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上海证监局披露，益海嘉里拟申请首次A股上市。这也意味着金龙鱼正式踏上A股上市路。而据去年12月的消息，目前的益海嘉里估值超过100亿美元。
今天的益海嘉里，已经成为一家农产品产业的巨无霸：在中国的总投资已超过300亿元，在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成和在建生产基地共计70个，生产型实体企业110多家。生产、销售和物流网络遍及全国。
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强强联合”的益海嘉里集团组建，其实是一场家族内部交易：丰益国际集团的早期掌门人是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Robert Kuok），后来掌控权移交给他的侄子郭孔丰，另一家公司嘉里粮油由其子郭孔丞掌管。
业务的广泛，带来的是惊人的财富：据3月6日发布的最新福布斯富豪榜，身价128亿美元的郭鹤年，排名全球富豪榜第104位。
虽然自己的后代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但出生于1923年，与李光耀同龄的郭鹤年，却并未像他的同行李嘉诚那样解甲归田，而是继续金戈铁马，冲杀在商场第一线，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值得钦佩。那么他是如何建立起这么一个庞大的产业帝国的呢？
作为“产业风云”的第一部，今天扑克投资家就带大家认识这位商界传奇。一篇文章固然难以穷尽其传奇经历，但希望能勾勒出一幅简略但清晰的图画。
1
郭鹤年的成长史
正如许多华侨一样，郭鹤年的原籍其实在中国福建省的福州市盖山镇。1909年，郭鹤年的父亲，时年15岁的郭钦鉴离乡背井，远下南洋，落脚于新加坡，后来又去了马来西亚的新山，创办东升公司，并经营米糖与大豆生意，属于小富即安水平。
虽然郭氏兄弟的母亲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她为人处世的风格却令三兄弟受益良多，正如郭鹤年后来坦诚，母亲是影响自己一生最大的人。
到了1947年，郭鹤年24岁，只身赴往新加坡，并以10万令吉为资本，创办首间公司——Leo公司，翌年，郭父逝世后，郭鹤年返回新山。在1949年，联合家族成员，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子承父业，继承东升公司的传统业务，经营大米、面粉、豆类、食糖等食品。由于郭鹤年才识出众，加上拥有创业经验，被推举为公司董事主席。
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而郭鹤年的公司与新中国同龄，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创业艰难百战多”，经商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马来西亚还处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白种人享有诸多特权，而华人等则遭受各种歧视。而这一点，给了郭鹤年很大的震动，也使得他的心中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当郭氏企业创立时，按照当局的要求，需要在银行中存入至少10万元，方可提供贷款，而白人则可免此规定。郭鹤年为此很不开心，认为自己遭到了不公平对待，而自己创业的主要推动力，就是自己遭到的这种羞辱，他渴望成功，向那些银行家“还以颜色”。
对青年郭鹤年影响更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二哥郭鹤龄的牺牲。
郭鹤龄从小同情穷人阶级， 1945年左右加入马共，曾担任宣传主任，1948年，和当时的马共领导人陈平一起走入森林，开展武装斗争，1953年8月在中遭英军伏击牺牲，年仅30岁。郭家也因此受到当局监视。
郭鹤年在自传中，给自己的二哥做出了一生总结：
鹤龄为公义献出了生命。他眼见英国殖民主义的可怕和丑陋的一面，人们对它的盲从附和。他因为不公平的对待才被开除出校。他更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愚昧行径。但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1945年英国和印度军队以占领军的身份回归执政。
