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自己的声音：一支地下女子乐队的野蛮生长
冯荻茵 曹若璇 孙楚越
“要不我们也组个乐队玩玩吧？”
2017年的冬天，与好友摇摇晃晃地走出livehouse后，彼时还是上班族的月兔听到好友的这句话，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小王乐队”就此诞生。如今六年过去了，原本作为主唱的好友已经因为出国离开了“小王乐队”，而月兔则从最初的贝斯手转变为了主唱。六年时间，乐队成员来来去去，乐队环境起起伏伏，还有那个爆火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也有很多事情一直没有改变。
图 小王乐队现成员（源自公众号“小王咋了”）
一、扎根北京的地下朋克乐队
“我喜欢比较激烈地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在谈到小王乐队的风格时，月兔这样表示：“但我们也不想用一种既定的音乐风格，比如朋克、核（音乐风格）等等去限制自己。”实际上，不给自己下定义，不被特定风格限制住，是乐队中相对少数的选择。小王乐队希望在用“朋克”这种词来介绍自己时，相比音乐风格，更加侧重于的是她们在做的事和一些想法。乐队不止是音乐表达的媒介，更是情感、思想、观点表达的载体，主唱月兔就把乐队比作自己“人生的出口”。
如今再回想乐队的成立以及成员们的加入，大家都会将其定义为“很自然的过程”。乐队吸纳成员依靠的是朋友的邀请或介绍，来“一起玩”，现在的阵容是主唱月兔、鼓手早早、贝斯手彤彤、以及吉他手晓龙。乐队名字的来源也很自然，相比很多乐队名字的神秘，大家想要起一个普通一点的名字。月兔说：“有一次朋友跟我说，‘小王不就是中国的The smiths（史密斯乐队）吗？’ 我觉得这个思路也可以。”“小王”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名字，而且“王”是和老虎头上条纹一样可爱的姓。
图 小王乐队周边（源自公众号“小王咋了”）
创建之初，大家更多地把乐队当作一种爱好，而不是职业。随着乐队的慢慢发展，小王乐队出了专辑，办了巡演，自负盈亏……乐队成员慢慢意识到了乐队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乐队在生活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然而，即便现在已经小有名气，大家也不会将乐队作为全职工作，除此之外都有自己的职业，原因很简单：做乐队赚不了钱，没有办法仅仅依靠其生存。
在当今的中国，组建乐队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价值观中所追求的"稳定"存在一定冲突，因此可能会遭遇到他人的不理解，但乐队成员并不太在意这些。“在我心里，我们和其他正常工作不玩乐队的人是一样的。”在被问到有没有觉得做乐队“背弃主流”时，贝斯手彤彤这样回答。主唱月兔也表示赞同：“是的，谁的价值观能够影响到我呢？肯定只有身边亲密的人，而我选择的这些朋友大概都喜欢相似的东西，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实际上，对于小型乐队而言，大多数人持有的是一种不了解、好奇的态度。彤彤在跟别人说自己玩乐队后，通常会面临两种反应：一种是问她是否在后海演出，另一种是以为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为爱发电“的兴趣爱好，根本不会想到还有售票和发歌等事情存在。
然而，当与最关心自己的亲人沟通时，大家往往还是会遭遇到他们的不理解和担忧。月兔有着包容的家庭环境，但她的妈妈还是会对这种生活方式表现出担忧：“你老了以后怎么办？”甚至更进一步，还会表现出一种“母职焦虑”：“是不是妈妈没有把你培养好，才让你有了跟别人特别不一样的想法，过着一种不一样的人生？”月兔对妈妈的回应则是，她一直在做她自己喜欢的事，不后悔她过的每一天，这就是她人生最大的意义。每次听到月兔这样讲，她的妈妈便会释然很多。
相比之下，鼓手早早的父母表达了更强烈的不支持。当早早把工作辞掉，只通过乐队以及教授架子鼓维持生活的时候，父母的不认可立刻袭来：“你什么时候去找一个全职的工作啊？”身边亲人诸如此类的怀疑和焦虑对她的心理状态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早早曾试图与父母沟通，但意识到与他们的价值观存在的巨大差异后，她逐渐选择了沉默。“你知道的，人过了30岁以后就会懂得如何逃避一些问题。”早早苦笑着解释自己的选择。
