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洋务运动，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官僚士大夫主导的“自改革”。这场“自改革”运动，除了西方入侵和太平天国的外部因素刺激之外，其内部动因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宋明理学内部不同趋向的此消彼长，因此也促动了官僚士大夫内部思想世界与权力结构的分化。“自改革”既是分化的产物，又是进一步分化的动力，本来是铁板一块的清代政治与社会，由此而松动，打开了新的空间，体制外的口岸知识分子由此而诞生，与变革派的官僚士大夫一起，将晚清的“自改革”运动从“改艺”（技术工艺）逐步推向了“改制”（法律政制）。
本文将围绕上述主题，讨论晚清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是如何分化的，官僚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自改革”之间的关系，以及这场“自改革”所能达到的限度，又如何为下一阶段的改革戊戌维新运动和文人士大夫的崛起，铺垫了历史与逻辑的前提。
一， 从理到势：经世致用的出现
任何一场变革，都是从统治阶层内部的分化开始的。有清一朝，官僚士大夫大都出自科举正途，饱读儒家经典，视圣人之学为唯一的价值正当性。于是，变革的精神原动力，不可能来自外部世界，而只能来自儒学内部。
儒学虽然是德性之学，但依照内圣外王，个人要成圣成德，与佛老不同，不能仅仅凭修身，而是要实现外王，从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儒学就具有了修身和经世的双重取向。从宋儒开始，修身一直是儒学的主流，但经世作为不可缺少的支流，在不同的朝代，也时而有所呈现，与修身形成对角之势，比如南宋的叶适、陈亮的浙东的事功学派、清末民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的经世学派。而在朝廷内部，一旦出现了大变革的时势，经世致用往往会占据主流，比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都可以看到儒学的精神取向由向内的修身转向朝外的事功之学。
有清一朝，在士大夫群体当中，注重道德的朱子学与推崇古文经学的乾嘉考据，是学问的主流。然而，到了道光之后，经世之学开始兴起。个中的缘由，正如余英时所说：“晚清经世思想的兴起决不能解释为对西方挑战的反应，而是中国思想史自身的一种新发展，其外在的刺激也依然来自中国本土”。[2] 在鸦片战争前后，封疆大吏中的陶澍、贺长龄、林则徐，还有之前在乾隆年间的陈宏谋，都是以经世闻名天下的一代名臣。以贺长龄的名义、由魏源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的流行，很能看出道光之后士林风气的变化。
清代的三大学派，一为宋明理学，二为汉学中的古文经学，三为汉学中的今文经学。理学当中，出现了注重经世的曾国藩。古文经学当中，则从清初的顾炎武，中经皖派的戴震，发展出晚清主张“通经致用”的张之洞以及以国学而革命的章太炎。众所周知，今文经学则是晚清经世致用的主将，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皆是六经注我，以经学革命来推动变法。由此可见，经世致用的兴起，不是仅仅属于某个学派，而是整个晚清学界的共同价值取向。
晚清的“自改革”运动，首先从办洋务开始。学习西方之奇技淫巧，这在祖宗之法当中，是史无前例之举，需要在圣人之学获得价值的合法性。有清一朝，官方的意识形态是朱熹的理学。倭仁与曾国藩都是理学大家唐鉴的门生，但两个人却代表了理学的不通路向，倭仁是修身派，而曾国藩是经世派。倭仁遵崇唐鉴的“守道”宗旨，视程朱理学为唯一的“正学”，道德心性修养是做人治国不二之法门。他有一段名言：“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曾国藩虽然也是理学名臣，但已经属于理学的“修正派”，在修身之外，更注重经世。倭仁好谈君子与小人之辩，而曾国藩喜欢研究经济之道。一般皆将儒学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但曾国藩认为三科之外尚有经济之学，它属于“孔门的政事之科”，与其余三科一起，共同形成儒家的礼学，“缺一不可”。古代的礼学，就是经世之学，也是史学，是一门实践性的知识。[3] 他的老师唐鉴告诉曾国藩，经济之学包含在义理之内，但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要将实用的经济之学从抽象的义理之中独立出来，赋予其与义理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为之后筹办洋务提供了儒学的合法性学理论证。
第一代洋务派官僚士大夫，大都是理学家，但他们的思想之中，除了“理”之外，还重视另一个要素“势”。所谓“理”，乃是圣人之义理，具有超越价值的从宇宙到人伦的绝对真理，天不变，道亦不变，用朱熹的话说，乃是“山河大地都陷了，理毕竟却在”。倭仁所要坚守的，就是这个永恒不变的天理，所以，他反对开办同文馆，抵制一切与圣人之理抵触的外来之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但是，曾国藩他们是明白人，当湘军大将胡林翼看到长江上冒着黑烟、装备洋炮的英国兵舰，一口鲜血从嘴中喷出，这个场景意味着，洋务派官僚士大夫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天变了，道也只能变。圣人之理，也要随着时势的更替而变化。于是，在“理”之外，“势”就变得格外重要。经济之学是什么？经世致用的核心何在？简单来说，就是随时势变化而调整的那部分圣人之学，用冯桂芳《校邠庐抗议》中的话来说，乃是“以中国之名教伦常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
