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突破爆发的历史交汇期。经济发展依靠资源驱动的老路既行不通，也走不远。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创新多领域、群体性加速突破，实体经济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广度深度不断扩展，新模式新业态持续涌现，数字经济方兴未艾。
2018年4月，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举行，图为数字交通展台。图/本刊记者潘树琼 摄
数字经济加速重塑实体经济形态
经济运行成本大幅降低。一是大幅降低资源匹配成本。网络信息技术打通线上线下两个空间，大幅降低资源发现、契约签订、监督实施费用，并解决主体间信息不对称问题。贵州“货车帮”运用互联网技术，极大减少公路物流成本，使贵州省货车空载率减少6%，为企业节省成本500亿元。二是大幅降低资本专用性。网络信息技术有效解决企业固定资产或人力资本用于特定用途后，不能经济性用于其他用途的问题。沈阳i5机床依托互联网，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模式，客户只需支付部分定金，最大程度摊薄专用性资本购买和使用成本。三是有效降低制度性成本。网络信息技术为降低企业因遵循政府各种制度、规章而需付出的成本提供有效手段和可行途径。浙江省长兴县利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实现企业证照登记全程电子化，生产许可证初审时限从5天压缩至3天。
经济运行效率显著提升。一是不断深化产业专业化分工。经济运行成本本质是专业化与分工的费用，其决定了专业化分工发展程度。网络信息技术大幅降低数字经济运行成本，导致专业化分工日趋精细化、精准化，产业分工、产品分工、模块分工日趋深化。二是提升企业间生产协同水平。实体经济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将分散生产实体组织在一起，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地工作，以完成单一实体不能完成或不经济的任务，实现总体效益优于单独效益之和。
经济组织方式创新不断涌现。一是企业新型生产、管理、营销组织模式加速变革。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导致组织一体化，而数字革命所带来的交易费用下降促进组织模块化。相比传统要素，数据正变得相对廉价，围绕信息获取短板进行的生产和组织形态快速形成。基于工业经济的纵向一体化组织开始瓦解，企业纷纷采取“业务归核”战略，产业组织也开始从竞争和垄断向更为复杂的模块化组织体系演进。二是新型组织形态不断产生和快速发展。
网络信息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日趋深化，产业界积极推动平台化、生态化发展。平台企业加速壮大，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强中有6家ICT企业，4家互联网企业，苹果、谷歌等平台企业市值超过埃克森美孚、强生等巨头。实体经济形态加速重构。一是智能化基础设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重要支撑。信息网络加快向高速移动安全泛在方向发展，新一代高速光纤网络、高速无线宽带加快普及，正在形成泛在感知、空天一体的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电网、公路网、铁路网等深度融合，极大地提升经济活动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和运行效率，成为支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设施。二是“网络信息技术-经济范式”加速形成。网络信息技术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渗透，有力推动传统产业技术进步，引发新工业革命，传统产业发展理念、业务形态和管理模式发生深刻变革，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加速形成。三是数字经济成为重塑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导力量。传统产业网络信息技术应用程度不断深化，O2O、分享经济等新形态持续涌现，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业态快速兴起，精准农业、农村电商等新模式方兴未艾。
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结构发展失衡，稳增长面临挑战。一是数字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2018年，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数字经济总量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人均数字经济规模均突破2万元，而云南、新疆、宁夏等十省区数字经济总量仅相当于我国数字经济总量的11%，人均数字经济规模均在5000元以下，且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增速普遍高于欠发达地区。二是数字经济消费领域与生产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本大量涌入数字经济生活服务领域，但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和资源投入仍然不足，距离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的实质性变革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转型发展失调，局部风险逐渐显现。一是局部过热现象表现突出。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实冷虚热”态势，第三产业出现发展过热现象，并引发诸多问题。资本市场对娱乐、家政、洗衣、送餐、美甲等低技术含量的行业估值过高，数千家靠“烧钱”的O2O企业在“资本入冬”后因资本链断裂倒闭。二是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剧。传统企业退出、生产效率提升、人力资本专用性是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三大因素。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对传统企业的挤出作用不断显现，大量企业员工失业。
融合发展失序，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面临较高壁垒。传统产业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动力不足，信息化投入大、投资专用性强、转换成本高，追加信息化投资周期长、见效慢，试错成本和试错风险超出企业承受能力；应用网络信息技术能力不足，企业外部服务体系发展滞后。二是网络信息技术发挥作用时滞较长。网络信息技术将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相应组织必须进行适应性调整之后才能获得网络信息技术的正向收益。相关研究表明，网络信息技术从投入到产生正向收益间的时滞约为3年至10年。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优化供给质量，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动力。一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创新。推动服务领域线上线下融合创新，大力发展网络化研发、智能化生产、协同化制造等新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水平。二是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加强对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加快区域间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享共建，推进区域信息基础设施协同发展。
挖掘需求潜力，拉动数字经济持续增长。一是优化信息消费结构。繁荣信息内容消费，新兴体验性消费形态，激发并扩大发展型数字化民生消费，降低民生服务领域准入门槛，鼓励企业发展信息消费新形态新模式。二是改善信息消费环境。鼓励企业提供合法合规、健康向上的产品和服务，打造良好消费选择空间，加强个人信息、交易信息安全保护，打击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防范潜在风险，保障数字经济平稳运行。一是强化引导类政策，创新政策支持方式，建立数字经济企业保险基金，降低企业“试错、容错”风险。二是积极应对结构性失业风险，建立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建立风险监测、预警、处置体系，科学划分风险等级，强化无风险控制能力。三是完善治理体系，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创新监管手段，提高监管能力与水平(孙克：中国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