小王乐队的成员们都是因为求学“北漂”来到北京，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为什么要来北京上学？“因为北京以前就是摇滚的乌托邦啊！”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月兔回忆起了她心目中北京的黄金年代末尾，那是在2015年左右，年轻的人们会在大街上快乐地穿梭，和朋友、陌生人、外国人在微醺中从这个酒吧一起晃到那个酒吧。当时还是上班族的月兔沉浸在这种乌托邦的氛围中，根本不会关心今天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关心的只是今天有什么演出，按照演出来规划每周的活动。
但在2018年左右，黄金年代结束了。北京开始清除“低端人口”，生活成本逐渐攀升，胡同里的小店一个接一个消失，酒吧也在压力下关停了许多。再加上疫情三年的封锁，北京逐渐变得冰冷而无情。讲到这里，月兔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感慨地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消失了。”政策的收紧不仅仅对于生存空间造成了压迫，更是对亚文化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亚文化需要得到支持，它可以通过一家又一家的小店相互连接、支撑、传播，而如今这些亚文化的支撑点都在逐渐消失。曾经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个传来关停的消息，年轻人在朋友圈中唏嘘不已，却无力改变现状。
“可是北京的乐队产出量还是国内最多的，证明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有营养的东西。”被誉为“Temple”（鼓楼区著名酒吧，目前已关停）活化石的吉他手晓龙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尽管地下乐队的生存环境在逐渐恶化，但北京仍然是国内音乐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因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像小王乐队这样的地下乐队发展的最佳之地仍然是北京。正如月兔所总结的一样：“无论如何，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被彻底抹杀，只是发展变得更加艰难而已。”
二、野蛮生长的七年
从2017年几个朋友兴趣相投而成立，一直到今年成为一支小有名气的地下乐队，举办了国内的巡演，小王乐队在这漫漫六年里都有着什么样的经历？随着乐队文化逐渐进入主流大众视野，国内千千万万的小乐队、地下乐队的生存的环境是否有所改变？
（一）挑战与成长
乐队的核心永远是成员，成员的变动是小王乐队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当提及这个话题时，作为组建者之一的月兔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心情。产生变动的原因太多了，过往的成员有的因为要出国念书，有的因为性格不合，最终都离开了乐队。起初，她觉得特别难过，没有办法接受成员的离开——原本认为彼此是“一体”的，又该如何面对它的崩塌？然而随着离别的增多与时间的迁移，月兔认为她比以前更能接受离别了：“后来想想那种感觉，和分手很像，你意识到在某些方面上，你们不以团队这种形式在一起可能还好一些。”
鼓手早早对于乐队成员的离别也有自己的体会：“最初需要换人的时候我确实很难接受，但你只能不断地去说服你自己。之后再遇到有人要离开的时候，你只能自己去合理化，让自己接受这件事。”如今，早早认为，人员更替对于一个乐队来说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无论是外界因素影响，还是内心发生改变，乐队里每个人的步调不可能永远都保持一致。如果一个乐队的原始成员能够一直在一起好几年，才是比较罕见的。
