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近代中国革命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相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外来军事力量的推进，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原生性、本土性与自主性较为明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乡土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革命动员与传播中的作用。从学缘与地缘的视角考察早期乡土革命的动员路径与源起特色，又展示出革命推进过程中的一些悖论，具体而微地呈现出这场知识分子引领的革命区域特色、波澜起伏与两难境地。

关键词：学缘;地缘;知识分子群体;东固革命根据地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3.04.005

作者简介：张宏卿，男，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小年，女，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江西南昌330022）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项目“高校红色基因传承实效性研究”（17DJ04）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在赣西南建立的一块工农武装割据区域，是与井冈山根据地同时创建起来的最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有着“江西土地革命的发祥地”、赣西南“群众斗争最红的地方”和“群众斗争的代表”的美誉，被毛泽东主席盛赞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在其创建的历史实践中，与同时代民国知识人的城市化路线不同，赣西南苏区的知识分子群体聚集乡村的逆向奔赴，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找到了知识生产、革命传播、群众动员与信仰建构的最佳结合点。迄今为止，学界关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推进了东固根据地的特点、历史地位等方面的研究。【相关研究大致来说可分为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关于东固革命根据地割据特点及其历史地位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黄琨的《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以东固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和苑书耸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苏区研究》2018年第4期）；二是与井冈山或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比较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应星的《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形态——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和朱荣兰的《井冈山根据地与东固根据地比较研究》（《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1期）；三是有关东固具体的根据地建设研究，凌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历史考察及辨析（1927—1930）》（《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3期）等。】本文尝试从学缘与地缘的社会史视角，来考察这场在东固地区由知识分子引爆的革命，以期丰富苏区史研究的范式。

一、星火的点燃：涧东书院的学缘纽带及其辐射圈

乡土知识分子的学缘得以辐射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属地的地位与认同。晚清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以来，士人的出路受阻与地位的式微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20世纪20—30年代在广阔的乡土社会，一般老百姓对读书人的崇敬与信任，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风昌盛的吉安更是如此，刘作抚在巡视赣西之后说：“一般工农群众又多信认［任］知识分子。”【《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0辑，内部印行，1989年版，第76页。】东固革命的见证者汪安国回忆：“东固的进步分子与当地的劳动人民接近，他们之间有共同语言，对这种情况极为愤慨。贫苦农民善于接受知识分子的意见，服从知识分子的领导，为后来领导群众闹革命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汪安国：《我所知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几件事》，《江西党史资料》第10辑，第108页。】

人情、关系与面子，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是传统社会读书人的价值追求，而门生故吏、同窗师门也成为书生走向社会后的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寻求最初的同盟者时，学缘人脉对于开始走向乡土的知识分子来说，因为其中的重要性、安全性与可操作性同时兼备而成为读书人的首选。

事实上，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知识分子的学缘圈就是一个以涧东书院为同心圆的辐射。以号称“东固之子”的东固革命星火的点燃者赖经邦为核心的、早期以涧东书院为学缘的东固本土知识分子群体，主要包括高克念、曾炳春、戴希贤、刘经化、汪云从、李会凤、刘任贤等人。

近代这场以意识形态为先导的革命，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成为其主角、传统书院（近代新式学堂）成为其主要的活动场所，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而然的逻辑。传统的书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有着不解之缘。如召开古城会议的井冈山市的联奎书院，见证了朱毛会师的龙江书院，诞生了中国工农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凤巘书院，制定《兴国土地法》的潋江书院，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方志敏所就读过的叠山书院，等等，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推进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紧密相连。

在东固新街南端有一个书院，最早被称为东溪书馆，设在东固河东御龙祠内。1745年，改为“牛角书院”。书院院舍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很有气派。1888年，牛角书院改称为涧东书院。1898年，涧东书院改名为“涧东小学堂”，实行课制改革。民国元年（1912）更名为“涧东初高两等小学校”。1916年，又更名为“涧东国民小学”，1927年，因“东固暴动”书院被烧毁。1941年，重建校舍。【邬小辉主编：《江右书院行之图文》，江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页。】。

东固地区的多县交界的盆地环境、外来人口的聚居等因素也有利于革命的传播。东固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省的中南部，以吉安县东固为中心，北起吉水县水南、白沙，永丰县的罗坊；西抵吉安县富田，泰和县中洞、桥市；南达兴国县崇贤、枫边；东至永丰县潭头、沙溪等地，形成了五县交界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东固境内的居民大多数为明末清初从广东、福建迁移过来的客家人，革命前3200余户。根据地全盛时期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

