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信守“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唯对一人，心存歉疚，认为“余平生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这个次青，便是平阳才子李元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李元度，字次青，道光元年（1821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沙椴村，4岁丧父，家境贫寒，靠寡母纺纱织布为生。但他天资聪慧，过目能诵，且慷慨任侠，勤奋向学，18岁即考上秀才，23岁成为举人，做过黔阳县教儒。但之后6次参加礼部考试，均未中第。
29岁那年，李元度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遇，被调到京城出任内阁中书。虽然这只是个从七品官阶，但毕竟从湖南的一座小县城，来到了人文荟萃的京畿重地，不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极大地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同是湘人的曾国藩。
曾国藩比李元度大10岁，虽然他们同为湖南老乡，但相识相知却是在北京。当时曾国藩与李元度仅仅是“从游唱和”“请益诗文”而已，远未建立所谓的“师生关系”。
咸丰二年（1852年）秋，曾国藩丁母忧回籍，二人的初次交往即告一段落。这期间，太平军以咄咄逼人之势，进军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曾国藩奉旨赴长沙、衡阳帮办团练，并招募乡勇，组军操演，为其生平治军之始。这时，李元度也被调到湖南郴州任州学训导，掌管一个地区的教育。
曾国藩练兵之初，事事草创，举步维艰，迫切希望招募志同道合、以天下为己任的饱学之士来辅佐自己，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当时的曾国藩仅为在籍侍郎，未授实职，人微言轻，四处受气。充任其幕僚，不但风险极大，而且并无实际利益和诱人前途可言，因此主动投靠者寥寥无几。这一时期曾国藩的幕僚多为至亲好友、亲朋子弟和降革人员。所以不难想象，当李元度托名罗江布衣，给曾国藩写了一封建言时局、纵谈兵略的千言长信时，曾国藩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当曾国藩几经周折，最后终于知道“罗江布衣”就是故人李元度时，不禁大喜过望。他称赞李元度：“非君之才，何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于是，曾李之间开始了他们相识以来第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曾国藩这才知晓李元度博通古今，满腹经纶，非寻常辈可比，遂热情相邀，“引与规划军事”。
但李元度此时还颇为犹豫。毕竟他是家中独子，当年寡母含辛茹苦，抚养自己成人。如今投笔从戎，置身沙场，一旦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家中老母谁来养老送终？但曾国藩求贤若渴，不仅言辞恳切地给李元度写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且私下里做通了李母的工作，解除了李元度的后顾之忧。咸丰三年（1853年）腊月，33岁的李元度终于为曾国藩的诚意打动，做出了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辞官回到老家平江，在本地征招500名乡勇，稍加训练就率部直奔衡阳曾氏大营，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自此李元度即追随曾国藩左右，司奏折笺牍等件。他们共住一舟，朝夕相处，亦师亦友，情谊日深。曾李二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此进入亲密无间的崭新时期。
曾国藩虽创立了湘军，但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指挥官。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之初的几次败仗，都是他自己担任指挥官时的“杰作”。
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曾国藩亲率湘军水陆两师共1.7万余名官兵，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经过将近两年的严格训练，曾国藩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期望自己能够一鸣惊人，挽狂澜于既倒。却不想几天之后，就在靖港遭到惨败。要不是撤离得快，曾国藩也难免成为太平军的俘虏。曾国藩沮丧到极点，觉得无颜见人，准备自杀以谢罪。当船行至靖港对岸的铜官渚时，曾国藩支开左右，一头扎入水中。幸亏李元度早有预见，忙命人入水将其救起。
