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长沙：岳麓书社，2024.1
重印前言 陈旭麓
我想，重印这本书，对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和了解前此一些代表性论著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会没有帮助。
因为《旧籍新刊》的凡例是“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所以付印时除个别字句外，于其述事论史悉存原貌，不加改削。只有原书的最后一节，讲的是“抗战建国”的现实，不免囿于成见，就把它节略了。
目录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复兴之大业
附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评《清史稿·邦交志》
琦善与鸦片战争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
欣慰与回忆 蒋寿仁
总论
中西文明
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明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械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强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
根本问题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法权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管理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的放弃了境内的法权。
马戛尔尼访华
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
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贸易
第三节 东西对打
林公缴烟
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式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成了大英帝国的鸦片。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维新之晚？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风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国际法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
…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民心
徐广缙升任总督以后，就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法。林回答说：“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谕和林则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故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都是政治家的失败。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通信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政商
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
双层难关
我们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层的。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私兵
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国内乱的意外副产品，以后我们要深切的注意它的出世。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湘军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并不忽略作事。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曾国藩
…以后曾国藩举荐他的门生李鸿章作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作浙江巡抚。
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史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但是满清并不能救中国，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而趋于消极了。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第三，他怕清朝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次改朝换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以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环绕着，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满清，最大的理由在此。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李鸿章
第一，李鸿章认定了我国到了十九世纪，惟有学希望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的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和历史的意义，他一下救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的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有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士大夫与民众
同光时代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自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地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转移到在野的人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的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是我们大敌人。同治光绪年间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要救国的志士应该人人了解帝国主义的真实性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关系的。关系可以说有三层：第一，资本主义的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国内的资本多了，利息就低。…但是有些资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压力去得投资的机会，还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资本来扩充政治势力。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二层关系是商业的推销。困难在市场。各国竞争市场原可以专凭商品之精与价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和政治的压力。但在十九世纪末年，国际贸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国不但提高本国的关税，并且提高属地的关税。这样一来，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权的发展，争市场等于争属地。
第三层关系是原料的寻求。…
总之，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
日本
自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李鸿章更加焦急。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不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至于西洋各国，彼此互相牵制，向外发展不限于远东，相隔又远，用兵不能随便。
国防
…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防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到了近代，局势救大有不同了。…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缅甸绝不可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作帝国主义的傀儡。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朝鲜半岛
李鸿章既注重中日关系，不能不特别注意高丽。…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重要。
日本国内旧武士们提倡“征韩”。这种征韩运动，除了高丽不与日本往来外，还有三个冬季：1、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2、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尤其是俄国恐怕要下手；3、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光绪元年（日本明治八年）发生的高丽炮击日本船的案子，所谓江华岛事件，主张征韩者更有所借口。
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
东征
“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俩行省耳。”
“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
“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
光绪十一年春，伊藤与李鸿章订《天津协定》。
甲午战败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条约》。
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亏要吃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朴次茅斯条约》是由日本和俄国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于1905.9.5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海军基地签署的合约。其签订结束了日俄战争，标志着日本和俄国对中国东北的瓜分。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且深刻的认识。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脱轨
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是属于哪一党派。却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
学界
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
…知识阶级的人好像应该能作为新国民的典范，其实也不尽然。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读得越多，思想就越腐旧、越糊涂。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都带回来了，五花八门，彼此争辩，于是军阀的割据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中国的读书人素以作官为唯一出路。民国以来，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小朝廷越多，他们做官的机会也就越多。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1]
[1]编者按：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本节的一些观点“不免囿于成见”，因而在增补本节时我们进行了少量删节，正文不再标注。
在苏联革命的初年，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列宁亦乐与我们携手。民国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与列宁的代表越飞（Joffe）共同发表宣言。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
附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一、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自十六世纪到现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合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二、欧洲人的蚕食
三、葡萄牙设法通商
四、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葡人在澳门虽受中国种种限制，但中国货物除由华商运到南洋及日本，再由荷商或英商运到欧洲外，余概须经过葡人之手始能到欧洲。
五、康熙帝的外交
从欧亚关系史来看，我们可以说，自十七世纪起，欧人分两路侵略亚洲。一路自海洋而来，由南向北，其侵略者是西洋海权国；一路自陆地而来，由北向南，其侵略者是俄罗斯。两路的侵略，合起来，形成剪刀式的割裂。全亚洲，连中国在内，都在这把剪刀口内。
《尼布楚条约》是中西最早的条约，也是中西仅有的平等条约。
中国外交史上的大成绩是由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中得到的，不是从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传统中得来的。
六、外交策略不进反退
十三行的禁令实在用意不外三种：1、防止外人开盘踞之渐；2、防止外人通悉中国政情以俾官吏的奸弊无从告发；3、防止外人熟悉中国商情，以便行商得上下物价。
七、马戛尔尼来华
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之不相容。我们抱定“天朝统御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的推演出来国际生活及其所须的惯例和公法。马氏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的或和平的放弃这种传统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居上，外国居下；鸦片战争以后则反是。
八、英国输入鸦片
变动
到了道光年间，中西都有大变动，使旧的中西关系不能继续存在。
第一，英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有所谓工业革命。…
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
第三，经过十八及十九世纪初年的战争，大英帝国毫无问题的是世界的最强的帝国。…
第四，在十九世纪以前，欧人到海外去传教者全是天主教徒。…
换言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我们的近代化也提早百年。
九、鸦片战争前后
同时因为义律玩了这套把戏，他交出的鸦片已不是英商的私产，是英国政府的公版公产，因此这问题更加严重。
十、“抚夷“的难题
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
…但清廷骂他媚外，因为清议要死守“人臣无私交”的古训。换句话说，鸦片战争以后，时论乃不许中国有外交。
十一、“剿夷”外交的代价
其实徐广缙的上台不是寻常官吏的调动，是抚夷派的下野和剿夷派的登朝执政。英法联军的祸根就种于此。
天津交涉
这时拿破仑三世欲得教皇的欢心以维持他的帝位，有了马神甫的悬案，他就师出有名了…八年，联军由大沽口进据天津。
天津交涉最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北京住使…第二是开通商口岸及内地游行。…《天津条约》实在可说是城下之盟了。
次年，各国派使到北京去交换批准证书。清廷于八年秋在大沽设防，以免外人再进据天津。中国愿意堵塞海河交通，留北塘一路出入，则外人不能武装进京。外人见大沽口不能通行，遂以为中国有心废约。
十二、俄国侵吞国土
十三、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十四、尾言
要在内政上占优胜没有人不须外援的。要外援必出相当的代价。大概说来，在朝者出代价较低，因为所需的援助较少。在野者只要有卖国的资格，那就是说，只要外人肯接受他们所开的支票，他们比较不惜把支票开的大点。
评《清史稿·邦交志》
近百年来中外关系之大变迁何在？其变迁之理由又何在？《邦交志》非特无所贡献，且直不知此二问题为撰《邦交志》者之主要问题也。
兰大历史系 蒋. 2024.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