“我经历过两次，没有她们这么多，所以现在还没有她们这么释然。”接受离别对于贝斯手彤彤而言仍然不是易事。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自己的无力感：对方是一个完整的人，主观地选择离开乐队，唯一所能做的无非是劝说，而没有任何其他有效的方法去改变这件事情。其次，剩下的成员们还要面对成员离开后的工作内容增加，重新找人，磨合排练......离别带来的影响从不仅仅针对于个体，整个乐队的发展甚至会因为成员的离开而停滞。从上世纪以来，并不乏因为成员的离开而活动停止，成为了“时代的眼泪”的乐队。如何去应对离别，确实是一个每个乐队都需要毕生思考的课题。
图 吉他手变动前的小王乐队（源自公众号“小王咋了”）
这种乐队成员式的亲密关系并不仅仅带来了分离时的忧伤，它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成员们的为人处世方式。早早觉得，在和小王的成员们一起玩乐队之后，她在与他人沟通上得到了很好的成长。因为成员们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她越来越知道该如何有效地与他人沟通，她可以把在乐队里面沟通的体会用在工作中，乃至生活中。彤彤认为，每次和乐队的大家在一起，无论是演出、排练抑或仅仅是吃饭，她都觉得特别“有劲儿”，心里更有力量。“这或许是磁场上的一个变化？大家在一起聊天说话，我就会觉得更开心，有一种在充电的感觉。”而来自听众的支持也为她们带去了力量——“每次演出都会有一些女孩子过来跟我们说，看你们的演出会觉得特别有力量，”彤彤说，“我感觉特别好。”
乐队在日常创作与演出时产生分歧是家常便饭，然而对于小王乐队而言，却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月兔认为，这是因为大家在乐队里面的“决策权”比较均等，或者说并不存在一个决策者，是“民主”的。此外，成员们也并不具有强势的性格，在创作和演出当中，大家都能在自己各自的部分发挥才能，也都能听进别人的想法和建议。“只要有一个人明确地反对，我们就不会再做她反对的那件事了。”月兔表示。
在外人眼中看来，乐队的创建初期或许是最艰难的时刻——没有听众，没有歌曲，没有资金，没有演出邀约，没有明确的目标......乐队该如何走过这一段困难时期？然而，在小王乐队看来，乐队创建初期反而是困难最少的时候。“那时候你没有什么规划，就想着开心地玩儿，你不会想‘怎么没有人来邀请我演出’。而现在多了很多事，因为你开始出专辑、出实体、设计周边，然后你开始有账号要运营，所有这些事情都要自己做。”月兔说。除此之外，还要考虑乐队的日常开销——录音的费用，排练室的费用，巡演的车票、酒店的费用等等。即使不是为了赚钱，也必须要有能维持乐队开支的收入。
“我觉得我们乐队做得很‘成功’，成功的点就在于我们没有为乐队掏过钱。”月兔说。小王乐队所有的演出收入都会存在一个账户里，这个账户的钱负责排练费、车马费等，来维持乐队的正常的运转。对于巡演的站次安排，尽管她们也想去一些小地方玩一下，但基本都是选的大一点的地方，因为大一点的地方能来的人多，可以覆盖成本。“我也很喜欢那些摇滚故事里面，那些摇滚明星坐着自己的巴士去那种偏僻的地方演出，有一些奇遇，但是我们在这上面会有一些更理性的考虑。”月兔补充道。
成立初期的乐队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只追求过程中即时获得的快乐。而当它逐渐长大，步入成人世界后，才会发觉生活就像一张网，用鸡毛蒜皮琐碎的小事把自己网在原地。但对于人而言，只有学会处理这些劳心费神的小事，才算是距离游刃有余的大人更近一步。或许乐队亦是如此。
文艺作品的诞生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娱环境。有时，来自外界环境的限制与阉割可能会对作品乃至创作者带来不小的伤害。面对着这种来自外界的挑战，“我并不是超脱于环境在生活。”月兔表示。长期以来在这样一个文艺创作并不十分自由的社会中生活，她知道怎么用一种隐秘的语言去表达她的感受。然而，即使在一些可以自在表达的场合，有时候想说的话却也说不出口。“我们专辑发行的时候写了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说‘必须使用这种被规训过的话语来表达，这件事情让我很难过’。但是好像也不得不如此，而我们也可以在这种条件下做一些事情。”月兔说。