曾国藩此次出师不利，自杀不成被部属救回长沙，“为通省官绅所鄙夷”，曾国藩自视为平生“五大耻辱”之首。他悲观到了极点，回到长沙后不肯更衣，蓬头垢面，不饮不食。更有甚者，他写好了遗嘱，密令他的八弟曾国葆替他把棺材买好，随时准备再次自杀。
值此穷蹙困窘之时，曾氏幕僚多半散去，结义至交如郭嵩焘、刘蓉亦不能免，独李元度始终追随左右，不离不弃。由此曾李感情进一步加深，成为患难交契的挚友，忠笃于师友之情。
就在这时，自湘潭传来了塔齐布与彭玉麟击败石达开部将林绍璋的捷报，湘军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事实证明，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没有白费，长江南北总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但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印象实在太坏，不但臭骂了他一通，还革去了他的礼部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原来的部下塔齐布反倒成了曾国藩的上级。但这还不是对曾国藩最大的打击。按照清朝的制度，革职的官员不得有专折上奏权。臣情无法上达，皇帝自然很难了解下边人的苦衷。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将意味着什么。他为曾国藩的前途忧虑，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一日夜晚，李元度将一份《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曾见后却大为不悦，因为革职后专折奏请本属“犯法”之事，加之咸丰皇帝此时猜忌颇多，上奏的结果肯定会凶多吉少。但李元度始终坚持己见，曾国藩只好同意。李元度又将原折一改再改，并以军情变化万端、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写完后，密封上达。几日后，朝廷即下谕特许曾国藩单衔专奏。李元度为曾国藩争取到专奏权后，曾国藩对他更加信任。两人卧同室、游同舟、饭同食，形影不离。而似奏折信缄之类，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之手。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率湘军水师入鄱阳湖，在湖口为太平军所阻。太平军见湘军大船势孤，便派出小船迅速包围了曾国藩的坐营，同时放火烧船，船借风势，直入曾国藩营垒。湘军水师无法抵抗，几十艘船顷刻化为灰烬。次日，太平军又将所获船只改装成官军模样，据湖口上游诱使湘军跟进，至湖口又断其归路。在太平军的猛攻下，湘军水师不支，死伤甚多。曾国藩的坐船也被团团围住，无望中他再次投水自杀。李元度见状舍身相救，拼死力终将曾国藩抱过了江，使曾再一次幸免于难。
这次兵败，曾、李二人都感到切肤之痛，只不过双方的反应却大相径庭。曾国藩自此遇事讲求一个“退”字，即不做绝人之路的事，凡事多留几招。而李元度则从这次战事失利中，感受到独立统兵的重要性，开始谋求从“笔杆子”向“枪杆子”转变。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在李元度的执意要求下，曾国藩终于同意他回乡募勇，并自行管带操练。
客观而言，这是当时战事发展的必然要求——九江湖口惨败，曾国藩甚至丧失了座船，主要就是因为湘军水师孤悬，与陆师相隔甚远，不能互相配合的缘故。因此，曾国藩迫切需要一支既能平日里贴身护卫、关键时刻又可以串联起水陆两师的机动部队。这才有了李元度“锐意经营平江勇”的机会。但主观上，李元度能够由幕僚而升为统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曾李之间极其深厚的私人感情。实际上，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并不看好李元度去带兵打仗，认为“实非其所长”，几次欲“阻止之”。不过，平江勇创立之初，与湘军水师同扎南康，咫尺相依，互为拱卫，并用以护卫曾国藩之近身，在军事上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心存大志的李元度并不满足于作为一支“亲兵卫队”，几个月后，便率平江勇移师湖口。曾国藩再三劝止未果，从此二人分离，各居一方。这期间，曾国藩与李元度虽然聚少离多，但毕竟相去不远，情谊依旧。所以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因父丧，坚意丁忧，未及清廷批准，便与曾国华离开湘军大营回籍守制时，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李元度。故于行前，再三致书李元度，殷殷道其委屈，申其系念愧疚之情。及返故里，悬念如故，并屡屡告知诸弟，让他们亲近李元度，可见二人关系之深厚。
