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许多不明所以的人都被李子柒三个字刷屏了。那么她究竟是何许人也？
一个网红视频博主，微博粉丝量超2000万，长期致力于拍摄和传播“中国田园式生活”。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她在youtube视频平台上被700多万人关注。
然而，网友们的评价有些两级分化，一部分人表示由衷地赞赏，认为这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输出的重要表现，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过于美化农村，容易使得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认知产生偏差。
近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接受上观新闻采访，结合自身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对该现象亦有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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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方式很重要
上观新闻：近日，李子柒成了文化交流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您看过李子柒的作品么？
张国刚：我看过相关的新闻。听说她在海外视频网站上有700多万粉丝，影响力很大。这一开始挺让我吃惊的，后来觉得也不奇怪。就像出书一样，学术书印通常印几千册，面对大众的书可以印个十几万册，因为有很多人愿意看。
李子柒是一个文化现象。它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精粹和俚俗的关系，一个是文化交流和舆论宣传的方式。
人类文明史上，早期的艺术品都非常精粹，因为它是为少数人所欣赏、为少数人而做的，不存在刻意迎合普罗大众的问题，所以能够精益求精。现代化以来，在商业和市场的推动下，越是通俗的越能受到欢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文明发展的成果，因而就涉及一个改进文化交流、文明互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在更宽阔的国际视野里，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种“理不足”“气不壮”的感觉。这和我们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大关系。
仅就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而言，我觉得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群众路线。要注意群众观点，要采用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保持弹性和生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子柒的成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上观新闻：李子柒的视频中展示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为何能引发国外网友的共鸣？
张国刚：“田园中国”主要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中。“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你看，孟浩然的诗，或是陶渊明、苏轼的作品，就艺术化地展现了田园之美。
传统田园生活，总是洋溢着一种自在性，这跟中国文化有契合之处。古代中国大体是一个有空间的社会，政治上有上升通道，经济上有流动，文化上多元。而这个空间，在古代西方是很窄的。马克思称其为“硬化了的地产结构，凝固化了的政治结构”，土地不能买卖，政治上有世袭制、等级制，等等。
正因为如此，西方进入文艺复兴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人的自由，而中国人是有空间的，所以更多地讲集体意识、群体意识，强调共同利益，不仅讲“利”还讲“义”、讲“权”也讲“仁”。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探索为诸多共同命题注入更加丰富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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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误读”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
上观新闻：在古代丝路上，您看到了怎样的“西学东渐”和“东风西渐”？
张国刚：“西学东渐”其实古已有之，但张骞通西域之后，官方更加积极，通道更加顺畅。
一般来说，文明交流总是先从物质层面开始的。比如，小麦就是从西边传过来的，青铜冶炼也是由外传入的，但在中国变得更高级了。
文明的交流，就是这样的互通有无、集成创新。战国时候，当其他国家还在用青铜厮杀的时候，秦朝人却拿青铜、铁器来做生产工具，而且免费发给老百姓使用。秦朝的强大，跟这种创举有很大关系。我甚至觉得，秦兵马俑的雕塑跟希腊罗马的雕塑有相似之处，三星堆文明也明显受到西亚的影响。
说到“由东往西”，传统时期大家讲得最多的是四大发明。但除此之外，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历史上可能更受关注。它们既是商品又是货币，是古代丝路上的“硬通货”。
到了公元1500年以后，大量中国文献被陆续译往西方。这跟马可·波罗游记不一样，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刻。
当时，欧洲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探索“上帝的语言”。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跟上帝谈话，用什么语言？一开始，欧洲人觉得上帝说的是希伯来语或古埃及语。等到明代梅膺祚创作的《字汇》等字书经过西方学者的翻译、研究后，中文逐渐引起欧洲人的注意。他们试图从中印证《圣经》的记载，找出语言的普遍规律。例如，汉字的“婪”，林字下面一个女，就是暗喻夏娃在树下偷吃苹果；“船”字，舟旁边是八口人，诺亚方舟里一家也是8个人。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汉字的偏旁部首很有规律，跟液体相关的水字边，跟木头相关的木字边，跟金属相关的金字边，跟植物相关的草字头，因此很可能就是“初民语言”。所以，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上观新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文化误读。
张国刚：中国有个成语叫“郢书燕说”，讲的是在解释文章时曲解了原意，但有时可能也表达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
但误读有时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在不同文化相遇之时，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现自己，同时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触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试图透过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试图把对方收入自己麾下。这个打量的“眼光”包含着自家的视角、自家的价值、自家的需求，“相对论”者和“不可知论”者都在这里找到了驰骋思想的话题。所以说，文化误读也是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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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包容和自信很重要
上观新闻：唐朝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频繁的一个时期。您长期专研唐史，唐朝的开放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张国刚：确实，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中外文明交光互影、双向交流表现得最为热络。
其中，西域方面的交流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北朝时期中西交流的进一步提升和扩展。入华粟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深入地融化于华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商业纠纷，胡人识宝的唐代传奇小说，唐三彩深目高鼻的胡人商旅团队陶俑，都透露出“华夷一家”的社会氛围。公元8世纪末期，唐朝派出官方使节杨良瑶出使大食（阿拉伯国家），填补了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官方往来的一段空白。唐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深深打上了胡汉文化交流、内地与西域文明交光互影的历史烙印。
上观新闻：唐朝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张国刚：东汉时期，儒家已经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到了宋朝，儒家还有能力转化佛教，儒释道合流。唐朝很有意思，虽然留下的著作还是以儒家为主，但实际上社会是多元的，儒释道可以互相辩论，后来甚至成为一种仪式、一个重大的活动。
为什么唐朝这么有气魄？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华夷之辨”的情绪没那么重，而主要提倡和践行“胡汉一家”。当然，这跟唐朝统治者的出身很有关系。唐朝的建立者出自北朝，且很多有胡人的血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妻子长孙皇后都是胡人。所以，统治集团内部不觉得“胡”非我族类，也乐于被称为“天可汗”。一直到安史之乱，历代的唐天子都是公认的“天可汗”。
在“胡汉一家”、多元包容的情况下，唐朝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整理总结并创设了大量制度，如《大唐开元礼》《大唐六典》等。唐朝还开启了科举取士制度，但它并不完善，宋朝以后就越来越严密了。
上观新闻：唐朝为何能吸收文化，又输出文化？
张国刚：从大的方面来看，唐朝真正构建出了一个东亚文化圈。包括儒学、佛教、中国的文字和书籍，都输出到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那个时候，唐朝甚至专门给朝鲜、日本、越南的文人设置考试科目———宾贡科。到唐朝来读书，就跟现在去美国留学一样。有个叫崔致远的朝鲜人，他父亲跟他讲，你到唐朝去学习，一定要考个进士回来，考不上就不是我的好儿子。后来，崔致远在中国考上了进士，还在唐朝为官多年，之后再回到朝鲜，被誉为“东国儒宗”。
可以说，唐朝是当时东亚地区的秩序维护者。既然是维护者，就一定要有包容的心态。总是想着自我封闭，怎能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