对于官僚士大夫的理学家来说，在“理”与“势”之间，究竟是重“理”还是重“势”？在这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光谱。以倭仁、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例，倭仁与李鸿章处于两个极端，而曾国藩位于中间。倭仁是以理抗势，拒绝正视晚清国门打开之后的情势变化，死守千年的祖宗之道，下面要谈到的清流党人也是这样的文化性格。李鸿章是“势”重于“理”，置儒家之“理”于脑后，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应对变化了的时势。李鸿章之后的务实派改革大员袁世凯更是变本加厉，是一个全然没有义理与道德的政治投机家。而曾国藩希望在圣人之“理”与经世之“势”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因此内心常有“天人交战”的煎熬，曾国藩之后的第二代儒臣张之洞亦是如此。
将曾国藩与他的学生李鸿章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两代洋务派士大夫在“理”与“势”之间的差异。曾国藩讲究经济之学，但义理之学依然是第一位的。儒家义理追求的是为民之王道，而经济之学原本是法家的富国强兵，迫于晚清累如危卵的局势，不得不将儒家的经世致用落实在国家的富强之上，国之不存，无以保教。“理”与“势”之间并非能够相安无事，二者的紧张与冲突在曾国藩的晚年心理之中突出表现出来。在让他焦头烂额、名誉扫地的天津教案之后，他感叹说：“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4]
“理”与“势”的冲突，在处事原则上，体现在究竟以道义为价值，还是厉害为原则？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对话，很能表现出两代洋务派的代际差异。天津教案的后期，李鸿章奉旨接任直隶总督，老师问学生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信心满满地回答：我就与洋人打痞子腔，言下之意，可以依据厉害关系，言而无信，因势而变。曾国藩听了骤然变脸，正色说：办外交以圣人之教，讲究忠义诚信为第一原则，洋人纵有百般不是，但他们也是讲信用的。[5]李鸿章听了只能点头称是，在其晚年，承认自己不及曾国藩：“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代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6]
中堂大人并非自谦之词，乃是有自知之明。曾国藩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晚清圣人，他的身边，聚集了咸丰同治年间最优秀的人才，他是当朝之名臣，又是一代名师----不仅是经师，而且是人师。如果说曾国藩是洋务的精神领袖的话，那么，比他更懂时务、更有实干能力的李鸿章，虽然幕府和部下也人才济济，但用的多是功利之徒。张佩伦批评他喜欢用有用之道德小人，“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7] 比如，李所欣赏的盛宣怀就是一个显例。曾国藩以道德人格感召门生，李鸿章则是以功利厉害招徕人心。曾国藩的时代，士林还讲气节、忠信和操守，到了李鸿章时代，士林的风气开始变化，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不仅成为处理朝廷事务的潜规则，而且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人伦领域。辜鸿铭后来对李鸿章有一段批评，说李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庸俗，代表了“现代物质实利主义的破坏力量”，从此以后，“庸俗将成为新中国的理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将不仅拥有中国自身的庸俗，还将拥有欧美的庸俗”。[8]
辜鸿铭以崇尚道德、名誉和节操的欧洲贵族自居，最看不起新崛起的庸俗的中产阶级。所谓的庸俗，用学术的中性术语来说，就是世俗化，人心不再追求来世的救赎或解脱，不再在乎道德的伦理信仰，一切以工具理性的实用原则看待和处理人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李鸿章、而非曾国藩打开了近代中国世俗化之门。是耶非耶，全然取决于站在哪种价值立场。现代化本来就是一场庸俗化的运动，这种庸俗，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祛魅”，社会从此剥离神圣与道德的光环，以世俗之人的世俗利益作为最高价值。
二，洋务VS清流：讲厉害还是讲是非
