。能否胜利是综合因素，而非仅仅一方面的原因。古今综合说来，能否战胜要看以下因素：
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民族自信心、统帅智力、国内情况、对手情况侦查等，每个因素下面又有不少小的因素，例如军事实力包括武器、军力部署、军人素质、补给、战略等。而“中兴三杰”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人在对外战争中的关系能否取胜则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唯武器论者”；而左宗棠则对于民族精神、民间武装、补给等极为重视，同时，对于对手情况侦查也非常警觉。
例如，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点上，曾国藩就比左宗棠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例如，对待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签订的《中英江宁条约》，二人就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例如，曾国藩称其为“万年和约”，他说，“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左宗棠却反而认为：和戎自惜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很显然，左宗棠一眼看出了19世纪欧洲列强的本质：得寸进尺之后完全吞并。
对于豺狼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准备好猎枪和柴刀。
正因为曾国藩和李鸿章“对内强硬，对外软弱”路线，与左宗棠的“对内强硬怀柔相济，对外张弛有道”的路线产生纷争，由此，李鸿章和左宗棠成了一对冤家，最终到了不至对方于死地誓不罢休的地步。在权势上，李鸿章的权势要比左宗棠大得多，其原因除了李鸿章会做官以外，平心而论，在西北之战前，李鸿章的战功在左宗棠之上也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左氏手下武将学历较低因此在地方权力分配时就处于下风。再加上，左宗棠与曾国藩的矛盾，更使得一些朝中重臣不自觉地归属到了李鸿章这一边。
那么，曾国藩和左宗棠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这是曾左使的计策，是为了防止清廷因为“权力制衡”而卸磨杀驴。这种因素，本人并不坚决反对，但根本上二人即使没有这一方面的考虑冲突也在所难免。
2.晚清三杰与路线争端
曾国藩被人称作“古今第一完人”，左宗棠和这样的人发生冲突，在许多“知识分子情结”比较严重的人眼中。曾国藩作为一名大学生，左宗棠作为一名高中生，他们的品德高下立判。然而，事情并不简单。左宗棠由于和民间、军旅接触了的大半生，他的思想内评价一个人是否是好人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言行合一。然而，曾国藩虽然对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很深，但并没有严格按照理学要求严格执行。
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讲究三十二德，它们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智勇仁厚俭忍诚朴；宽恕贞静节烈勤刚；慈悲喜舍超正酒大。其中分内德十六：孝悌廉耻、礼俭勤贞、正智勇朴、节烈刚舍。在这三十二德中，他在孝悌礼舍俭、忍节烈勤刚十德的执行中惹人敬佩。但在“诚”“仁”“廉”“耻”“舍”“正”“信”等方面劣势明显。
例如，命令六弟曾国华短暂出家这件事就很明显，曾国华在与李秀成对阵过程中，因为和一个寡妇产生了感情便深夜前往约会，被李秀成搜到后逃走。曾国藩以为弟弟已死，便上奏朝廷请求封赏。
二人的性格冲突关键在于出身不同，曾国藩长期在官场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左宗棠长期受到压抑又长期领兵在外军人性格明显。久而久之，冲突在所难免。在思想上，二人又严重分歧。曾国藩忠君报国，左宗棠则以国家为重。由此，二人的洋务运动路线开始分离。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政治上是一条线路，又因为他们都熟悉官场世故。所以，他们在官势上要比左强。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和李鸿章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即使有改革之心，也是在改革与自我利益之间矛盾着的缓和改革。反观左宗棠这种纯粹的草根就不然了，他对于官场的潜规则并不了解更不想了解，常年带兵打仗使他的军人性格要高于政客性格。
军人性格就是说一不二、雷厉风行、即使对命令心有不服也会严格执行。政客性格则是处处要以利益盘算、做事瞻前顾后特别要获得领导的授意及首肯、对不符合内心的命令往往阳奉阴违。所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冲突是早晚的事情。
将曾李说成是卖国贼的话，在今天的舆论环境里是要接受极大压力的。去除上纲上线后的真实评论来看，曾国藩要幸福于李鸿章，因为，以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来说，假如他不死的话，晚清之后的各个不平等条约的签约人很可能是曾李二人平分。
曾李二人相比较，李鸿章的民族自信心丧失更加严重，由于较早地与西方接触，李鸿章对于西方的强大有着较深刻认识。因此，他更害怕与西方侵略者作战。所以，我对李鸿章的总体评价是：主观卖国的意识应该是没有的，但因为其“民族自信心”严重缺失，所造成的主客观严重误国则不容置疑。他在晚清中国失败的责任上说，纯粹以个人论是除了慈禧、咸丰、道光三个帝王级人物之外，是为第四大误国之人。同时，在打击“抵抗派”时，因他所造成的“自我失败”应该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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