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凌斯
(注：本文是作者《十年论战都是说的“空话”吗》一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中苏论战的缘起，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在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一场震动全世界的“十年大论战” ，即从1956年至1966年间以中苏两党为轴心、几十个共产党直接参与、波及全世界的大论战。 从国际会议上的围攻与反围攻，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的交锋，各党作决议、发表公开声明相互谴责，到开动国家宣传机器、电台广播、报刊发表文章等公开相互评击、批驳等。其范围之广、渉及问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争论尖锐激烈，都称得上是史无前例。争论持续十年之久，直接导至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划分的改変。给世界形势发展造成深刻影响。
如今论战已过五十年。如何认识那场论战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不能不是目前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人们知道，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回顾和总结中苏论战时曾说：“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笫291页)
作为当年大论战的一名直接领导指挥者、曾在反修斗争中出谋划策，力负重任，屡建奇功，而在此之后却用“讲了许多空话” 、“没有搞清楚” 解释自己的行为，前后态度变化如此之大，实有令人愕然之感!在这里，笔者充分理解在当时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这话所表达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意义;但同时认为，结束过去并不意味着对过去做过的事情完全否定，为了眼前的事情也不必要对历史是非一概抹煞。
以现在的眼光看，当时在双方的争论中的确都有一些言过其实、断章取义，以及抓其一点、不顾其余、无限上纲上线的做法。但是以此就能够否认那场论战的原则性分歧吗?不能。在“笔墨官司” 背后，显然是一场关系当代世界发展和人类命运的重大是非之争。现谨就主要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以供研究讨论。
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都是密切联系的，是互相支持、援助的。但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却以老子党自足，自封为各兄弟党的领袖，无视各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地位，把兄弟党关系变成“父子党” 关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搞家长制统治，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发号施令，把苏共的纲领、路线当成各兄弟党的共同的纲领、路线，强迫各兄弟党接受。重大问题不允许进行爭论。在一个党旳会议上任意批评、攻击其他兄弟党，干涉他国的内政，甚至宣布开除或撤换兄弟党和国的领导人。严重地破坏了各党相互关系的原则，造成恶劣影响。赫鲁晓夫还以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国际分工” 、“专业化”、“联合行动”为借口，限制其他国家经济和国防上的自主发展，企图对他国行使控制。严重损害各兄弟国家人民的主权和利益。
我党对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和反抗，是中苏产生分岐的重要原因，也是中苏论战的要害內容。
例如在1963年9月“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中，尖锐指出：“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0年声明明确规定，各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平等的。根据这个原则，兄弟党之间根本不应当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更不应当有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我们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挥其他兄弟党，也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挥其他兄弟党，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正是他们企图凌驾于兄弟党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
在批判大国沙文主义中，我党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应有本囯的党和人民自己做主，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反对其他国的干预。 (见于《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这为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树立起了典范。
在当时讨论对于苏共大国沙文主义的批判时，毛主席曾激情地说：中囯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六十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向人居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顽强地崛起。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他们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853页)这大大鼓舞了我党的斗争志气。
正是在那场大论战中，中国不畏强权打压，义无反顾地举起向大国沙文主义挑战的旗帜，发出正义之声，并由此走向反对霸权主义的道路，从此坚强地站立起来。充分体现出自己的民族骨气，维护了国家的权益和尊严，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拥护和敬仰。这是现代史上的光辉的一页，永远值得我们骄傲，值得学习和发扬!