1927年2月，赖经邦在东固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1927年9月，赖经邦在东固敖上村段蔚林家中主持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高克念、曾炳春、汪安国、刘经化、汪云从、段蔚林、胡鸣岗、黄启授、戴希贤、罗乐天、李会风等12人参加，史称“敖上会议”。（东固籍会议代表情况见表1）

表1  敖上会议部分东固籍参与人的基本情况表

资料来源：李敏、孔令华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王健英：《中国红军人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吉安市青原区委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从上表可以看出，拉开东固本土革命序幕的敖上会议参与者中，不少人的学习或者入职与涧东书院结缘。号称“东固之子”的赖经邦以东固乡土为情感纽带，以涧东书院为学缘交集地，开展了其一系列的革命动员活动。如在争取段月泉的过程中他就利用了血缘与地缘的关系。段月泉是与东固相邻的永丰县茅坪村人，也是赖经邦姐夫段月亮的弟弟，同时，还派了同族的段蔚林去做工作。在东固本地革命星火的点燃过程中，学缘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对此，其弟后来回忆说：“他（赖经邦）以来东固巡学为名回到敖上，经常与当地在吉安读书的知识分子曾炳春、高克念、刘经化、黄启绶、戴希贤、汪安国、汪云从等秘密联系，在东固涧东书院议事。”【赖泽高：《我的哥哥赖经邦》，《江西文史资料》第10辑，第122页。】1927年，赖经邦在涧东书院与刘经化、高克念等人建立了东固第一个党小组，成立了九区农民协会，拉开了东固人民革命的序幕。在由赖经邦主持召开的东固敖上会议上，大家在总结东固革命的有利因素时，其中就有一条：“有斗争经验丰富、工作能力过硬的坚贞的革命知识分子作领导骨干，能与劳动人民融洽为一体”。【汪安国：《我所知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几件事》，《江西党史资料》第10辑，第110页。】

1927年春，国共两党分途，走向乡村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知识分子如鱼得水，又似是散落在布满着“干柴”的“星火”，开始在乡下干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这里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又与广大工农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进步势力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卓雄：《回顾东固革命根据地斗争历史》，《江西党史资料》第10辑，第115页。】五县交界之处的东固革命星火的点燃，对附近县份的革命产生了强烈的辐射作用与示范效应。1927年11月，“（东固）暴动的胜利影响东固周围各县，外地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都以羡慕的心情向往东固，到后来永丰、吉水、泰和、兴国、吉安、万安等地的一些闹革命失利的知识分子都纷纷来东固学习”。【汪安国：《我所知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几件事》，《江西党史资料》第10辑，第112页。】与东固仅有一山之隔的永丰县芹溪“这里的革命是从东固发展过来的……芹溪有7个人在东固涧东书院读书，这7个人是：仙人桥的姚振、姚蕃、叶香早；斩木坑的欧阳岳；会溪的郭海平，万寿宫的姚泉香；筲箕窝的叶奇伦，这些人大多数是富家子弟，但他们都倾向革命，在涧东书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或共青团。”【曾广元等：《永丰芹溪革命》，《江西党史资料》第10辑，第144—145页。】此外，“永丰县罗坊革命是从东固发展来的”【郭祖焕：《罗坊农民协会》，《江西党史资料》第10辑，第146页。】，泰和县籍老革命肖培洪也说到：“泰和县中洞、诸贤坑闹革命，是我和钟春林、陈远辉、刘忠良、邱时来等人，到吉安东固接着搞起来的。那时，东固成立了区农民协会，并建立了革命武装，威名远震吉安、泰和、兴国等县的边境。东固边境的土豪劣绅，无不胆战心惊。”【肖培洪：《东固接头闹革命》，《江西党史资料》第10辑，第147页。】

由此可见，涧东书院的学缘纽带及其辐射圈，在东固革命星火的点燃和对周边地区的播火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革命的播火：江西省立第七师范的学缘圈辐射