同时，郭鹤龄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弟弟，这种影响甚至不亚于他们的母亲。正如郭鹤年后来回忆起1948年鹤龄和他的一次谈心中，对他的劝告：
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生意是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的。你的生意做得越大，政治就会越纠缠你。
马共最终的“寿终正寝”，也与郭鹤年的斡旋密不可分：到了1987年，郭鹤年被邀请与中国和马来西亚各方代表会谈，以此协助解决马共问题。两年后，郭鹤年为了达成协议，也在文字上特别被安排在广州与中方人员会晤，彼此对达成协议的字眼做最后的推敲。
《郭鹤年回忆录》中，对这段是这么记述的：
在约定的当天，他（指郭鹤年）中午出发后两小时抵达广州。当时，一辆车子前来接他，整个过程就如占士邦电影般扑朔迷离。车子在路上兜了几圈，司机有意摆脱任何可能尾随在后的人。之后在一间光线昏暗的，看来机密却普通的房子内与一位“领导”见面。他们让郭鹤年看草稿，并征求他的意见。这份草稿来源于“一位非常资深的国家领导人”。
郭鹤年回忆，他把草拟的文件看过之后，觉得其中有两处不妥当，并建议修改，几个月后，马来西亚政府和陈平签署了和平协议，马共从森林中走了出来，象征性地放下了武器。
不管怎么说，各方终于达成最终和平协议，马共成员也走出森林，快乐“回家”。至此，创始于1930年，经历了59年风风雨雨的马共正式成为历史，而陈平此后流亡泰国，并于2013年去世，享年89岁。
哥哥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在弟弟的帮助下终结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奇妙。
2
“亚洲糖王”是怎样炼成的？
全家遭到监视，使得郭鹤年不得不暂别马来西亚，前往英国。在侨居他乡的几年里，他仔细考察了伦敦商品交易所的运作方式，并对英国的食糖贸易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英国传统经济势力消退后，郭鹤年认为，马来西亚的消费品市场，将会出现真空，而且当时马来西亚并没炼糖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
小试牛刀，不经意间富甲一方
郭鹤年看准时机，经过家族成员同意后，决定孤注一掷，将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炼糖业。
此外，郭鹤年也从古巴进口蔗糖，并转卖到东南亚国家。并通过香港的商品经纪公司，将糖销往中国。经过数年后，郭鹤年已控制马来西亚蔗糖业，并获得丰厚利润，自此人们尊称他为“马来西亚糖王”。
然而“商场如战场”，正当郭鹤年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生意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1962年开始，古巴导弹危机导致其销路受阻，进而使得全球糖价上涨。
这本身是好事，但此时此刻，马来西亚的市场上出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白糖，这些糖价格便宜，对郭鹤年的生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郭鹤年经过仔细的思考，决定从印度大量进口更便宜的白糖，最后印度糖成功击败中国生产商，保住了在马来西亚的市场份额，郭鹤年也成为马来西亚糖业的霸主。
功成名就的郭鹤年，并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是注意到马来西亚糖业一个致命的软肋——虽然榨糖厂有了，但是没有糖作物种植业，这令他如鲠在喉。并且，自己在这场价格战中虽然赢了，但却是险胜，亟待提高抗风险能力。
产业金融两开花，终成“亚洲糖王”
虽然马来西亚的气候土地非常适宜甘蔗生长，但传统上，该国农民并无种植甘蔗的习惯，通常种植稻米、胡椒、可可、烟草、腰果之类。因而郭鹤年的糖厂所有的原料，都依赖海外进口，因而在价格上受国外控制。不但如此，在那个全球局势不稳定，马六甲海峡随时可能被封锁的年代，这是一个致命的风险因素。
1968年，郭鹤年向马来西亚政府租借了14400英亩（5760公顷）丛林土地，开垦成甘蔗种植园，大大增加了原料来源。同时，他又在种植园附近与马来西亚土地发展局（一个政府机构）共同建立糖厂，榨取种植园里所产的甘蔗，这样就大大节约了运输成本。