回顾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地位的确立，其实并不是只靠的工业和国防力量，包括两弹一星、核武器的研制成功等，而更重要的还靠的是举起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在囯际上作为独立的、世界一极的立场说话。可想而知，当初中国如果不从苏共大国沙文主义的圈子中冲出来，而信奉“不当头” 的 ”韬晦”之术。那岂不是只能甘当在苏联指挥棒下过活的一名小兄弟，那又怎会有现在这样的囯际地位?又怎会有全世界三个势力划分的格局?想来，这岂不是更加看出毛主席当时反修斗争的伟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吗?如果否定那场斗争，那才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按照当时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签定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然而，赫鲁晓夫对此却阳奉阴违，一味讨好和美化美帝国主义，努力寻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途径。尤其是在1959年9月苏美首脑戴维营会谈之后，赫鲁晓夫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鼓吹“苏美两国领导人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 散布：“美苏关系，是世界两大最强国家的关系，是世界政治的轴心，是国际和平的主要基础。”“两个最伟大的强国……把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边”，两国“无论是在全世界范围，或者是在任何局部地区，都没有互相冲突。”，“整个国际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苏联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苏联旨在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変的。”“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等等。幻想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过渡” 到社会主义，等等。
这些论调对当时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反帝斗争造成严重影响。作为笫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如此露骨地崇媚美帝国主义，背叛国际共产主义的纲领，这难道不应该给予遣责和批判吗?
因此，在中共的论战中有大量內容是批驳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 、“和平过渡” 、“和平竞赛” 总路线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主张的。1963年12月我党发出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文章(即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6年2月发出《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自供状》等文章，都对其作了系统批驳。其中尖锐指出：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上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以上见于《六评》)
这种反驳是何等尖锐辛辣!
评论文章还引用大量事实，说明所谓“美苏合作主宰世界” 只是一厢请愿， 暴露出赫鲁晓夫的天真幼稚，而美国才不理会那一套。就在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就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谈七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维也纳会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就狂妄提出苏美的和平条件，那就是：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1961年美国又增兵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轰炸越南，屠杀人民……。在苏美维也纳会晤一年多以后，1962年赫鲁晓夫轻率地在古巴部署导弹，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使苏联在世界人民面前大丢脸面。(见于《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自供状》)这真是对赫鲁晓夫“美苏合作” 论调的极大讽刺!当然，更不必说后来正是在这种“合平”、“合作” 的美梦中一个诺大的苏联一夜间就被搞垮!资本主义没有“和平过渡” 到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却被“和平演变” 成资本主义!
评论文章还揭露：“美帝国主义加紧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作为自己在亚洲的主要战争帮凶，指示日本反动派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签订了“日韩条约”， 实际上拚凑了东北亚军事同盟，……针对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时经半个世纪，当时我党对日美关系的论断至今仍没有过时!
评论文章清楚阐明：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很清楚的，它是指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相互间关系的政策，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译。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并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并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但作为的总路线，是错误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中明确说：“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
这些揭露和批驳，毫无含混莫棱之气，大大澄清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读来真是铮锵有声，义理昭然，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当时有人讲：“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但事实是，美囯从越南战争到柬埔寨、老挝战争，又到九十年代以来的科索沃、中东战争等等，几十年来世界上的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仅对我国就发生过炸大使馆、撞机事件，以及插手我钓鱼岛、南海主权之争，加紧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等，使我国没有一年安生过。所谓“长期的和平” 又在哪里?我党当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难道有什么错误吗?如此深刻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值得永远牢记吗!
“全民国家”、“全民党” 是苏共修正主义的纲领性口号，这一口号是建立在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三和路线”系统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
在《九评》中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坚持还是反对这一学说，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也是我们党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斗争的焦点。
在《九评》中，引用大量事实说明，在苏联国内存在大量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现象。如：
“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又如：“这些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他们在上级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同庄员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像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吗?”“他们有的开设私人企业，私产私销;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有的开设私营旅馆。”“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流入旅店经营者的腰包”
“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九评》还特别揭露：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阶层已经変成一种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在大论战中，对“全民国家” 、“全民党” 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精辟的。至今使人记忆犹新。早在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就指出：“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历史大倒退，根本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九评》进一步阐明：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形式。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只要还有阶级存在，国家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一旦社会没有阶级了，也就没有国家了。马克思和列宁都论述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民主同专政一样，也是阶级的概念，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全民的民主”。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的确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上是少数特权阶层的统治形式，是对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专政。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全民民主” 只是特权阶层和新旧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
还说：“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 。”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共产党在建立时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岂不是本来就不应当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应当是“全民党”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所以，共产党就应当成为“全民党”。但是，在目前正发生着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苏联社会里，怎么能够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呢?难道你们那里成千上万的新旧资产阶级分子，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如果照你们的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的成了全体人民的世界观，那么，社会上岂不是没有党和非党的区别了，党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哪里还有什么“全民党”不“全民党”呢?”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的成员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各个民族和部族，因而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苏联共产党难道就只有工人而没有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吗?难道就只有一个民族而不包括其他民族和部族的党员吗?如果按照党员的社会成分来确定党的性质，那么，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政党，它们的党员成分也包括各种不同阶级出身的人，也包括各种不同民族和部族的人，它们岂不是都成为“全民党”了吗?”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谓“全民国家”的真正目的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全民党”的目的是要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为修正主义的党;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这种批判真如高屋建瓴，连珠炮发，势如破竹，使对方难有招架之力!