民国时期的乡村师范与乡村教师，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代表性观点可见丛小平的《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转型》（《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8月号））与刘昶的《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中国乡村研究》2008第1期）。】乡村师范生，由于自身身份与境遇成为乡村革命播火的不二人选：一是出身乡土、了解乡土、从未中断过与乡土的联系，对农民天然的亲近感；二是个人能力层面的优越感（那个年代，能上乡村师范就读的学生绝对是学业成绩优秀的，只是由于家境等因素而没有太多的选择）与社会不平感（相对上层社会，学业与职业选择的受阻，生存的艰难）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形成的“相对剥夺感”与强烈改变现状的愿望；三是师范生口才与整体素质的培养，其所具备的表达与共情能力不言而喻。

在大革命时期，江西七师（全称江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成为吉安地区响应“五四”运动的先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25年，以七师学生为主成立“吉安青年学会”，出版《吉州》革命刊物。1926年，吉安团特支九个团小组中，八个团小组长为七师学生。吉安总工会下属六个行业工会的书记均为七师学生。在共产党员罗石冰、曾延生等的帮助下，七师涌现出宋大勋、郭化非、张世瞻、谌光重，李精一、梁一清、梁明哲等一大批进步青年，成为各县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为吉安地区的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学家们认为，作为一个区域内的动员者具有如下一些社会特征：一是交往很广，阅读外地的出版物，即具有“外向性”。他的职业常与频繁的职业性流动相联系，如教师、牧师抑或是贩夫走卒。动员者的居住地可以是在区域外，但必定与其活动的区域有某种联系（当然是原生性的更佳）。二是他的地位比区域内一般居民的地位高，但比社区当权派人物的地位低。三是具有改革的愿望。【［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著，王晓毅、王地宁译：《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乡村社会变迁的这一理论对我们分析革命初期的领导人群体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作为苏区乡村革命的传播者就是一个外来的刺激者，而早期职业革命者大部分都是师范生，他们基本上符合上述的三个条件。尤其是回乡的学生，因为具有本土性、流动性、广泛性和威望性四位一体的特性而倍受关注。对此，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就指出：

甚么人最便做于农村运动？——假期回乡的学生们，与乡村的小学教师。一、要在乡村的人做乡村的事——所以回乡或在乡间做事的人最好。二、要本乡的人做本乡的事——所以本乡学生假期回乡的最好。三、要乡村中比较重视的人做本乡的事——所以读书人或教师最好。【恽代英：《农村运动》（1924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在吉安的江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创办于1917年，当时叫“吉州十属公立阳明师范学校”，第二年，伪省政府将各地师范收归省办，阳明师范改称“江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七师是当时吉安革命活动的中心，有“井冈山地区革命摇篮”之称，该校不收学费，所以贫苦工农子弟入学者很多，亦为吉安地区最早建立党团的学校之一。江西第七师范学校毕业的东固籍的有赖经邦（第二届）、曾炳春（第三届）和高克念（第四届）。吉安籍的罗石冰、曾延生等人都是第七师范毕业的学生。1921年毕业后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后来他们都在上海加入了党的组织。他俩入党后就以吉安七师为中心，传播革命真理，发展党团组织，经常把一些党的刊物，如《向导》、《中国青年》等从上海寄到七师来。向七师投寄革命书刊的，还有当时在北京读书的曾天宇、刘九峰等人。

江西七师学缘的辐射圈，在办刊、发展党团员以及革命的传播等层面具有早期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的典型性。1924年在七师学生宋大勋的组织下，成立了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吉安青年学会”，出版了刊物《吉光》《吉安青年》，开办了吉光书店。1924年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秘书、万安籍的曾弘毅回吉安考察青年运动，了解到“七师”的斗争情况，认为条件成熟，遂在“七师”发展了一批团员，经团南昌地委审查批准，成立了青年团吉安临时支部，宋大勋为书记。团员有郭化非、张一道、张世瞻、谌光重、刘承休、薛佐唐、梁明哲、袁振亚、傅惠忠等。1925年4月，有一批七师学生赴上海参观，即由在上海的党员罗石冰、刘九峰秘密发展了一批七师学生入党；1925年10月，上海大学学生刘九峰（七师学生）的组织与安排了以七师校长李松风为首的20多人的江浙教育考察团到上海大学交流。1926年1月，由党组织派回江西工作的罗石冰正式在吉安成立党支部，即将七师的部分团员转为党员。3月下旬，即发展为中共吉安特别支部，郭化非担任书记。这时期的党员有梁明哲、梁一清、陈正人，还有张一道、张世瞻、谌光重、严达珠、薛佐唐、李精一等人。这批赣西南最早的党组织所培育出来的“七师”中的共产党人，后来成为了井冈山、赣西南各地的革命火种。