晚清的洋务派士大夫，从李鸿章开始，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启了世俗化的程序。辜鸿铭当然要视李鸿章为心目中的仇敌了。他想象中的晚清贵族化的“牛津运动”，乃是清流党人。清流派与洋务派，是洋务运动时期士林中的死对头。清流讲是非，洋务讲厉害。洋务派视清流派不识事务，不谙世界大势，是一批过气了的迂腐之儒；而清流派反过来将洋务派视为利欲熏心之徒，全然忘却了儒家名教的基本义理。
清流派与洋务派，不仅有观念的差异，而且文化气质也全然不同。洋务派的不少封疆大吏，未必有最高的功名，同光年间三位位居总督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是举人，刘坤一、张树声只是廪生出身，湘军、淮军中的不少洋务派官员只是军功显赫而得以上位。清流的出现，与翰林拥挤有关。清流派多是正途进士，甚至点了翰林，只是军功者与捐纳者占据了他们外放做官的仕途，鸠占鹊巢。于是清流党人不得已只能在翰林院中暂时栖身。他们自视甚高，看不起洋务派这些“粗才俗吏”，自认是“清流”，而洋务官员只是“浊流”，批评后者“一切行政用人，论功利而不论气节、论才能不论人品”。[9]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说，清流党人有三种人，其中上品者，乃是“弪弪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中品者乃是“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余绪，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下品者本来“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10] 这段分析虽然不无洋务官员的偏见，但所谓清流，的确并非儒辜鸿铭所想象的那般品格整齐，人品格调高下者，不一而足。
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从来等级森严，在乡野打拼得以出人头地的乡绅，与翰林院里饱读诗书、讲究优雅礼仪的上层贵族，自然不在一个文化地平线上。清流只是正途出身，清流之外，更有名士，所谓名士，科举出身未必重要，要紧的是要有非凡的文化品味，除了正宗的学问，金石书画，皆能玩赏。张之洞当年在京城，就组织过名士俱乐部，这都是张之洞看得起之人，不同于一般的“粗才俗吏”。文化品味的差异，形成了晚清士大夫的等级化落差。
同光年间，洋务派官员与奕䜣内外联合，打造了自强运动的高峰。慈禧太后当然要借助朝廷中的清流党人，牵制和平衡在一线主持实务的洋务派。这些在翰林院中夸夸其谈的文人词臣，所攻击的不仅是庸俗的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同时横扫各种贪官污吏。于是，同光年间的士林舆论，出现了有清一朝以来前所未有的难得活跃。
明末的士林，曾经人声鼎沸，处士横议，形成了古代士大夫“清议”的鼎峰，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发出自己的声音，黄宗羲甚至提出要办学校，让皇帝大臣到学校来，洗耳恭听读书人对国是的批评。天下之是非不应取决于朝廷，而是民间的天下之人。但清朝以控制舆论起家，开国250年以来，即使康乾盛世，皆是死气沉沉。同治中兴，不仅表现在世俗化的洋务兴起，另一个重要的变化，乃是舆论板块的松动。对外开放必然带来统治阶层的分歧，而有了分歧，便会形成权力板块的松动，从而刺激为舆论的活跃。不过，清流与洋务的对峙，基本发生在体制内部，清流的“清议”，乃是庙堂内的声音，这与晚明的“清议”主要在庙堂之外，形成于江南的民间士林迥然不同。
不过，在同光年间，在上海的租界飞地，已经有洋人主办的民间报纸，最有影响的是《申报》，各级官员都通过阅读《申报》，了解国内外见闻与新知。《申报》的知识偏重洋务，但它的立场却是青睐清流的，常常放大清流对官僚的批评，《申报》与清流里应外合，形成了晚清庙堂内外的公共空间。中国的公共舆论，正式发端于1890年代的《时务报》，但在1860年代，已经有其先声。
三， 边缘人：口岸知识分子
洋务也好，清流也好，毕竟还是官僚士大夫内部的分野，同光年间在通商口岸，还出现了一群之前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精英：口岸知识分子。
说是新精英，在当时却被社会视为士人中的边缘人。古代读书人的正途，皆是科举做官。若仕途不畅，秀才之下，都属潦倒之辈，不是在乡间当塾师，就是行医谋生。这批新精英，原本就属于这群倒霉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家庭出身不是平民，就是破落的官宦之家，或者父亲早逝。因为家道中落，所以无法支持他们长年复习备考，不得不出来“觅食”。以两位苏州人王韬和沈毓桂为例，王韬的父亲是乡间贫穷的塾师，在王韬20岁的时候去世，王韬不得不到上海传教士主持的墨海书院，从此走上不归路，在仕途之外闯下另一片天地。沈毓桂也是父亲早逝，由祖母带大，虽然聪颖过人，但在科场不顺，只能行医、当塾师，最后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到上海滩“觅食”，同样进了墨海书院，后来担任了12年的《万国公报》主编，这张报纸启蒙了康有为梁启超整整一代文人士大夫。
若放在晚清之前，像王韬、沈毓桂这样的边缘读书人就必定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一生默默无闻。然而，1843年五口通商之后，就为这些边缘人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在中原的农耕文明的边缘，海洋文明首先在南方出现，以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在东南沿岸，形成了香港-上海走廊，与传统义理考据辞章的旧学不同，声光化电的科学和上帝福音的基督教义在口岸城市得以传播。这些来自西域的新知是传统士大夫全然陌生的，而是由在华的传教士和外商所掌控，王韬等人跟随他们，很快成为中国最早拥有新知识的口岸知识分子。