1973年种植园有了收获，糖厂产量也迅速增长，使马来西亚走向了食糖自给的第一步。自郭鹤年开创了制糖业之后，马来西亚的甘蔗种植业日益兴旺。1970年，甘蔗种植面积达到0.71万公顷，1980年，就大增至1.79万公顷。
在盯着糖业生产的同时，郭鹤年还关注着销售市场的情况，将他在伦敦学到的交易知识应用于实际。
事实证明了他超前的战略眼光：到了1973年，受到全球石油危机的影响，糖的运输出现困难，全球糖价暴涨四五倍；到了1979年，979 年的石油危机碰上了多国糖料收成欠佳，加上巴西开始实施酒精能源计划，大量糖产能被分流至酒精的生产，供给不足带来的短期再次推高糖价。
整个20世纪70年代，郭鹤年及其所主持领导的郭氏家族集团企业的糖业贸易，从马来西亚扩展至英国、美国、香港、中国等国家和地区。郭鹤年每年从泰国购入近30吨糖，通过低买高卖、抽取佣金等方式，在纽约、伦敦等地进行期货交易，取得了巨额利润。在国际市场上每年上市的1600万吨糖中，郭氏企业集团控制了10%左右。在马来西亚的糖业市场上，郭氏企业则足足占到了80%以上的份额。
所有这一切，为他日后扩大经营提供了资金保证。企业业绩更是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态势迈向多元化、国际化。1976年，郭鹤年收购了竞争对手马来西亚糖厂的93.3%股份。
至此，年仅50出头的郭鹤年，已由“马来西亚糖王”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糖王”，成为国际糖市叱咤风云的人物，被世界同行公认为是世界六大糖王之一。
甜蜜的事业，开启了郭鹤年商业帝国的第一春，并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此时此刻的郭鹤年，远非当年的吴下阿蒙，昔日看不起他的伦敦糖业经纪商，此时对他不吝溢美之词。然而郭鹤年完全不满足于此，他的目标是更广阔的市场。
正如一句名言：你的眼光多远，你的路就能走多远。格局，决定了做生意的结局。
3
和大陆的贸易往来
马来西亚的市场再大，终究只是偏安一隅，郭鹤年想要的，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市场——尽管当时，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还很贫困，但恰恰这意味着机会。
正如前文所言，在1962年的食糖市场份额争夺中，郭鹤年从印度进口廉价食糖，赢下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也让当时对外交往经验匮乏的中国，见识到了市场的威力。至此，中国方面因赏识郭的才华，将诸多中国产品的马来西亚代理权授予郭氏，也开启了双方半个多世纪的经贸关系。
不过此时的双方，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仅限于有限的小范围接触，而且也常常是不公开进行的，并未展开大规模的合作。
时机总是会来的。到了1970年代初，已经成为“亚洲糖王”的郭鹤年，突然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将生意重心转往香港。
背后原因众说纷纭，直至其自传面世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新马两国税率过高，以致他转移阵地。
他在书中透露：
当年新马政府似乎竞赛，向国家财富创造者，征收最高税务，并以“惩罚性税率”，向商家盈利征税。简单而言，若企业赚取1令吉，却只能留住50分。当年，其主要业务为大宗商品交易，因而采购量庞大，3000批量相等于15万吨白糖，只要价格稍微波动，即使每磅白糖涨降1美分，即可带来巨额盈利或亏损。
和新马两国的高税率相反，若在香港经商，则只需缴付17%企业税。郭鹤年强调，既然他参与全球糖业贸易，就必须寻找低税率的基地，因此转移到低税率的香港，只是理性之举。
除了税率方面的考虑，马来西亚国内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也是重要原因。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当局出于多种的考虑，给予马来人一些优惠，但总体而言还处在合理范围内。但到了70年代，该国第二任总理敦拉萨上台后，启动一项为期二十年的“新经济政策”，目的是希望在二十年内缩小马来土著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不幸的是，在执行过程中政策往往会变形。
【图】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敦拉萨（图片来源：百度）