综上所述，本土知识分子在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地缘为活动半径，以学缘为情感纽带，形成的两大同心圆式的辐射圈：一是东固本土知识分子早期基本上是以涧东书院（东固小学或东固会馆）为核心的学缘圈；一是以江西省立第七师范为原点，包括对吉安地区的辐射，以及在南昌、北京、上海等地的求学的七师学子对母校的辐射。吉安本土知识分子所形成的这两大学缘辐射圈，在很大程度上不但突显了地方革命的特色与张力，而且预示着这场苏维埃革命推进中一些必须应承的局面与纠葛。

三、地缘与革命：书生革命的成败双向

关于地理在革命中的影响与作用，不少名人有所阐述。诸如史家司马迁所说的“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司马迁：《史记全本》上，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02页。】青年毛泽东在给同学的信中所写的“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这些言论无不彰显了地理在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作用。目前，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观能动性，诸如意识形态、民众动员、组织锻造、政治文化、社会资本等层面的相关研究已相当的丰富，比较而言，革命年代客观的、自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革命多样性、灵活性与坚忍性的体现有所不足。

用“革命地缘学”这一概念来解读东固知识分子革命的境况，是一个颇有解释力与张力的分析进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不仅要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地缘政治与大国关系上层面的思考,而且同时要有具体而微的地缘革命意识,思考地缘革命战略之“术”,以及地理与中共动员的内在关联,探寻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变化之“道”。

首先，地缘给东固知识分子的革命传播带来了便利。这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广阔的乡村成为出身乡土的知识分子的“避难所”。1927年秋冬之际，中共领导的以城市学生运动为主的革命活动难以为继，被迫走向乡村的革命是如何开展起来和延续下去的？显然，当时的农村真正欢迎的是那些从乡土走出、具有先进头脑和激进倾向的知识分子。农村布满了干柴，也不缺乏火种，但是恰恰欠缺点燃并添加助燃剂使大火持续烧下去的人，而这些知识分子正好充当了这一至关重要的角色。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近代革命历史进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革命导师列宁说：“知识分子之所以叫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意识，最彻底、最准确地反映了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第二，民众对地缘圈中乡土知识分子的崇敬与认同，为其民众动员带来了便利。在中共相关文献中，关于苏维埃革命历史进程中江西革命知识分子的构成、作用与地位，也有不少涉及。在万安县是“农民运动是少数知识分子所发迹，故农民群众对于‘老师’（该县对知识分子的尊称）有很大的信仰”【《江西工农革命的纪录》（1928年1月到3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内部发行，1986版，第199页。】，陈毅当时称之为赣南群众斗争最红的“东固一带是以附近之知识分子（往吉安南昌读书的学生）为基干，他们在外面加入共产党，受豪绅压迫跑回来，利用家族关系，以东固附近带山林为基础向豪绅游击……”。【陈毅：《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情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东固革命的源起正是从知识分子的投笔从戎开始，后续建立的“乡村的政权大多移于新学生之手，什么高小毕业生、中学毕业生，在这些知识分子农村地位最高，又大多是共党党员”【《中共吉水县委书记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6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吉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吉安市青原区委、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政府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354页。】。在1930年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信江特委的13个执行委员中，有知识分子9人。在鄂东北，区委以上机构干部“学生分子占百分之八十几……愈上级愈多学生分子”【《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文件》（1），1985年内部印行，第100页。】。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区别中国革命与以前那些革命的并不是农民的行为而是知识分子的行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之处正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失败之处，他们建立了一个革命联盟，使农民起义有了内聚力、方向和领导。”【［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77页。】赣西南的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信徒，也充当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角色，同时他们在乡民眼中的威望也是有目共睹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革命军。他们认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尊之为老师，尤其对共产党员，他们如遇到革命分子或共产党员住在他们家中时，他们就自动的嘱咐孩子们不要在外边胡说，因为这是革命的老师。”【《江西工农革命之白热化》（1928年2月2日），《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110页。】在赣西南，“凡是读过书的，不管年纪大小，都被尊称为‘××师老’，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赵敏：《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条件》，《江西党史资料》第10辑，第23页。】

