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和初步运用，上海、北京、旅日等8个国内外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建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引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迈向觉醒年代的思想启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之源。
百年的辉煌成就，百年的伟大飞跃，离不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火种”撒播到中国大地。只有不忘“早期传播”的初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能继续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程和内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下简称“早期传播”），一般是指1918年至192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10年历史。它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合力论”在中国的实践过程及其结果。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矢志不渝探寻救亡图存理论武器的历史逻辑、指导“五四”运动及其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斗争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它的强大内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共产国际的积极支持，是它的重要外因。
一是自发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阶段，时间为1918年10月—1920年5月。以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三篇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为起点，开启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国民党骨干知识分子，以及非党进步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序幕。影响最大的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传播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1919年，李汉俊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指出，十月革命成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劳工运动相结合，成为世界思潮发展的新方向。
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传播马克思主义阶段，时间为1920年6月—1922年6月。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了《谈政治》《对于时局的我见》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剖中国社会，这是以期刊为载体有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陈望道在浙江义乌简陋的柴房中“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共产党宣言》译出。1920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同月，上海群益书社和伊文思图书公司出版了郑次川翻译的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溥贤诠释《资本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短短2个月内，共产党早期组织就翻译或诠释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经典著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和精华。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通告》列出了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工钱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11种著作，计划出版的《马克思传》《哥达纲领批评》等38种著作。这是以著作为载体有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传播马克思主义阶段，时间为1922年7月—1927年7月。在早期共产党人看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只是手段，运用马克思主义彻底改造中国才是目的。《先驱》“发刊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列宁东方战略理论分析中国革命问题的最新成果，该文件印行5000本，广为传播。同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制定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了初步的成果。
“早期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是终于为近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鸦片战争后，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积贫积弱的国家命运，纷纷提出诸如进化论、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救国方案，但没有一个理论能够使中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分子探寻革命的科学理论才出现了重大转机。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大张旗鼓传播马克思主义，正是看中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彻底满足中国革命的需要。李大钊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远在法国的蔡和森致信毛泽东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社会主义谈论的人很多，但是正如胡适所讲，“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思想交锋也是“早期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之一。经过1919年—1922年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3次著名论战，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是有力地指导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斗争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和初步运用，上海、北京、旅日等8个国内外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建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行动纲领。随后掀起了以京汉铁路大罢工为顶点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党的三大制定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随后掀起了4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暴，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但大革命的失败，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的程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早期传播”的艰难历程和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斗争实践，给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宝贵的经验教训。1927年瞿秋白颇有感触地强调，“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早期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期传播”是引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迈向觉醒年代的思想启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之源。深入梳理“早期传播”的艰难历程，深度挖掘“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深刻把握“早期传播”的重大意义，对于我们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早期传播”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
一百年前，筚路蓝缕。在中华民族复兴与沉沦的十字路口，李大钊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史担当，千方百计地搜集、编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开启了“早期传播”的序幕。陈独秀以“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牺牲精神，不仅成为“早期传播”的引领者，而且成为早期最重要的领导者。李汉俊十分欣慰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对我们后进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天赐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