郭在自传中，回忆了当时政策的荒唐：
国家部门下令非马来人开设公司，必须把百分之三十股份出售给马来人，并且是要求低于当时的市值，但马来人在获得配股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把股份套利，在华人买回来后，过几年再查访股份结构，发现马来人持股又低于百分之三十，又会要求再配股给马来人。
郭鹤年质问，这无疑是强盗行为：“难道有政府认可，就不算是抢掠吗？”他认为，马来人急于缩小与华裔之间的经济鸿沟，却走了有害的捷径，副作用则是种族主义越演越烈。
遗憾的是，马来西亚的教训并未被记取，历史总会一幕幕重演。
实际上，自1960年开始，郭鹤年就开始考虑，将部分业务转移至香港。1974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必须成立香港郭氏兄弟公司。随后，他每月在香港停留7至10天，然后逐渐增加至15天及21天，直至1979年完全移居香港。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移居香港，成为郭鹤年与中国内陆进一步接触的开端，也是事业的新起点。
为国买糖
1973年，中国大陆尚处于动乱时期，物质严重匮乏。很多大宗农产品都要依赖进口，食糖就是一例。
1973年4月，中国决定进口47万吨原糖，通知中粮公司和香港华润马上落实，由华润对外谈判，国内中粮公司成交。当时国际市场上糖的年交易量只有1000万吨左右，主要出口国是巴西。
为了避免刺激国际糖价上涨，华润公司决定通过郭鹤年，在伦敦交易所完成这次交易。当时的郭鹤年，已经在香港浅水湾拥有住宅。
在之前马来西亚的食糖价格战中，中国已经领教了郭鹤年的厉害，因此希望他能够帮忙，用比较低的价格从国际市场买47万吨糖。昔日的对手，如今变成了合作伙伴。
【图】香港的浅水湾富人区（图片来源：百度）
47万吨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虽然郭鹤年当时已是世界顶尖的食糖贸易商，但即使他愿意低价，手上也没有这么多货可以出售。而且，他估计，如消息公开，会让糖价上涨20%到25%。因此，这是个高难度，并必须绝密的事情。
应该说，郭鹤年对这一消息并不陌生——华润每年都组织爱国华侨回国观光，并选代表回国参加北京的国庆酒会，郭鹤年几次见到周总理，因此对国内的形势很了解。
虽然知道非常困难，但听到是国家需要，而且把这么大的秘密告诉他，这么信任他，郭鹤年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精通国际市场，尤其期货市场的他，还和华润商议，买现货的同时，也帮国家买一些期货，在行情大涨以后卖出套利。
军情紧急，刻不容缓。郭鹤年承诺，他将把自己的生意冻结起来，专门用一两个月时间从事这项任务。
郭鹤年分析后认为，只有去巴西才能买到这么多糖。但自己肯定不能亲自去——否则一定引起同行猜测，甚至提前把行情泄密，后果不堪设想。
恰逢两三周后，日内瓦有个大规模的国际糖业大会。“我想，如果我和他们一起开着会，他们就不会想到是我在买糖吧。”想到这一层，平时很少出席这类活动的郭鹤年立即决定：派人到巴西秘密去买糖，自己则特意报名参加这个会议。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在日内瓦参加会议的郭鹤年，一边和国际同行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一边抓紧部署和跟进着巴西的行动，每一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间谍战是异常凶险的。最紧张的一次，一位英国朋友神秘兮兮地找到他，然后神秘兮兮地同他讲：“你知道吗，最近巴西很奇怪，两三个从来没见过的，很年轻的亚洲人，天天在糖区进出，好像有大事情要发生。”
郭鹤年一阵心惊，装着很诧异也很重视的样子，说：“是吗，有这样的事？是什么情况？你怎么知道的？”给对方留下一句“你还有什么行情，什么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啊”之后，他赶紧离开，出来一脑门子冷汗。“可见他们的情报好厉害。”
第二天，派到巴西的年轻人给郭鹤年传来了好消息。“大会上，有人正演讲，广播传出一个声音，叫Robert Kuok，我的英文名，说有国际电话找。”
他们先在伦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然后向巴西、澳大利亚、英国、泰国、阿根廷等国家购买现货41万吨，平均每吨89英镑。消息传开后，纽约、伦敦砂糖交易市场大幅涨价，达到每吨105英镑，华润遂将期货抛出。