毋庸置疑，对于这场走向乡土的革命，在“点燃星火”与“革命播火”的过程中，乡土知识分子群体是历史的最佳人选，也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1929年的赣南2500名党员中，知识分子、富农、地主达1072人，占42.29%；1930年5月，在赣南7000名党员中，有知识分子党员1835人，占26.2%。1930年11月，毛泽东接到报告说，瑞金县80%的共产党员是地主和富农，共产党在上犹的党组织中，38%的成员是地主和富农。【《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1930年11月14日），［日］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集》第2卷，东京北望社1971年，第162页。】兴国走出的将军陈奇涵也有相关回忆：“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穷人不闹，富家子弟大闹’的说法。也有的反动分子莫明其妙地说：‘这些人不愁吃不愁穿，好事不做跑去当土匪。’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有人不明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可以牺牲自己的头脑身家财产，在工农当中起桥梁作用的话，就会犯极大的错误。”【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陈毅、肖华：《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其言论可谓一针见血。

其次，地缘给东固知识分子的革命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场走向乡土的革命，曾经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的地缘到后来的革命演进中也体现出一定的纠葛甚至局限。随着革命的推进，为寻求更为广泛的生力军与同盟者的目标、“越穷越革命”的一些理念、知识人的一些特性以及农民自身的同质性，把革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推到了风口浪尖。在赣西南苏区，这场书生革命的两难情况尤为明显，也基本伴随着革命起落的始终。引爆地区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相关革命文献中又成了革命的“落后分子”甚至是反对者。如革命文献中关于1929年的吉安地区就有这样一些表述：“吉安的党务完全在第三党之手……第三党口里联俄联共，并不是决然需要革命，还需要一个革命的同盟，只因他们目前还没有下层工农群众，只有一部分落后的知识分子与群众隔离太远，做欺骗群众的勾当”【《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综合报告》（1929年4月），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115—116页。】，“AB团在吉水差不多形成全县的组织了”【《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各县及二团给赣西特委的报告》（1929年6月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第217—218页。】，“一般知识分子的党员群众观念有些是属不正确的”【《中共吉水县委书记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第159页。】。1930年吉安陂头召开的“二七”联席会议上，红四军前委则是明确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页。】，决心“开除地主富农出党”。至同年10月，开除者达近千人。更甚者，1931年9月，江西地方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在向上海中央的汇报材料中提出了“赣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地方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AB团的分子”【《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84页。】的判断。

曾经把革命的星火引向乡村的本土知识分子，面对这一浩浩荡荡的底层革命也是非常的无奈与迷茫：“党的组织基础的非无产阶级化，许多区委支部都是知识分子、富农甚至小地主负责的，在这次减租抗租中他们的原形毕露，除上次报告的吉水县委决定同志的租不准减的海外奇谈外，而今外延区委的委员竟公然主张人家的只完十分之六，他的租反收十分之七儒林区里塘山支部更发现同志逼同志的租同志迫同志的债之今古奇观，并且延福许多知识分子负责同志表示消极说是不得了，革命革到自己身上来了。”【《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1929年5月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第125—126页。】

结语

“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从事脑力劳动”。他们强调的是公共关怀，是对文明、正义公道和自由的承担。近代中国革命中存在一个特别具有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的群体，这些职业革命家们大多是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是早在列宁之前的非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彼得·特加乔夫（Peter Tkachev）所提及的“少数革命者”：“我们不应该欺骗自己，认为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进行一场社会革命。人民当然是一场社会革命所不可缺少的的。但这只能是在少数革命者承担起革命领导任务的时候。”【引自［美］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列宁也认为，只有革命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才能把俄国工人自发的工会意识转变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治斗争。他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原则的起源，完全是独立于工人运动的自发成长，它们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在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正如毛泽东同志1934年1月在“二苏大”上所称赞的那样：“他们把革命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光荣称号，对于赣西南苏区从事民众动员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时过境迁后来不少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何又成为“肃反”“清洗”“审查”的对象，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Academic Relationship,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and Scholars Revolution

——The Intellectual Group in the Donggu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Zhang Hongqing  Xu Xiaonian

Abstract: Intellectuals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led by the CPC. Compared to the promotion of foreign military forc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entral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the originality, localization, and autonomy of the Donggu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were more obvious, especially the role of local intellectuals in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vestigating the mobilization path and orig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rural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cademic relationship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highlights some paradox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revolution, presenting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ups and downs, and dilemma of the revolution led by intellectuals in a concrete and subtle manner.

Key words: academic relationship;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intellectual group; the Donggu Revolutionary base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