即使如此，第一代口岸知识分子，依然是中西社会的双重边缘人。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们是士林中的另类，为洋鬼子服务，自然被看不起。而对于洋人来说，则是为自己服务的当地雇员，也缺乏受尊重的地位。他们具有新知识，但缺乏社会权力。从事的是被看不起的边缘行业。他们靠西学谋生，观察世界的方式已经是新式的，但心态是传统士大夫的，在香港、上海讨生活，但并不喜欢洋场的文化，犹如列文森所评论的，理智上面向西方，但情感是传统的。
口岸知识分子由三部分人组成：自由职业者、买办和具有新知的幕府。第一类的自由职业者，除了前述的王韬、沈毓桂，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马建忠、马相伯兄弟、李善兰、华衡芳等。马氏兄弟原本就是天主教家庭出身，到上海之后自然进入传教士文化圈。李善兰、华衡芳出身世家，本来可以走正常的仕途，但独独对数学有特殊的兴趣，遂摒弃仕途，到上海随传教士研习科学。王韬作为报人，是下梁启超、汪康年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先驱，只是在1894年之前，还没有大规模出现而已。
第二类是具有买办身份的知识分子。自然，不是所有的买办都是知识分子，但像郑观应、经元善这样的买办文人，与后来出现的张謇这些绅商不同，因为家庭的经商氛围，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走科举之路，身份上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买办。常年与洋人打交道，对西学新知有敏锐的观察，对世界大势有深刻的感受，他们像王韬那样，思考中国的改革路向，但因为从事实务的缘故，又没有受过旧学的学术训练，故所发表的多为务实之论和具体的改革国策。
第三类是具有新知的幕府知识分子。在太平天国的乱世之际，湘军、淮军这样的私家军队趁势崛起，曾国藩、李鸿章礼聘了大批读书人作为自己的私家幕僚。在正式的官僚体制之中，很难选拔和培植人才。而晚清的幕府制度，可以绕开体制的种种弊端，选择一流的专业人士服务于军政与洋务事业。同治中兴，除了洋务派官员的远大识见之外，离不开这些具有新知和新视野的卓越之士。魏源、郭嵩涛、冯桂芬、薛福成、容闳这些一代才俊，无不是幕府出身。晚清的幕府，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绍兴师爷，不再是技术性的刀笔小吏，而是有各种专业才能的饱学之士。幕主与幕僚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共商大计。幕府与前两类口岸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并非体制外的边缘人，而是体制中的边缘人，多有进士、举人等显赫功名。才干卓著者，被曾国藩、李鸿章保荐，直接出任四品以上高官。到了晚清，幕府在翰林院之外，也成为了候补高级官员的蓄水池。
无论是体制外的报人、买办，还是体制内的幕府，这些口岸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大多出生和成长于香港-上海走廊的沿海地区，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广东人与江浙人为主，比一般传统士大夫要早一步接触和了解西方的新知。知识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而视野又定义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香港和上海，是1895年之前对外开放的两个最重要的门户，同光年间最优秀的口岸知识分子，无不有香港或上海的生活经历。120年之后，当第二轮开放重新启动的时候，最早吹入海洋文明的区域，与同光年间的第一轮开放一样，依然是香港-上海走廊的沿海地区，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中心，并非历史巧合，既有地理政治的因素，也是文化传统所致。
四，“制”的变革，究竟是体还是用？
从1860年到1894年，是洋务派官僚士大夫主持改革的年代，而新出现的口岸知识分子，起到了不可代替的辅助功能。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都将这段时期称为洋务运动，似乎变革主要集中在器物的现代化上。事实上，1883-1885年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之后，朝野的士大夫，都出现了要求从洋务到变法的声音，虽然没有直接触动朝廷推出改革的举措，但已经为之后的戊戌变法铺垫了道路。
从晚清到五四的知识分子的变革，分为器物、制度与伦理三个阶段，它们分别触及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艺”（技术工艺）、“制”（法律政制）和“教”（伦理名教）三个层面。伦理名教是帝国的立国之本，也是官僚士大夫的立身之本，只有到了康有为、谭嗣同这代文人士大夫崛起之后，才开始受到冲击，在戊戌维新之前，无论是体制内的官僚士大夫，还是体制外的口岸知识分子所致力于的，是在守护纲常名教的前提下，从“艺”到“制”的改革。