这一惊心动魄的商业大战打下来，郭鹤年不但成功用低价为中国解决了30万吨食糖的缺口，还通过期货市场为中国赚到了差不多500万美金，并按照国家的吩咐把这笔巨款存入到指定的户头。
1973年的中国，500万美元可是个吓死人的天文数字。因为当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是一个急死人的数字：负8100万美元。
然而，作为国际大糖商的郭鹤年，用一两个月，辛辛苦苦，绞尽脑汁为国家干成这么大一件事，自己却没有从这么大的一个行情中赚到一分钱。
“如果我的公司也加入其中，肯定可以挣钱。但我不能那么做。因为这样就是对中国的不忠。这样说，可能太隆重。但我的原则是，即使一个普通的生意，你答应了人家，也不应该跑两匹马。”
寥寥数语，表现了一名华侨企业家的爱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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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郭鹤年：与祖国共成长
这次联手，郭鹤年被定位为“爱国华侨”。改革开放后，他成为中国内陆最受欢迎的投资者之一，频频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
郭鹤年的事业远远不止白糖，而是涵盖了酒店、房地产、船务、矿产、保险、银行、传媒到粮油的庞大商业王国，他旗下的嘉里地产，以及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也开遍全国一二三线城市。
【图】中国大陆首家香格里拉——杭州香格里拉，坐拥西湖一线美景。
【图】郭鹤年产业一览表（香港南华早报已于2016年由马云100%控股）
其中，他在中国大陆最为经典的一次投资，莫过于北京的国贸商圈。
1984年，邓小平要发展中国经济，但是中国连个像样的贸易中心都没有，于是国家想在建国门外大街建设国贸。
一开始国内反对声音很大，因为当时这个地段太萧条了，好不容易找到两个国外的财团，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日本的，对方开出的条件还异常苛刻。
【图】上世纪80年代的建国门立交桥，彼时首都尚未成“首堵”（图片来源：大风号）
郭鹤年在获悉此消息后，愤然而起，“今天的中国还必须靠外国人吗？”他立即做出决定：“我们要争志气，不要给外面人看不起我们华人，这个事情，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做。”于是当即决定，投资国贸一期的建设，后来继续投入资金，完成了国贸二期、三期的建设。
80年代末，受当时局势的影响，很多外商撤资而去，郭鹤年依然逆势加码对中国的投资，成为引领海外华商乃至外商看好中国的标杆旗帜。1990年，邓小平还专门花40分钟接见他，并评价他：你和我一样，都是引路人的角色。
【图】北京国贸中心（图片来源：百度）
如今，国贸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务中心之一，110万平米的商铺只租不售，给郭鹤年带来了超乎想象的财富。
郭鹤年如今已成为北京最大的包租公，在北京的国贸商圈拥有110万平米商铺，只租不售。仅其中的国贸商城，2016年营业额就高达56.5亿元，相当于每天进账1500多万元，用“日进斗金”形容他的租金收入是一点也不为过，简直就是超级印钞机。
不光北京，在上海，郭鹤年已经开了三家五星级酒店，每一家在旺季时都是一房难求。
【图】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莲花套房，纵览一线江景（图片来源：Mr Ge）
下面，让我们用一张表格来总结这位“亚洲糖王”“香格里拉之父”的传奇人生：
2012年年底，郭鹤年在获得当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获奖后，他寄语年轻人：
第一，要专注，无论做什么事业，要抓住机会，不要东想西想，找到好的项目，要抓紧，推动力要大；
第二，必须有耐心。路程中肯定有不少困难，不会很容易的被克服掉，我记得邓小平先生提到做不倒翁，打倒了站起来，做生意一定要这样；
第三，成功以后，赚了钱以后要特别小心。几十年前讲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本人的经验，成功也是失败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