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向来是大历史，不仅时间长，一说就是几百年的王朝盛衰，通史甚至长达两千年的叙述，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出史料足够丰富，才能显出自己驾驭和研究历史的水平；而且地域宽广，不仅是全国，甚至包括周边地区，真是给人以天下的知识都懂的感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少时的豪情壮志完全是建立在毫不靠谱的知识基础上的，世界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广阔，大历史也不是与自己联系那么紧密，唐朝人、宋朝人与印象中的传统中国其实大不一样，个人接触的世界其实非常的小，影响个人的历史也非常的短。因此现在看历史更喜欢看一些地方的、小人物的历史，那才是我们这些平民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水平决定的基础上的柴米油盐，悲欢离合。再有就是中国人对暴力有着病态的迷恋，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观刑的乐趣，而且中国人对于敌人有着百般的折磨，发明了诸如凌迟、炮烙、蛇咬等等稀奇古怪的杀人方法，即使消灭人的性命也要让人难过，而且这种文化延续了几千年，直到民国战乱时期还在使用，真是非常非常变态的民族性。中国历史只要战乱出现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屠杀，其程度远甚于西方国家，即便离得最近的文革，也充满各种各样的凶残血腥的暴力事件，觉得除了阶级对立的仇恨以外，我们的国民性和文化传统中存在我们的文化研究中不可言说的暴力因素，很想了解看上去温尔文雅甚至老实善良的普通中国人一旦凶恶起来就毫无人性的原因。《红雨》就是这样一本以湖北省麻城地区的暴力冲突的历史为对象的书籍。湖北省麻城县，是位于中国中部的普通县城，以前因为“黄麻起义”而听说过，诞生了红四方面军，同相邻的黄安（现在改名红安）一起是新中国出将军最多的区域。中央红军起源于湘赣边境，但出的将军并不比作为旁枝的红四方面军多，除了损失惨重（其实各支队伍都差不多）外，可能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以黄麻地区的人为主体有关系，而这一地区的人应该具有能打善战的地域特征。可以说，很久以前的这个猜想在这本书中得到证实。本书首先分析了暴力文化的特征，比如：1、暴力具有文化上、道德上及法律上反叛性和越界性质，使用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道德和法律的反动，即便是所谓政府机关暴力的使用也是如此；2、暴力文化具有表达性，展示暴力有时不仅是消灭对手，而且是为了杀鸡儆猴，所以暴力具有展示性的倾向，因此公开处刑、悬头城门等才被再三使用。3、中国文化传统对使用暴力予以谴责，但为维护统治又不得不广泛的“许可”使用暴力，其实就是为合法使用暴力进行辩解。4、中国文化中对使用暴力的许可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维护伦常秩序，二是男性特征的集中展示（文武对立与其说是以文抑武，不如说是提高了武的地位）。5、对于地方而言，暴力文化许可还存在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英雄主义和个性表达，如“好汉”、打抱不平，扶困极弱等等，二是除魔卫道，消灭附着在他人身上的邪魔外道，维护礼制纲常，且二者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现代而言，暴力许可还有一个重大范围，即民族主义。）作者认为，麻城地区的暴力事件频发且表现出来的残酷性证明这一区域是暴力的“魔鬼学范式”的典型代表。作为历史学家，作者紧接着还分析了集体记忆及文本历史的关系，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人记忆终将被传说、戏剧、文学等为载体的集体记忆所取代，但是集体记忆总是由于叙述者的选择性而不断修改，最后形成的历史陈述往往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而文本历史由于立足于当时的档案、典籍、文物等资料，有时更为准确，但文本历史出于不同时代掌握话语权的书写者的道德、立场、价值、文化等要求，往往对历史事实加以修改而形成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的历史陈述。因此无论是集体记忆还是文本历史，都存在对历史事实的大量修改和删除，有时二者是矛盾的，比如对张献忠的描述，有时又是多变的，比如对李贽的不同评价，有时甚至是“健忘”的，比如对反复出现的大屠杀。作者选择麻城的原因在于麻城的暴力史具有时间长（延续7个世纪）、血腥残酷（以两次（明末、民国）大屠杀为顶点）、位置重要（地处传统中原南下的交通要道）以及卷入了所有的中国重大历史变乱（元末、明末、白莲教、太平天国以及国共内战），再有就是自身崇尚武术、上山的传统和遍布县域内的“堡寨”，成为从小区域研究大历史的典型案例。结着作者分析了麻城的地理区域：分为三块：中部沿举河的低地相对富裕区、西北面与河南接壤的大别山区以及与安徽、河南接壤的东山地区，指出尽管同一县域内仍然存在更小的地区认同，形成区域文化。分析了传统的人口结构。地主精英分子和少量自耕农，大量的贫雇农和奴仆的存在，区域内阶级矛盾始终存在且紧张。分析了宗族文化的影响和统治力，指出庞大的宗族文化形成了地方势力的柱石，既维护当地社会秩序，也抵御外来的暴力侵袭。还有反抗暴力的宗教传统，如“麻姑庙”等。地域差异、阶级、宗族斗争、宗教传统都为暴力实施准备了条件。然后作者对麻城的历史，主要是围绕麻城的暴力史做了大量的叙述。从元末邹普胜起义开始，到明玉珍带领大批麻城人到四川建立地方政权，而大量来自安徽、江西的移民进入到麻城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从苏轼的到来（曾任黄州团练副使）带来的文化气氛，以及农业商品化（包括双季稻、棉花以及山区的药材等）使得麻城呈现繁华状态，而中南部平地精英分子建立了以万松书院为代表的遍布全县域的文化教育系统，从而为麻城带来文风繁盛，不仅表现为考取功名的数量大增，而且出现了象耿定向、耿定理（促成黄安单独立县）、梅国祯、周思久等理学大师。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时是围绕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个人主义者李贽（正是在麻城整理出版了《水浒传》）的思想和命运，以梅、耿两大家族的几大家族成员展开了各自认为是卫道士而把对方称为伪君子的言论斗争，激化了麻城的内部矛盾。