咸丰七年（1857年）六月，曾国藩因向清廷索要地方实权未果，弄巧成拙，被咸丰皇帝削除兵权，准其在籍终制。曾国藩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他闲居家乡，感怀故旧，念念不忘的还是与自己患难与共、情谊深厚的李元度。他在给李元度的书信中重申“三不忘”誓言，甚至想结下儿女亲家，“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在曾国藩的极力促请下，李元度终于由胡林翼奏保入浙江参战。李元度在浙西防守广丰、玉山，连日力战却敌，解浙境之危，得到了当地官民称颂，声名大震。浙江巡抚向清廷保奏其为道员，李元度终于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勋望，打出一片天地来。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在胡林翼、骆秉章等人联合奏请之下，清廷重新启用曾国藩。曾国藩复出后，马上要求李元度再回湘军大营，而将平江勇转属沈葆桢统带。至此，曾李二人得以分而复合。为弥补歉疚，曾国藩即奏保元度按察使衔并加给勇号。
曾国藩让李元度重新回到自己身边，本是出于好意。于公而言，他深知带兵打仗并不适合元度，这样做也是用其所长；于私而言，运筹帷幄之中远离战场危境，对李元度及其高堂老母，未尝不是一种照顾。但曾经沙场、踌躇满志的李元度显然并不领曾大帅的情，不久即以请假返乡探母为由，负气回家休息去了，甚至曾国藩屡次催他返营，也一推再推。李元度在家赋闲了近一年时间，直到新任浙江巡抚罗遵殿有意重召他率平江勇援浙，这才准备重新出山。此时，曾李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
当然，这时的他并没有忘记征求曾国藩的意见。李元度未及成行，浙江战局骤变。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太平军攻陷杭州，罗遵殿以身殉职，李元度复出带兵之事遂告搁浅。这时，新任浙江巡抚王有龄又利用李元度的不满情绪，和他拉上了关系，对他屡加保举，任命其为浙江温处道道员。曾国藩对此大为不满，他明确告诉李元度，王有龄此举旨在分化湘军，而李元度投靠王的门下，也有背叛师门之嫌。李元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见曾国藩此时已实授两江总督，自己也没有必要改换门庭，便答应不去浙江。于是，曾国藩向清廷奏请，改授李元度为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从空有其名的浙江温处道，一跃成为皖南地方主官。但初担重任、春风得意的李元度不曾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败。
咸丰十年（1860年）春，太平军发起新一轮的攻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告急，曾国藩率军入驻祁门。此时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曾国华等能独当一面的湘军将领均已相继战死，曾国藩在用人上难免捉襟见肘。八月初七，李元度率领新招募的3000平江勇刚到祁门大营，曾国藩便命其据守徽州。他当然知道带兵打仗并非李元度所长，但也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故于其行前反复叮咛，谁知李元度并不在意。李元度哪里晓得，此时的皖南军务已陷逆境，危机重重。平江勇八月十四日开进徽州城，十六日，太平军将领罗大纲就率领4万人马直逼徽州城下。李元度毕竟是文人带兵，军事上还比较外行，可是接连打了几场胜仗，不免有些飘飘然。此时的他早已忘记了曾国藩的“约法五章”和“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的告诫，也忽视了湘军最为重视的扎营、筑垒战法，贸然率军出城，与进攻徽州城的太平军对阵，想趁其立足未稳，速战速决。谁知平江新勇未经战阵，一战即溃，只得退守孤城，期待后援。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李元度四处布防、疲于招架之际，城内那些原本因为欠饷心存不满的绿营军突然聚众哗变。他们里应外合，反戈一击，打开城门让太平军蜂拥进城。初临大战的平江勇顿时惊慌失措，仓皇四散。兵败如山倒，李元度虽竭力抵挡，却有心无力，回天乏术了。最后，只好在少数亲随的护卫下，奋力突围，逃出城外。八月二十五日，徽州城遂告失守。
徽州失守的严重性，堪比三国时的马谡失街亭，不仅使祁门变成了前线，更要命的是曾国藩的精心部署全被打乱，皖南战局急转直下。处于惊涛骇浪中的曾国藩远没有诸葛亮上演“空城计”时的从容与镇定，他私下里已现绝望之情，并偷偷地写了遗嘱，寄给家中的两个儿子，交代了自己的后事。