（二）进入主流视野之后
2019年5月，《乐队的夏天》（以下简称“乐夏”）综艺节目横空出世，将乐队与摇滚乐文化一下子带入了大众视野。此后的几年，乐夏第二季、第三季相继播出，新裤子、痛仰、五条人等乐队通过该节目而（再度）走红。乐队、livehouse演出、音乐节也借着这股劲儿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当摇滚乐从“地下”走到“地上”，走到大众中间，是否会给乐队们带来有益的影响，带来更多的听众与更包容的创作环境？
“节目的观众感兴趣的好像不是摇滚乐，而是特定的乐队。”在小王乐队的成员们看来，节目真正的受益者是头部乐队和一些经纪公司，他们借此机会得到了翻倍的演出机会与出场费。而乐夏并没有给她们这样的“小乐队”带来更多的关注。在月兔看来，乐夏做的事就是把摇滚乐与乐队分隔开。它定义什么是摇滚，什么是朋克，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要听什么样的歌，提取了许多漂亮吸引人的东西，而舍弃了那些尖锐、真实、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元素。这个节目把摇滚乐浓缩成一个简单的符号以利于大众文化传播，而这却离真实的摇滚乐越来越远。在综艺节目的审查机制之下，摇滚乐的精神被弱化。它不鼓励人去思考摇滚乐的核心，只是把一种亚文化符号化，然后放入主流的视角，再通过商业化来获益。而因此获益的乐队也仅仅只有那些头部乐队。“我并不觉得它带来了什么东西，我觉得乐队的夏天跟那些恋爱综艺之类的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娱乐综艺，它只是打着一个文化的旗号在消费摇滚乐而已。”月兔总结。
“节目的观众去看喜欢的乐队演出，还是仅仅局限于上过节目的人，而这还是比较靠近新的娱乐文化，并不靠近摇滚文化。”彤彤补充道。当乐夏初次出现时，彤彤就有一种感觉：对资本来说，它必须要找出一个新花样来吸引大众。以前的唱歌、说唱、男团女团类综艺已经被玩遍了，而乐队对大众来说则可能是比较神秘、令人好奇的。包括它与大众区别显著的文化、穿着打扮等方面，这更加使其成为了一个可以商业化的对象。
在月兔看来，乐夏这个综艺节目背后所象征着的资本主义并不创造任何东西，只是不断地从亚文化中汲取，制造一个符号，产生一些话题，以达到商业化的效果。这对于亚文化的发展本身是无益甚至有害的。“我以前会对上乐夏的乐队有一点批判性，但我现在更多的是想要批判这个大环境下的结构，这个结构并没有滋养乐队，而社会环境又在不停地压缩。我现在不会对那些上节目的乐队有太多苛责，我只是在思考，是什么样的环境让大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们曾经可能也是有很多想法的人。”月兔说。
乐夏类的综艺把摇滚乐文化作为一种宣传符号商业化后，不仅没有助力于小乐队的成长，可能也为他们带来了一些无可避免的损害。当观众都被主流头部乐队吸引后，谁还会来看小乐队的演出呢？那么，在小王乐队里，什么才是真正对国内乐队发展有帮助的事情？
“对我来说，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多地分享经验。”月兔说。“告诉别人我们是怎么做的，可能会让更多人觉得，这事好像没有那么难。我们也是得益于很多人的帮助、很多前辈的经验，才成长起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今年10月，“不显明基金会”通过南京“1701 Music Park”公众号发布公开信，招募符合条件的年轻音乐行业从业者进行资金的资助，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音乐相关的创作等。而实际上，该基金会的资助项目可追溯到2010年。对于中小型乐队来说，这种圈子内部的欣赏、帮助与惺惺相惜，在当下这个音乐行业不景气的时代，或许才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做出一定规模，让所有人都看见，让大众都能接受，才是好，才是成功。”月兔说：“摇滚乐是亚文化，那它的位置就应该在那里。”
三、乐队文化中的女性处境
如果说摇滚乐文化常被主流文化或排斥或收编，那么在摇滚乐圈中，女性的地位或许比摇滚音乐本身在文化领域的地位还要边缘。提到摇滚乐，人们首先想到的经典形象可能就是“三个男人，三大件（吉他、贝斯、鼓）”,而摇滚乐追求的力量感和侵略性往往也和“男性气质”所绑定。从摇滚乐传入中国以来，摇滚乐更是一直都由“男性主导”——在摇滚乐的创作者中，男女比例是非常悬殊的；相应地，摇滚乐创作的话语权也几乎被男性垄断。