众所周知，所谓的洋务派官僚士大夫，有两代人：第一代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第二代是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1894年甲午海战的失败，李鸿章退出朝廷的中枢，是两代人权力交替的枢纽。在张之洞这些第二代官僚士大夫主导晚清新政的时候，不仅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崛起了，而且更激进的革命党人也浮出了海面。那么，是在1894年之前，官僚士大夫是如何从改“艺”转向改“制”的？
第一代官僚士大夫曾国藩、李鸿章所领导的洋务运动，集中在学习西洋的技术工艺，至于如何学习，一开始所想到的是“人”的因素，只要用对了人才，就能将船坚炮利学到手。但在“仿西洋之器”的过程中，渐渐发现“器”的背后，还有“制”，比如军事的营制，西洋的就与中国的不同，于是，就从“仿西洋之器”，转向“仿西洋之制”。不要说“西洋之器”，其实“西洋之制”，也是整体性的，学了军事之制，接下来就是工商之制、教育之制，乃至法政之制。同光年间的自强运动，就是这样从向西洋开放而步步逼出内部的制度变革。
制度的变革，分为两个层面，一层是技术性的，用马克斯·韦伯的概念，乃是制度的理性化，通过现代的管理，强化生产性的效率。另一层是价值性的，涉及到政治的参与和合法性重构，设立议院，将君主专制制度改变为君主立宪制。若用现代的学科划分，前者属于行政学、管理学范畴，后者就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
技术性的行政学改革，1860年代之后具有新知的幕府知识分子提出的各种变革方案，从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到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已经洋洋洒洒，颇具规模了，因为这些改革，并不涉及朝廷的核心利益和根本体制，所以为洋务派官僚大臣所喜闻乐见，第一代洋务派官员曾李左对技术性变革部分采纳，而第二代洋务派大将张之洞更是将之作为《劝学篇》的外篇内容，全盘接受。辛丑之后的晚清新政，就是处在这个理性化、技术性意义上的“改制”延长线上。
戊戌变法时期帝党与后党、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的真正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在技术性的法政制度变革上，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只是步骤疾缓的差异。然而，正是在是否要开议院这个属于政治学改革的要紧点上，张之洞与康有为分道扬镳了。虽然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官僚士大夫为时势所迫，也推动筹备立宪，但在戊戌时期，当各种技术性的行政改革刚刚开始推出的时候，涉及到政权合法性变动的开设议院，显然就不是官僚士大夫与地方的绅商所愿意看到的。
然而，开设议院的声音，在1870年代已经出现了。国门打开之后，西洋的议会制度随着“西制”的其他制度，一并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最早由洋人主持的《万国公报》和《申报》作为西域的政情介绍进来，在随后出使西域的外交官中，也有详细的描述。但作为一种值得仿效的“西制”，乃是由体制外两位最有眼光的口岸知识分子郑观应和王韬最早提出来的。郑观应在1875年写成的《易言》中说，泰西的议院“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即此一事，颇与中国的三代法度相符。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11] 稍后，王韬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君民共治，上下相通”，这是比君主之国要优越的君主立宪之国的好处。
将西方的议会制度比附为中国的三代之制，不仅是策略性的，也是知识性的，最早观察西洋的口岸知识分子，只能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视野之中理解新的事物。这类“西学中源”说克服了口岸知识分子内心的中西紧张与对立，守护了中国文明的尊严与自大，而且也容易为体制内的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和采纳。果然，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让体制内的权力板块得以松动，一部分有清醒头脑的官僚士大夫焦虑于清代以来君主专制带来的上下相隔，开始倾心于西方的“议郞”设置。1884年，李鸿章的部下、两广总督张树声在临终之前写下的《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12]
