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人把个人的成长分为“外方内圆、外方内方、外圆内圆、外圆内方”几个阶段。

曾国藩说：“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润，行得通也。”这句话是他实现内心转变、实现“外圆内方”的真实写照。

曾国藩从小立志做圣人，做官初期，不结党营私、不贪污受贿。四十岁了，他还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热血青年”。

面对乌烟瘴气的清末官场，他声色俱厉地批评其他官员不分黑白、尸位素餐。甚至，他还上疏骂咸丰帝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这样，整个清末官场成了他的敌人、与他冲突不断，其他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曾剃头”。

在处处碰壁、事业低谷时，他赋闲在家读书。这时，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一句话深深触动了他。

他复出后，改变了以前简单硬刚的作风，开始正视周围的官场现实，变得复杂与柔软。胸怀治国远大理想的他，不再执着于形式上的清高，而是接受官场潜规则，开始重新学会应酬交际，变得圆滑成熟，与官员们打成一片。

正如他说的：“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这时，整个官场从敌人又变成了他的朋友。

但躬身入局的同时，他内心仍然坚守独立思考和廉洁自律的内核，所得灰色收入完全用于官场打点，没有为自己攒下一分钱。

去世时留下的18000两办丧事花光，剩下的只有湖南老家的一栋老房和满屋藏书。

成长，就是学会应对复杂。转变后的曾国藩，不再拘泥于头脑中简单的道德模型，而是立足复杂的现实世界、搭建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是从空想家转为实干家的脱胎换骨。

2.“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这就是学以润身，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骨相。

“即使很忙，也要了结当天的功课，不因昨天耽搁了而今天补做，也不因明天有事而今天预先做，每天就完成每天的。”这就是勿忘勿助，下日日不断之功吧！

曾国藩告诉我们【做事智慧】和【做人道德】二者可以得兼：1 .认识清官，成为清官，超越清官;2 .无浊何来清？清浊本一体;3. 弱者道之用;4. 日拱一卒、长期复利、天道酬勤、士不可以不弘毅;5 .此心光明、不假外求。

菲茨杰拉德说过：“能同时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做事的人。才是有第一流智慧的人。”而能同时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把事做好，能做大事的人，可谓具有宇宙超一流智慧。而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人。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行事，恰恰是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终极招式。变在外界局势，不变在本心立场。高手境界，在于始终会明白自己的发心点，始终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正如同曾国藩的“克己奉公，行贿受贿”，明确了自己的出发点和终点，路程却并不是一条直线：是混沌的，而不是清晰的，是随机应变的，而不是条条框框的。正是秉着这样的理念，才能带出有勇有谋、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湘军，也才能让曾国藩在宦海浮沉中明哲保身、不动声色稳坐船头。

3.曾国藩的开悟—思想大转折:

曾国藩曾一心一意信仰孔孟学说，要以儒家思想来入世拯世。对自身的修养，他遵奉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对社会，他遵奉的是“以天下为己任”。也正是靠的这种持身谨严，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意民情，使得他赢得了君王和同僚的信赖，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扶摇直上。咸丰二年间，正处于顺利向上攀援的礼部侍郎，坚决地相信“治乱世须用重典”的古训以及从严治军的必要性，遂由孔孟儒家弟子一变而转为申韩法家之徒。他认为自己奉皇上之命办团练，名正言顺，只要己身端正，就可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得好。谁知大谬不然！这位金马门里的才子、六部堂官中的干吏，在严酷的现实中处处碰壁，事事不顺。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嫉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

于是他又从头至尾读了《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从这些史学名著中窥测前人处世行事的诀窍，从中获取借鉴。但这些前史并没有给予他解开郁结的钥匙，反而使他更痛苦不堪：前人循法度而动成就辉煌，偏我曾国藩为何到处碰壁?

好在曾国藩养病期间，遇到一个道士的指点，让其重读老子和庄子。曾国藩重读《道德经》，悟出了这部貌似出世的书，其实全是谈的入世理。只不过孔孟申韩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申韩崇尚以强制强，老子则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曾国藩觉得老子真是个把天下竞争之术揣摩得最为深透的大智者。

曾国藩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越俎代庖、包揽干预种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有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清德、陈启迈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在书斋里，在六部签押房里是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到的，它们对事业的损害，大大地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少年时代记住的诸如“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话，过去一直似懂非懂，现在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些年来与官场内部以及与绿营的争斗，其实都是一种有隅之方，有声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不是这样的，它要做到全无形迹之嫌，全无斧凿之工。“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柔弱，天下万事万物，归根结底，莫不是以至柔克至刚。能克刚之柔，难道不是更刚吗？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自己竟然简单地接受了。曾国藩想到这里，兴奋地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曾国藩再来读《庄子》，对这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著，也有了很多共鸣之处。甚至，他还悟出了庄子和孔子并不是截然相对立的，入世出世，可以而且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如此，才能既做出壮烈奋进的事业，又可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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