（一）如何抑制女性进入摇滚乐
与一切文化领域相同，性别不平等问题在摇滚乐圈无处不在，从女性选择成为乐手的那一刻开始，这种不平等就悄然发生。女性乐手彤彤、月兔和早早都强调了她们最初选择乐器的自然性：彤彤因为朋友的乐队需要贝斯手这样的“机缘巧合”选择贝斯，月兔“喜欢贝斯坚实的低音”，早早则是“在排练时很天然地被架子鼓的节奏吸引”。然而，随着她们开始学习乐器并深入摇滚乐圈，不平等渐渐显现。
月兔在学习贝斯时发现“乐器几乎就是为男性身材设计的”，即使她的手在女性中“算是比较大的”，但“还是觉得（按弦）可能有点费劲”。这种乐器的设计差异给女性乐手学习乐器带来了额外的困难。月兔还在女性意识觉醒之后对自己最初的乐器选择进行了有意识的反思：“在我当时仅有的一些对乐队的了解里，我发现乐队中弹吉他的女生不多，我没有这方面的role model（角色榜样）。而（女性）贝斯手很多，主唱也很多。我觉得这是非常天然的，你一直看这个东西，当你做选择的时候，你就自然地拿起了这样的乐器，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原因在的。” 她强调了传统摇滚乐队中乐器分工所带来的影响。传统上，吉他手在摇滚乐队中扮演着主导地位，但女性在这个位置上的出现相对较少。对于一个女性乐手来说，站在吉他手这一传统主导位置上可能面临着不少挑战，这让月兔对成为优秀的吉他手这件事情没有信心，因而“取巧”地选择了贝斯这个看起来更为简单的乐器。
早早指出了乐器行业被男性主导的趋势：在她参观的上海乐器展中，商家、展览和表演者中男性占绝对多数。正因为乐器的销售主体和主要对象均为男性，乐器的销售也展露出其性别化的一面。一方面，在展示乐器时不乏性化女性的情况：“架子鼓这方面的策展特别喜欢让女生去表演，这些女生一定要化妆特别好看，身材要好，穿的衣服也要显身材”；另一方面，部分乐器商对于有购买意愿的女性客户也略显轻慢，早早感叹“他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你不了解乐器产品的特性”。即使表明自己乐队成员的身份，这种轻慢也并不会消失——“因为你不是有名的女性。如果石璐（刺猬乐队、nova heart前鼓手）去买东西，他们的态度就会不一样。”早早补充道。彤彤在后面的采访中也提到，“一部分人心里会把名气当作一种阶级”。在摇滚圈中，名气、实力、资历等等交织构成多重等级排序。对于女性来说，有时需要在其他维度比男性做得更优秀才能获得同等的尊重。
女性的客体化不仅存在于乐器行业，也深刻影响着这个圈子的方方面面，持续塑造着人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对女性外貌的双重标准是其中一个重要面向。
一方面，摇滚圈对于女性有着远高于男性的外貌要求。这种要求有时明目张胆，有时则更为微妙。月兔提到她仅有一两次面临过直接的外貌压力，例如被邀请参加比基尼派对，虽然并未明确要求穿比基尼，但对于着装有着“清凉一点”的暗示。她还注意到有乐队在招募女主唱时会对外形提出明确要求，而这样的要求显然是为了“吸睛”——“做这一行的女生，很容易会被当成景观。”月兔总结道。女性乐手的外貌相比于她们的才能被给予更多的关注。比起上述露骨的外貌要求，更为普遍的是隐性的外貌要求——“它会转化成某种压力或者目光，让你自主地去做这件事情。”月兔如是说。“女生长得漂不漂亮，化不化妆，和别人对你的喜爱度，关联性太强了，是强过男生的。”她还提到了对于“受男性认可“的女性形象的思考。在她看来，被圈子认可的女性乐手形象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中性、行为像男性的；另一种是“漂亮女主唱”，即符合刻板印象中的女性形象。换言之，在摇滚圈子里为女性预留的位置就只有这两种。为了被圈子认可，自己也会“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去迎合”，月兔坦率地承认。她指出，女性在做出很多选择时，即使表达这是她们个人的想法、考虑和决定，也并非完全如此。很多时候，即使女性自己并未察觉，来自社会的规训在背后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圈子内的男性也会因为女性姣好的外形而质疑女性的专业能力。