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名臣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其中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关系紧张。
左宗棠与曾国藩是同乡好友，但对其行事格格不入，常有微词，但对其为人操守、处事原则，多有崇敬。曾国藩奉旨办团练，成了名义上的团练军共主，左宗棠编练为新楚军，基本上不受曾氏节制，相对独立在曾氏军权体系之外。
尤其是，攻破江宁（南京）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福瑱（即洪天贵福）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福瑱仍为军中在职领袖，于是密疏奏报朝廷。
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上疏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
此时，已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
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曾左失和成为了晚清史上一件公案。
一、曾左恩怨
曾国藩是科举正途出身，左宗棠屡试不第。
左宗棠虽然没有从科举出身，不是说明他没有才能，恰恰相反，他学的却是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也以诸葛亮自况，自称“今亮”。他才名远播，很多官员都倾力结交他。
一代名臣陶澍将其目为奇才，引为忘年之交，甚至结为儿女亲家。这里要介绍一下陶澍，陶澍乃是开创汉臣格局的人。林则徐、贺长龄（此人是左宗棠老师）兄弟、左宗棠、胡林翼、魏源都受过他的栽培或举荐，可以说，他是经世派向洋务派转型的关键人物，“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所谓同光中兴，湖南人才鼎盛，皆起于陶澍，甚至曾国藩本人也受陶澍的影响。左宗棠能跟这样的人结为儿女亲家，他的才能可见一斑。
他后来出任湖南巡抚的幕僚，是他的另一个儿女亲家郭嵩焘多方恳求，才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危急情势下出山，为张亮基划策，保住了长沙。这里插一句闲话，郭嵩焘跟曾国藩也是儿女亲家，而左宗棠一度观察太平军，曾有过投太平军的想法。
左宗棠这个幕僚当得硬气，他这个幕僚，巡抚要听他的。无论是张亮基还是后来的骆秉章，都对他言听计从，所以他虽然没有官身，但却是实际的湖南巡抚。曾国藩举荐他当知府，在别人看来可能是破格，但要左宗棠屈尊，恐怕很难。他早年跟贺长龄读书的时候，贺长龄跟他说过一句话，“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这句话对左宗棠来说确实是至理名言，他当然不会为一个知府自限其成。
而两人真正交恶，其实正是在这一时期，还不用到太平军灭亡。曾国藩受命办理团练，剿灭太平军，但是当时清廷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很多军饷都要自筹。被逼无奈，他想了一个十分缺德的办法，勒捐。这是文雅点的说法，说白了跟土匪绑票无异，谁家有钱，把人绑了来，让其家人拿钱赎人。而一向读圣贤书，提倡忠孝仁义的曾国藩来做这个事，也实在是有辱斯文。
曾国藩绑票的人里，最有名的一个人叫陶桄，是名臣陶澍的儿子。聪明的人，可能猜到了，陶桄还是左宗棠的学生兼女婿，也就是说曾国藩把左宗棠姑爷给绑了。当时陶澍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声望犹在，曾国藩此举不啻于跟整个湖南官绅为敌，在整个湖南官场都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亲自跑过去给陶家说情，曾国藩还是不给面子，硬是让陶家交了银子才放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左宗棠本来就不是好脾气的人，他一怒之下，联合湖南士绅把曾国藩赶出了长沙。湘军在长沙呆不下去，只好移驻衡州。这才是二人交恶的开始。后来虽然曾国藩对左宗棠有 举荐之恩，但是也难平二人嫌隙。多说一句，知乎有个问题是，曾国藩为什么不拥兵自立，实际上，曾国藩连湖南老家的官绅都得罪了，他拿什么拥兵自立？