到17世纪三十年代，饥荒及阶级矛盾的激烈使得农奴暴乱首先从麻城爆发，全国动荡，以梅之焕为首地方精英不仅对整个腐败的官僚体制感到失望，而且对地方政权机关基本不信任，于是建立起以沈庄为为首的号称四十八寨的地方自主联盟，修建大量堡寨，不仅作为军事基地，而且是生产和生活场所。这些堡寨没有挡住张献忠的屠城和清军的占领（包括易发事件），也阻挡不了内部的农民暴动和奴仆暴乱，在各种矛盾和各方势力的反复拉锯中不断发生数量惊人的大屠杀事件。在随后的吴三桂叛乱中，于成龙先是以招抚为主平息了地方精英刘君孚为首的东山叛乱，并利用这支地方力量以残酷的血腥屠杀平息了以奴仆及贫雇农为主体的何士荣、鲍世荣、邹君升叛乱，并借此建立了以地方精英为主要力量的保甲制度，使中央的形式统一及基本国家职能与地方的精英的军事半自治结合起来，麻城的主要权利从平地知识精英转向孔武有力的东山集团，因此整个清朝考取功名的数量远远低于明朝。以堡寨为基地的地方准军事力量与保甲制度的结合就是地方为保卫自身区域的力量得到增强，分别于1688年、1749年和1797年击败了进入麻城地区的起义军和叛乱部队。到太平天国时期，全国性的动乱以及处于南京与武昌之间而使得两边军队反复出入的地理位置使得麻城再也不能自守其地，以詹兆朱、于雅祥为首的地方精英不仅重新修筑堡寨以自保，还组织了地方军队（营）参与胡林翼的军队，与受到底层人民支持的太平军作战，加上内部宗族矛盾、城乡矛盾、阶级矛盾、官绅矛盾不断激化，使得随着战争带来的屠杀事件在县域各地不断上演。事实证明太平天国以后的世界是中国数千年最大的变局，一方面是保守派越加保守，不惜以血腥屠杀作为恐吓要求重建旧制度、旧秩序，一方面新生力量以革命为号召，以手握真理和民族主义为由对旧精英分子加以无情批判，双方的争斗从辛亥革命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麻城的主要决策性人物不仅包括了本地人夏斗寅、董必武、郑渐逵等，也包括将麻城本地知识精英清除殆尽的张国焘以及实行在党派中央指导下实行新保甲制度以挤压地方势力的蒋介石。综合了阶级斗争和发展方向的不同的路线选择的两派斗争都以不可调和的姿态进行了暴力活动，加上时间较近且材料充分，使得麻城的暴力历史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血腥，屠杀成为常态，杀戮成为日常，反过来映射出中国转型之艰难，代价之沉重。在结论一章中，作者指出“20世纪中国书面文化对杀头、饿死、食人及其他暴力形式的病态迷恋，”[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里峰等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338页]“麻城人民一直处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经历的最前列，既是这头怪兽的代理人，又是它的受害者”[ 同上]。麻城的暴力文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各方都都将暴力文化作为戏剧性展示作为目的，各种暴力血腥的行为成为渲染性和司空见惯的书面文化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当地文献中出现的话语，不仅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充斥刺激性的语言。如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血洗，以及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红色。......到20世纪中叶，看似无伤大雅的词汇“清”已经被赋予了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恐怖色彩，使大屠杀有了模式化的委婉说法，如清野、清洗、清乡、清剿、肃清。”[ 同上，第342页]这种暴力文化通过历史和集体记忆工具得以系统的再生产，包括对英雄的赞颂、对战役的激动人心的描述、对殉难英雄的细节描写，以及暴力的实体纪念物（坟墓、石碑、堡寨、古战场遗址以及武庙）等得以反复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在条件成熟（社会动荡）是将会一再显现出其力量。本书的作者罗威廉（William T Rowe）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以研究中国城市史出名，但其在“序言”中明确指出在大家都在研究城市化的中国时，“作为一名坚定的特立独行者，我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研究转向显然属于中国乡村地区、甚至边缘地区的地方史。这是一种自我下放。”这种主动的学术意识使得作者对历史资料的考察做到了尽量的详细和认真，主要来源是当时人的记述及县志、族谱以及文物材料，并且亲自到麻城进行了多次考察，因此全书不仅史料翔实，而且文字富有感情色彩，既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也充斥着对暴力文化崇拜的谴责。尽管只是描写的麻城一个县，但其实反映出的是整个中国文化圈内地方历史的现状。回忆我生长的家乡四川，也是一个小县城，同样充斥着麻城一样的区域矛盾、宗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外来影响，只不过始终处于政治、经济、文化边缘的小县城表现的暴力冲突没有那么明显和大规模而已，但其基本的暴力文化崇拜几乎是一样的，因此中国文化中的两张皮现象既表面上的温文尔雅与实际上的暴力统治在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最近读书越来越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有时甚至觉得老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铲除这种文化劣根性，但又谈何容易。历史已经表明潜藏在中国人心里的暴力基因一旦失去约束就将以前所未有的残暴暴露出来，对自己的国人毫无人性而言。在维护秩序的情况下渐进式改革，促使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做到全民反对各种暴力，是个任重道远的任务，急不得也等不起。我从8月5日开始看此书，一周后于8月12日看完，一方面说明看书比较集中，一方面也说明此书文笔较好，具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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