就是在“连日忧灼之至，竟夕不能成寐”的情况下，曾国藩也并未有过多责怪李元度的失职，只是认为其“矜夸虚浮，不堪重用”，反而为其生死担忧。儒家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清廷对于阵亡、殉职的文武官员，无不优予抚恤。所以当曾国藩接到李元度的报败之信后，方知他并未阵亡，亦未殉职，且语“多怙过饰非之词”，十分震怒。及至见李元度回来后毫无悔过与歉疚之意，更是怒不可遏。于是，治军严明的曾大帅也不顾往日的情分，决心挥泪斩马谡，向朝廷严劾李元度，请旨将其“革职拿问”。但曾国藩毕竟念及二人私谊，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责，只是让其停职返乡，闭门思过。
徽州之败，虽然使得曾李关系再生裂痕，但确由李元度的过失而起，曾国藩作为主管领导，上奏弹劾，于情于理，都不为过。因此，这一事件对于两人的师生情谊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及至后来李元度急于摆脱不利处境，期盼东山再起，竟然不听胡林翼等人的劝阻，不惜背叛师门，投靠王有龄，方使二人关系恶化。曾国藩再次上奏弹劾李元度，清廷将李元度革职，“发往军台效力”。此时，曾国藩、李元度已经走到了完全决裂、形同陌路的边缘。后来经过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联名奏保，皇帝才收回成命，李元度得以免遣戍边，放归乡里。
赋闲乡里的李元度并没有就此意志消沉，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文品格，在家乡发起并编纂了《平江县志》，参与《湖南省志》的编写，在家乡创办爽溪书院。他还完成了《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抄》《天岳山馆诗抄》等30多种著述，自成一家之言，具有相当学术价值。
两年之后，湘军攻克天京。李元度闻讯后，为湘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平生报国心犹在”，他忘了自己是一名已被削职为民的白丁，再次奋笔疾书，给曾国藩写了封洋洋洒洒数千言长书。
李元度的一片赤诚，也触动了曾国藩。加上李鸿章、彭玉麟等人多次进言。于是曾国藩于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十三日，上奏清廷，为李元度请功。
李元度虽然屡遭老友曾国藩的弹劾，心有怨念，然而毕竟看到了曾国藩真诚的悔歉，所有恩怨一笑泯之。这之后两人长期保持通信联系，每逢年节互致问候。李元度所著《国朝先正事略》一书写成后，李写信并将书稿寄给曾国藩，向他索序。此书受到曾国藩的高度推崇。
同治十一年（1872年）元旦后的第二天，曾国藩的生命画上了句号，终年62岁。曾国藩病逝后，李元度写了12首诗以寄悼念，诗中对曾国藩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
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
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
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好个“前期我负公”，表明李元度后来终于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毛病，对以前的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与反省，并表达了歉意。
好个“一例是春风”，则将彼此的嫌隙轻轻吹去。
在历经宦海浮沉之后，特别是当曾国藩改变态度之后，李元度仍然不免于他人的弹劾，彼时彼刻他或许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根本问题，于是，才有“前期我负公”的反省。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国难思良将，次年春，慈禧太后召见李元度。65岁的李元度被授贵州布政使兼按察使，负责全省的政务和刑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李元度果然不负众望，在任3年多，政绩斐然。但超负荷的工作，终于使他病倒了。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二十七日，李元度在贵州布政使公署辞世，堪称以身殉职。
李元度曾在《哭师》诗最后一首中饱含深情地写道：“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用“程门立雪”的典故，表达愿来世再为师生的心愿，情深意笃，感人肺腑。
李元度病故后，时人将他附祀于长沙曾文正公祠，不用等到“来生”，曾国藩与李元度又相伴在一起，从此再也不分开了……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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