月兔谈及一位在小红书上颇有名气的博主“番茄炒蛋”：作为今日出品乐队的主唱兼贝斯手，她不仅在贝斯演奏技术上非常出色，而且还拥有相当出众的美貌。在最初发布弹贝斯的视频后，评论区涌现出很多男性对她弹奏真实性的质疑。为了回应这种质疑，她甚至专门制作了一个视频。月兔评价：“可能很少有人在长得特别帅的帅哥的评论区里说，‘哇，帅哥假弹’，没有人会这样，我想象不出谁。因为来说你假弹的一般都是男的。他觉得自己特别专业，（有资格说）你假弹。” “男性就是接受不了女性比他弹得好这个可能性。”彤彤一针见血地补充。小王乐队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据彤彤回忆，她们在一次演出后，另一支男性乐队的成员评论道：“她们不错，但如果是玩同样风格的男性乐队，可能就没有这么出彩。”明明展现出过硬的专业能力，女性还是会被放置在为女性“量身定制”的评价体系中进行评价。
在这种评价体系中，外貌被置以更多的关注——当女性获得成功时，男性更倾向于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外貌而非专业能力；但当女性失败时，男性往往只会指责女性专业能力不足。更为复杂的是，如果女性恰巧具备姣好的外貌，男性会不自觉地将专业能力不足归咎于“过分关注外貌”。月兔坦言自己初次登台的担忧：“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其实可以打扮得特别夸张，但是我没有，我特别怕我弹得不好，别人说，你打扮这么好看，但是弹得又这么差，我会坐实某种印象。”由此可见，这种评价体系会为女性带来额外的心理压力。
（二）新时代的女性表达
近年来，随着国内性别平等意识的提升，人们看待摇滚乐和摇滚圈的眼光都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听众，特别是女性听众，在考察乐手的言行和作品时增加了女性主义这个维度。这种转变有着相当积极的一面。早早描述了豆瓣“月亮组”（全称“我们代表月亮消灭居心不良的乐手”）的转变：“在我十多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贴吧里面就是像‘黑木耳’这种词到处都是，长得不好看的女生就被一些男生说是‘坦克’（注：部分男性贴吧用户用来形容身材较为健壮的女性的蔑称），这种语言特别多。我最近突然意识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受到了女性主义非常深入的影响，他们已经完全改变了互联网聊这些问题的视角，月亮组也让我看到了这种转变。”现如今，“月亮组”基本成为一个由女性主导的讨论空间，谈论的议题不限于摇滚乐，还包括对摇滚圈内男性乐手性骚扰、侮辱女性言论等行为的揭露和抵制。女性乐迷和乐手利用这个网络空间，将她们在现实中由于各种压力无法说出口的伤害诉诸舆论，以此对抗摇滚圈里权力上位者。除此之外，圈子里越来越多的女性乐手以及声量越来越大的女性乐迷也佐证了性别平等意识的进步为摇滚圈带来的积极影响。
然而，当这种转变的目光落到女性乐手身上，情况变得有些不同。女性意识的觉醒没有让大家对女性乐手更公正，更宽容，反而让人们对她们抱有更高、更难达到的期待。小王乐队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一方面，她们并非自愿地成为“女权”的代表，承受着男性对女权主义者群体的恶意。月兔曾经公开表明自己是一名女性主义者，这让她在演出时多次“被男性观众指着鼻子骂”。“他以为你是女权乐队，因为他的兄弟被女权主义伤害了，他就要骂你，”月兔说，“可能在摇滚乐圈子里，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人不是很多。所以骂我的人会把他们理解的女权主义的一些想象投射在我身上。我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和困扰，因为我好像变成了女权主义的符号，我代言了所有女权主义者做过的事。但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个体，有的时候我认同，有的时候我不认同。但是有的人他不想理解你，他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栽到你头上。”
