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什迪：论君特·格拉斯

论君特·格拉斯 拉什迪 黄灿然译 1967年夏天，当西方患上—也许是最后一次—乐观病的时候，当那微小的、看不见的乐观细菌使西方青年相信他们有一天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时候，当失业与他们毫不相干而未来依然存在，以及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从英国剑桥一家书店买到拉尔斐．曼海姆翻译的平装本英文版《铁皮鼓》。那时大家都有比读书更有意思的事情可做。有音乐，有电影，还有一点别忘记，就是要改变世界。像很多同代人一样，我的学生时代都被这些名字迷住了：布努埃尔、戈达尔、拉伊、瓦伊达、韦尔斯、褒曼、黑泽明、扬乔、安东尼奥尼 、狄伦、连侬、贾格尔 、莱恩 、马尔库塞 ，当然还有格拉斯读者们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这么多东西分散了注意力，但是身斯卡．马策拉特的自传还是把我吸引住了，而我继续被吸引住，从安娜．科莱切克祖母宽大的裙子，到冒气泡并发出嘶嘶声的烈酒和爬满线虫的马头，到安娜那位阴沉的死敌—恶毒的”黑女巫”。　 　　 有一些读者敞开大门，脑中的大门，他们以前对其存在未曾置疑的大门。还有一些读者，他们梦想成为作家；他们寻长那道最奇异的万能之门，想出各种途径，要一路穿过书页，既要停在里面，又要看清写作的背后，要在字行间里潜行；然后是轮到另一些读者拿起书本开始做梦。对于这些”爱丽丝”，这些从”世界”迁往”书本”的未来移民来说，有些书本（如果他们走运）确实能够为他们提供旅行许可证，即是说，准许他们成为他们自认为有能力成为的作家。一本护照也可以说是一本书。而我的护照，也即那些给了我所需的许可证的作品，则是爱森斯坦的《电影感》、特德．休斯的诗集《乌鸦》、博尔赫斯的《小说集》、斯特恩的《项狄传》、尤内斯库的戏剧《犀牛》—以及1967年那个夏天的《铁皮鼓》。　 　　这就是格拉斯这部伟大的小说用其鼓击告诉我的：全力以赴。永远尝试，不怕做太多。摒弃安全网。在开始谈话前要先深呼吸。立志当主角。保持咧嘴而笑。要冷酷无情。与世界争吵。还有，永不要忘记写作犹如握住一千零一种像沙一样从我们指缝间滑走的事物—童年、肯定、城市、怀疑、梦、瞬息、片语、父母、爱。我曾试图学习那位侏儒鼓手。还有一点，是我从另外那本巨著《狗岁月》领悟到的：当你做了一次，那就要再从头来过并且做得更好。　 　　 格拉斯是但泽最著名的儿子（必须强调，这个衔头的唯一竞争者瓦文萨并不是住在但泽，而是住在格但斯克；格拉斯现居于柏林，这个城市本身似乎已迁到一个更突出的新地点，其中一部分属于德国北方风景，使他想起他的写作和他的青年时代那些广阔而亮丽的远景。他是移民文学的主要中心人物，而移民也许是20世纪的中心人物或决定性的人物。像很多移民一样，像很多丧失了一个城市的人一样，他在他的语言中找到他的城市，装在一个旧铁箱里，昆德拉的布拉格、乔伊斯的都柏林、格拉斯的但泽：在这个漫游的世纪，流亡者、难民、移民在他们的铺盖卷里装着很多城市。谁也不应低估这类作家的执拗；他们无法忍受他们的过去被格但斯克化。在格拉斯运来的城市中，拉贝斯威格仍然是拉贝斯威格，目睹团结工会诞生的那个船坞并不是叫列宁而是叫做希绍。（这里，我再次感到一种小小的契合。我成长在孟买的华尔登路，它现在是巴拉白．德赛伊咱。我在弗洛拉水泉附近读书，那个学校现在是在胡塔特马．乔克附近。当然，非殖民化的新名字意味着在这个独立的国家里有一种自信的、决断的精神；但是往昔情感的丧失依旧是一种丧失。怎么办？耸耸肩。还有就是把往昔腌制在书中。）　 　　 在某种程度上，格拉斯仅接近于半个移民。传统上，一位充分意义上的移民要遭受三重分裂：他丧失他的地方，他进入一种陌生的语言，他发现自己处身于社会行为和准则与他自身不同甚至构成伤害的人群之中。而移民之所以重要，也见诸于此：因为根、语言和社会规范一直都是界定何谓人类的三个重要元素。移民否决所有三种元素，也就是必须寻找描述他自身的新途径，寻找成为人类的新途径。　 　　 无疑，格拉斯是丧失了他的地方了（并且，一如我指出的，发现他已把他的地方带在身边）。可以说，他丧失了他的部分语言，也即他试图在写作中保留的他青年时代的卡舒布方言；但是我这样说真是如履薄冰，因为我对德语的认识大概与格拉斯对乌尔都语的认识差不多。不管怎样，除了方言之外，要指出格拉斯是一位不在语言中的作家是很困难的，而他显然仍处身在一个其社会风俗为他所熟悉的社会中。事实上，一如他的散文所表明的，他是很彻底地献身于德国文明这一理念的，该文明包括东西德，并且在德语中真正地体现出来。因此，你大可以名正言顺地质问一半移民的格拉斯、也许只有三分之一移民的格拉斯这一说法到底有什么用。　 　　 我想是有用的，因为我还觉得，格拉斯似平不只是一位移民作家的某块碎片或某个百分比那么简单。跨越国界的迁移绝不是这种现象的唯一形式。在许多方面，鉴于都市文化的国际本质和越来越同源的本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例如从美国农村到纽约市，是一种远比从孟买迁至纽约更极端的移民行为。但我不想囿于这种咬文嚼字的讨论；因为移民也向我们提供时代其中一个最丰富的隐喻。