在批驳“全民国家” 、“全民党” 同时，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九评》说：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息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
我们知道，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在中共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确立起来的，当时己经处于与苏共修正主义斗争的时期。这一理论的提出无疑是给中共大论战提供了锐利武器。通过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的观察分析，通过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又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普遍意义。总的说，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大国际背景中产生的，是以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所从未有过的。这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新和发展，而决不是有人所说的是什么“教条主义” 。实践将会越来越证明其伟大历史意义。
在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我党对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途径作了系统总结。这集中体现在《九评》中。
《九评》对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从正反两方面作出了十分明确而精辟的阐述，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
“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
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
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党，
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为此，还从多方面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具体途径，如：
“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还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等等。这一系列经验之谈，既是老一辈革命家从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根本总结，真是条条如珠玑，至今不失其宝贵价值，对执政党建设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些论述难道都可以“空话” 视之吗!
在中苏论战以后，世界形势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存在了。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恰恰都是当年跟着苏联修正主义走的国家。这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没有一个是被帝国主义武力进攻所搞垮的，而无不是由于其执政党本身出的的问题，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和纵容资产阶级民主化、自由化中垮台的。而保留下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恰恰都是当年不跟着苏联搞修正主义或支持中国反对修正主义的国家，如朝鲜、越南、古巴。其实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八九年“六四风波”中也经历了一场极大风险，而邓小平领导击败那场动乱的不是靠的“民主与法制”手段，而恰恰靠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事实充分证明，现代修正主义是葬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毛主席的论断虽然没有挽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但却保住了中国等少数社会主义。如果当年中国、朝鲜、越南、古巴也是搞修正主义、或者是紧跟苏联走的国家，那在后来又怎能不会随着着苏联卫星国的解体而垮掉呢?那样当今世界上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吗!人类半个世纪的历史有力地证明，毛主席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战略决策是何等的正确、英明而伟大!
例如，在大论战中，我党文章深刻地揭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实质、危害以及产生的根源。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修正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引自《九评》) 这种概括完全反映了当时苏联及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现实。
同时还深刻地指出了他们面临的矛盾和困境。例如在《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中所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只能根据这个特权阶层的利益行事，但又必须口口声声说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他们既大讲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根源，反对美帝国主义，但又必须与美国统治者频繁接触，加紧勾结;他们声明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又鼓吹“苏美合作” ，策划与美国的“联合行动” ，充当镇压各国革命人民的国际宪兵;他们既讲加强与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但又对不听自己指挥棒走的兄弟党和囯家任意攻击，大搞分裂主义，等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无法解决自己与广大苏联人民、党员和干部的矛盾，无法解决自己与全世界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矛盾，无法解决自己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他们只能在这重重矛盾和谎言中过日子。这种分析是多么地剃透和深刻啊!
现代修正主义处在这种矛盾和困境之中，焉能有不会垮台的道理!毛主席虽然没有亲自看到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但他却早就予见了他们的下场。对于这样一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是非问题，这样伟大的战略决策，难道都能以“空话” 视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