另一方面，她们也承受着来自女性听众的更高的期待。“不可否认，我们（乐队）在摇滚圈里是有女性乐队这个标签在的。”早早表示，“会有人有一些这方面的期待”。月兔补充：“有人来跟我们说，对小王早有耳闻，今天来看，发现你们的音乐怎么那么‘男’？怎么那么硬？她问完之后立刻补充说她也在反思，可能她对什么是女性的音乐，什么是男性的音乐，有个先入为主的定义。”“最震撼我的还是当时发了专辑（《咔嚓咔嚓》）之后的一些评论，有一条评论说‘摇滚圈是一辆货车，以为小王是要抢驾驶位的人，没想到它坐上了副驾。’”
对于这种期待，早早表示她不想让别人的期待去控制她创作音乐，不会把它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她在音乐上的信心来源于她们的音乐本身。月兔则对女性社群对她们态度的转变进行了思考：“我在想，我做了什么会让人觉得我坐到了副驾上？”她认为原因之一可能是她不再像原来那样频繁地用语言来表达她对于女性主义的思考了——“后来我意识到，讲话讲多了很累。而且如果我的很多思考已经完成了，没有更多新的思考的话，我不想一直重复。”对于来自女性社群的失望，她表示：“很遗憾，我没有办法为了一种你认为的主义或者是你所说的东西去放弃掉我个人的生命的体验，去表达这个东西。我比较坚定的这条路是，我为什么做乐队，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要做一个所谓的女权主义乐队吗？我还是想忠于自己——我仍然相信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且有着自己的表达，但可能不是大家心目中的那种女权主义者。如果我此刻就是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不会为了说谎去做什么，我觉得做那样的东西我会看不上我自己。我得让自己满意，所以（可能会）让别人失望。我觉得活着就得让一些人失望吧，没办法避免。”彤彤对此也进行了补充，认为这种期待本身也是一种惯性思维。她强调她们一直坚持做音乐的原因是她们想要去做、认为应该去做的热情与冲动，而不是为了“人设的设立”。
图 小王乐队2018年演出海报（源自公众号“小王咋了”）
当外界的期待与自我发展的方向出现分歧时，小王乐队选择坚持做自己。月兔说：“我们创作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趣的，是不是好玩的”；“我不想活得越来越窄。我了解到的所有知识，我信仰的这些理念，都是想让我的生命更广阔。我不想用一个东西来规定自己，我也不会想要这样去框定别人，我希望大家的生命都多姿多彩。我就尽量地接近自己，接近自己想要的世界，也没有说要预设一个东西然后把全部的力气都用来反抗它。创造更重要。”
当我们谈论女性表达，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我们沟通起来更加顺畅，我们更有同理心。当我们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们不会剥削别人。”月兔这样评价小王乐队的创作氛围。“但不是说女生就应该这样。我们在这样的社会归训下形成了这样的特点。”她非常严谨地补充道。任何期待都不应成为道德绑架，任何概念都不应成为限制女性创作的枷锁。当被问及什么是改变圈子的尝试，月兔坚定地回答：“我觉得只要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在做这样的尝试。”“随着我们年纪变大，我觉得这个事情更有意义了。在这种行业里面，可能年纪稍微见长一点的女性也会越来越少。我们就是告诉别人，我们就是这个年纪的人，我们还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尽量多地去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对这个圈子的帮助。”榜样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正如月兔之前在一个播客里所说，“你无法成为一个看不见的人”。而真正的女性表达是不需要被定义的——只要女性还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这种声音是真诚的、未经矫饰的，那么一定是最有生命力的女性表达。
四、力量属于所有人
在进行访谈前两个月，小王乐队刚刚结束了它们主题为“力量属于所有人”的新专全国巡演。巡演大约持续了一个月，自2023年8月11日在北京的School Bar开始，到2023年9月3日在文乌的隔壁酒吧结束。
