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非常善于识人、断人，从年轻起他就每天写“检身日记”，以此规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只要他看准的，一般不会走眼。但是在慈禧身上，他却“失策”了。
那一天是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曾国藩刚从“围剿”捻军的前线回来，还是担任他的两广总督，他听说了北京的末日景象，忧心忡忡，去找幕僚赵烈文。
赵烈文听老师曾国藩说完之后，断言清王朝不出五十年就会出问题了。
曾国藩当时并不认同，他说：
“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原来，当年慈禧为了垂帘听政，发动政变，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这种杀伐决断、斩草除根的行为是一个国家统治者必须要有的魄力。也正因此，曾国藩认为她颇“英断”。
到了后来，曾国藩对慈禧更加佩服。
自己的弟弟曾国荃递上参奏折子，慈禧看了要找军机大臣胡家玉核实某些情节。但慈禧很聪明，她不直接问，也不给他看全文，只让他看相关的段落。因此派谭、绵两人去彻查此事时，那些军机大臣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曾国荃到底在折子上指控了谁、怎么指控的。
因此曾国藩认为，如果这个领导班子能够勤于国家政事、做事顺应大势，清朝很快能够中兴，甚至“跨越前古”。
很快曾国藩就失望了。
可是，这时候，曾国藩对慈禧和清朝还是抱有希望的。毕竟一个刚掌握实权的领导者，没经验也是比较常见的。
可是，直到曾国藩进京觐见慈禧，他才真正意识到，大清要完了。
同治七年（1868）年底的时候，曾国藩北上，任直隶总督。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他抵达北京，第二天去觐见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同治。
曾国藩非常重视这次谈话，清王朝正值非常阶段，他为这次谈话准备了很久。想跟慈禧就治国、治乱、外交等重大问题展开深入、全面地交流。
……
曾国藩就当天的觐见在他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这就是在清朝内忧外困、水深火热的时期，两个极为重要、掌握实权的人的历史性会见。
曾国藩本想跟慈禧大谈治国安乱，可没想到慈禧跟他唠起了家常。除了问些有的没的，就是让他“好好练兵“，说些空话套话。
以上种种，都表现了慈禧这个当权者只会一些小的权术而并无远大见识，她没有一个大局上的治国理念，只会在细节上抠唆。
到了晚年，他发现这片天自己无力补救后，作了一首《自箴韵语》，其中有一句描述他晚年的心情：“补救无术，日暮道穷”。
他从青年时期就严格要求自己，到了晚年，虽然大清已经“日暮道穷”，但怎肯空虚度日。
后人评价曾国藩“半个圣人”，他属实担得起这名号。但殊不知，他原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他天资愚钝，世代务农，“土里土气”，性格也不讨好。
后来出湖南，意识到自己身上那种在小地方产生的狭隘和偏执，有意识地慢慢改变自己身上的缺点，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天天写“检身日记”，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
当然想要改变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一时半刻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只能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熬”，才能慢慢改善。因此，曾国藩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
他的四个弟弟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全都是英烈，有这样的哥哥，想不成才都难。
长孙曾广均，诗才惊艳，被梁启超誉为诗界八贤；
曾孙辈的曾约农，现代著名教育家，伦敦大学理科、工程科学士，台湾东海大学校长；
玄孙辈的曾宪文，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
梁启超一生非常推重曾国藩，他年轻时读到曾氏家书时非常震动，在写给康有为和朋友的信件中多次提到：
弟子日间偶观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觉得不如彼处甚多。
革命领袖也曾在青年时捧读曾氏家书、奏折，从中悟出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任正非在创建华为之初，将曾氏家书奉为自己的战略指导，在演讲的时候，他说，在是大机会时代，千万不要机会主义，左摇右摆聚不到一个核心上，只能一事无成。
这句话不就是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的那句“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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