隐喻这个词，其希腊词根的意思是横越，指某种迁移，把理念迁移到意象中。移民—横越人类—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一种隐喻性的存在物；而迁移作为一个隐喻，是我们周围随处可以看到的。我们都越过边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有人都是移民民族。　 　　 格拉斯是来自过去的移民，而现在我已不是在谈论但泽了。诚如他所说的，他是在一座房子和一个把纳粹世界观简单地当成客观现实的环境中长大的。只有当战争结束时美国人来了，青年格拉斯听到了种种有关德国经历过的事情之后，他才明白纳粹的谎言和歪曲并不是真相。这是怎样一种经验：发现你眼中整个世界的画面原来虚假的，并且不只是虚假，而是绘在怪物身上。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任务：在废墟中重建现实。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视为迁移，从旧我转到新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于格拉斯来说，就像对德国来说一样，是跨越边境，其艰苦和分裂都是难以想像的。而如果我们把格拉斯称为这一类型的移民，我们立即就会发现，一般移民所遭受的三重移位事实上已发生在”移民格拉斯”这位横跨历史的男人身上了，请勿忘记，第一次移位是丧失了根。而格拉斯不仅丧失但泽；他丧失—他一定已经丧失了—家作为一个安全的、”好”的地方的那种感觉。在战争结束时明白这点，又如何能够保留那种感觉？第二次移位是语言上的。而我们知道—而格位斯也经堂意味深长地写及—纳粹时期对德国语言的影响和重建语言的必要性。也即一砖一瓦地在废墟中重建；因为一种恶魔在其中找到如此动听的声音的语言，一定是危险的语言。”废墟文学”的建设者们—格拉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承担起大力士式的任务，要重新发明德国语言，要把它撕碎、扯下中毒的部分，再把它缝合起来。　 　　 第三次分裂是社会方面的。我们再次可以辩称，德国社会，或者说成长中的格拉斯所知道和经历的德国所发生的转变，与一位移民从一国到另一国所体验的社会准则的转变如出一辙：也即纳粹德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个国家。格拉斯必须设法忘记那个国家，那种对社会的想法，并熟悉一个新的国家。　 　　 因此，我把格拉斯视为一位双重移民：一位在自我中和在时差中跨越边境的旅行者。而我相信，凸显他的写作的视角，无论是小说类或非小说类写作的视角，在很大程度都是一位移民的视角。　 　　 这种实现的三重分裂使移民懂得了：现实是一件人工制品，它在未制造出来之前是不存在的，并且它像任何人工制品一样，可以做得很好，也可以做得很差，当然，它还可以未做。格拉斯在历史中穿国过境所学到的就是怀疑。现在他不信任所有那些宣称拥有绝对真理形式的人；他怀疑所有总体的解释，所有宣称是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众多世界大作家之中，他是典型的怀疑态度的艺术家。他的符号如果不是那只”蜗牛” ，也一定会是问号。经历任何形式的迁移，就是上了一课，也即容忍别人的观点的重要性。几乎可以说，迁移应作为所有未来民主人士的基本训练。　 　　 关于那只”蜗牛”。这只社会民族的软体动物，在它那螺旋形外壳下，栖居着慢慢赶跳、小心、谨慎和渐进主义的理念，它很好地为格拉斯服务，为他分到那杯羹遭受抨击，也即遭受那些致力于更快的前进速率的人士的抨击。我不想在这里加入那场争论，只想指出，有些时候—例如在他致力于销毁核武器期间—格拉斯自己似乎也采取了远远不是”蜗牛式的”行动。但我想用”蜗牛”作为证据，证明格拉斯更自如地生活在各种形象中、各种理念中，而不是在各个地方。　 　　 移民知识界把自己根植于自己身上，根植于自己想像和重新想像的世界的能力。这可能导致困难：美国公民有时候（例如竞选的时候）似乎宁取形象而不取实质，是不是因为美国是一种移民的文化？但是热爱形象也蕴含巨大的潜能。一旦透过理念、透过隐喻看世界，世界便成为一个更丰富的地方。当格拉斯透过卡夫卡的作品看捷克斯洛伐克，或透过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形象看当代日本城市无计划的扩展，他便帮助我们看得更多，也看得更清楚。　 　　 一个深明现实之人工本质的作家，多多少少都需要参与制造它的过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格拉斯如此坚决地寻求公共角色，为什么他利用他作为著名小说家的身份，把它当成一个讲台，站在那里就他所关心的诸多问题—原子弹、数据库存对我们私生活的侵扰、北半球富国与南半球穷国之间的关系—发表意见。而鉴于讨论现实就意味着既是创造性的又是政治性的，了就难怪格拉斯谈论文学时，会发现自己在谈论政治，谈论政治问题时，刁钻的文学视角又偷偷溜进来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