图 小王乐队巡演海报（源自公众号“小王咋了”）
图 小王乐队“力量属于所有人”巡演北京站（拍摄：冯荻茵）
“这一次巡演是我们有史以来站最多、时间最长的，对我们来说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挑战。整个巡演的前期准备工作特别多，都是大家自己做，也付出了挺多劳动，挺珍惜的。”彤彤感慨。而这次巡演也帮助小王乐队解决了一部分经济方面的问题——没有亏钱，并且用盈余还了一部分欠制作人的制作费。“我们每次去巡演都没有赔过钱。虽然也不会赚，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难得了。”月兔说。
除了与乐队成员们共同完成一件大事后产生的成就感，这次巡演带给小王乐队最深的感触还是一种来自线下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疫情三年的生活使得这种面对面的相处交流显得格外珍贵。“有时候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你出去看到还有一群人，还有一些乐队，也是很小的场地，他们还在做那样的事。有些乐队对我们特别好，我们来了他们很开心，也得到了他们的很多招待，你也知道他们跟你有相同的理念。能遇到这样的人，在线下跟这样的人交流，真的非常幸福。这在当今社会真的是特别给人力量的事。还有很多乐迷，你们都喜欢一样的东西，为同样的东西着迷，那种感觉也特别好。我觉得每次巡演都会给我带来这种力量。”月兔说。巡演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的契机，大家不再是网络上的“符号”，而是能够带给彼此力量的活生生的人。
一切文艺作品的落脚点都是生活。只有扎根于社会，生发于环境，作品才能对时代产生呼应。在被问及为什么巡演的标语是“力量属于所有人”时，月兔表达，这与她们专辑的概念相关。“我想创造的故事是，其实每个人本身都有很多力量，但是你在这个社会受到规训，受到压迫，你经常会忘记它。我们将专辑命名为《咔嚓咔嚓》也是因为我们想创造一句‘咒语’——每当你说起‘咔嚓咔嚓’的时候，好像属于我们的力量就会归还给我们一点。在当下，年轻人好像比以前更没有出路了。你可能想做很多事情，想做很多活动，但好像一直在被压制，属于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小。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加想要告诉大家的一点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我在专辑里写了一句话——‘我不相信我们无计可施，我们能做得很多，只要我们冒一点点险，而且从自己做起’。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做一些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我不希望我们是无力的。我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的一点点田野，能有事情可做。”
力量属于所有人，属于每一个怀揣理想的个体，也属于摇滚乐。对鼓手早早而言，她喜欢的摇滚乐的特点就是“有力量”。而当下，具有力量感的音乐反而在慢慢地变少，音乐在向更柔和的方向发展。“我们要表演有力量的东西，并且把它传播到环境中去，然后让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力量属于所有人’，我们希望所有的人找到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慢慢地在大环境里迷失。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年《影视文化与批评》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群像 | 冯荻茵 曹若璇 孙楚越 ：寻找自己的声音：一支地下女子乐队的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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