一个廪生出身的正二品封疆大吏，在1880年代，就有此识见，可谓超越了整整一个时代。晚清的士大夫喜欢用体用、道器和本末区分中西之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从洋务到辛亥整整半个世纪官僚士大夫的集体共识。在“艺”、“制”、“教”三者之中，“艺”为用，“教”为体，这并没有什么分歧，但“制”的变革，究竟是“体”，还是“用”？张之洞的《劝学篇》中论述“变法”一节，认为“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13] 在这里，张之洞所说的“法制”，乃是前面所分析的行政学意义上的典章制度，而非政治学层次上的国家根本制度。显然，前者属于用，后者属于体，是不可变易的政教一体。然而，张树声的临终遗言，却看到了议会制度，乃是一种无法与改“艺”、改“制”割裂的西学之体，中国只有采纳这个层次上的“西制”，才能转为富强，成为现代国家。
到中法战争之后，重视开设议院的，在官僚士大夫当中，已经有郭嵩涛、崔国因、宋育仁、陈炽等一批人。他们虽然属于先知先觉者，但这一主张混杂在其他行政学意义上的“变制”清单之中，并不显得刺目。更重要的是，此一阶段的开议院要求，与西式的君主立宪尚有一段距离，基本思路仍是回到三代之治，得民心、通下情，君民一体，共谋自强。其背后的义理依然是圣人之教，与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激进变法有天壤之别。
同样的“变制”，都是在“用”的范畴里面，是否能够为主流士大夫接受，要看与“体”的关系。康梁在戊戌时期的变法，之所以不为官僚士大夫容忍，乃是与名教之“体”被颠覆有关。而在后“洋务”、前“变法”时期的同光年间，因为“体”的无人挑战与怀疑，因此哪怕是开设议院这样的超前主张，依然被视为是温和的“变制”，因此兵部尚书彭玉麟肯为郑观应背书，为《盛世危言》作序，孙家鼐也会将《盛世危言》连同汤寿潜的《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起推荐给光绪皇帝。
在1894年之前，对于官僚士大夫与口岸知识分子而言，有一个从洋务到变法的认识进程，其极端之处，便是开设议院，但不能碰触的天花板，是圣人的名教，不要说不敢，连想都不敢想。因为这代读书人，依然在正统的旧学之中，即便是最激进、最有超越意识的王韬、郑观应这样的边缘知识分子，亦是如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纲领性章节《道器》篇中明确表示：“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说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14] 在戊戌维新期间，郑观应、经元善这些沪上的绅商阶层，虽然在改革的大方向上与文人士大夫基本一致，但对康有为激进的变法主张、特别是颠覆孔孟名教颇有微词，以为新进改革者“才高意广，不求平实”，过早开始议院，恐怕会流弊丛生，招来大乱。[15]他们哪怕观念超前，与康有为一致，但在行动上，却属于张之洞的稳健一路。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有思想上承继关系，但毕竟是晚清的两代知识分子。
1895年之后，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崛起了，他们与上一代官僚士大夫有同有异，合中有分，戊戌变法的所有秘密，都与此相关，关于文人士大夫，那是另一个话题，将另文论述了。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17BZS018）中期成果。
[2] 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载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3] 参见萧一山：《曾国藩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6页。
[4] 曾国藩：《请以陈钦署天津府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5] 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卷4，第13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6] 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卷4，第13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7] 《中日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8] 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黄兴涛编译：《辜鸿铭文集》上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287页。
[9]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辜鸿铭文集》上册，第418页。
[10] 《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3-344页。
[11] 郑观应：《论议政》，《易言》上卷。
[12] 张树声：《遗折》。《张靖达公奏疏》，清光绪25年（1899年）刻本，卷八。
[13] 张之洞：《劝学篇》，载五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页。
[14] 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