曾国藩自然也知道这一点。多年以后，曾国藩还对人说：左季高（左宗棠字）以我劝陶少云（陶桄）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致仇隙。”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谓完美圣人，道德完人，都是后来加给曾国藩的光环，一个道德完人，是不可能做成什么事的。曾左的恩怨，也不是一个光明磊落，一个自私狭隘可以概括的。
二、曾李情谊
评价曾左，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觉，认为是在褒左宗棠，贬曾国藩，其实不然，只不过中国曾有过曾国藩热，对曾国藩有些过誉而已。
其实这三大名臣，各有所长，曾的长处是识人用人，培养人，左的长处是战略头脑和军事才华，李的长处是精通时务，为人干练，各有擅场。
晚清有四大幕府，陶澍、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入此幕府，甚至比科举还要攀升得快，尤其是曾国藩的幕府，言传身教之下，无论是性格还是仕途，对于人的提升是很快的。李鸿章年轻的时候，先是办团练，但那时候军事才能很一般，所以打了几次败仗。
李鸿章之父跟曾国藩交情匪浅，他们是同年进士。李鸿章初入幕府，曾国藩就对他青眼有加，说他“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有才的人总是骄傲的，曾国藩幕府有个规矩，早起都要跟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年轻的时候偏偏散漫慵懒得厉害，有次装病偷懒，曾国藩干脆就等他开饭，等他来了之后教训他一顿，拂袖而去。
曾国藩的幕府，还有一个特点，大部分是湖南人，李鸿章一个安徽人难免有些扎眼。有次，将帅们和幕僚一次聊天，说着说着说到各自的家乡，湖南人当然说自己家乡好，李鸿章也说些安徽的好处。
这时候，曾国藩帐下名将彭玉麟忽然说了一句：少荃每日晚睡懒起，想必皖地民风若此，无怪合省以负贩为业，少有正途。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鸿章本来就对偷懒这事觉得很没有面子，更何况，还把偷懒安到所有安徽人民头上，这就涉及到地域攻击了，再说彭玉麟虽然是湖南人，但是却是在安徽生的。
李鸿章当然不干，正好彭玉麟父亲在安徽当过官，他脑子反应很快，立即反唇相讥：雪琴（彭玉麟字）有所不知，安徽民风勤勉，然自令尊执掌数载，竟令做慵懒之态尔。要不说名臣就是名臣，反应就是快，合着安徽的民风都是彭玉麟老爹带坏的。不过这里李鸿章犯了一个错误，地域攻击尚可原谅，辱骂别人父亲可是要出事的。
彭玉麟日后有三个美名“不要官，不要钱”，第三个叫“不要命”，不要命是不是优点我不知道，但是通常有这样名声的人脾气不会太好。李鸿章如此侮辱他父亲，他当然不干，“遂用老拳”，李鸿章也不含糊，“亦施毒手”，一场撕逼大战立刻开始了。李鸿章这里又犯了一个错误，彭玉麟虽然又瘦又小，又是读书人，他李鸿章虽然身材高大，但是彭玉麟是带兵的，曾经“初习拳脚”，后来又“逐队杀贼”，也就是说，彭玉麟是练过的。
这场仗，李鸿章应该没占到便宜，彭玉麟跟他“相扭扑地”，这两人被曾国藩称为，“天下英雄，当数彭玉麟，李鸿章”，日后的两个大佬就在地上打得滚来滚去，这画面简直太美。旁边这帮大佬包括曾国藩居然就袖手看戏，可以看出来，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没啥人缘，曾国藩对他也是想磨练一下，挫挫他的锐气。
这事发生后，李鸿章就萌生去意。1860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移驻祁门，李鸿章与他意见相左，曾国藩一意孤行。后来发生了李元度事件，李元度是最早曾国藩办团练的时候就跟他的人，后来曾国藩被太平军打的大败，两度想自杀，都是李元度拦住了他。可以说此人是曾国藩的恩人。曾国藩对他也很感恩，保荐他驻守徽州，但是这人是个书生，本就没有领兵之能，太平军一来，他又不听曾国藩的坚壁据守的命令，擅自出战，丢了徽州。（咦，好熟悉的感觉）
不同于马谡的是，他兵败后直接跑到浙江巡抚王有龄处，这人是曾国藩政敌。曾国藩大怒，准备上书弹劾他，让李鸿章拟稿，李鸿章坚决反对，愤而扬长而去。
李鸿章在外面闲逛了一年，四处碰壁，后来还是回到曾国藩幕府。这里要说一个人，为李鸿章牵线的是郭嵩焘，当初劝曾国藩出来办团练的是他，劝左宗棠出山的也是他。
曾国藩跟李鸿章可以说更多的是长辈对晚辈的栽培，后来李鸿章给曾国藩儿子写信，也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
三、左李之争
如果说曾左之间的矛盾还有些偶然性因素的话，那么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简直是天生的对头，两人从性格到到经历，从洋务方针到防务理念，都有本质的区别。
性格上，左宗棠直爽任勇，李鸿章圆滑世故；
经历上，左宗棠以军功显，李鸿章虽然也有军功，但是上面说了，他的最大长处就是精通时务，也就是洋务，擅长跟洋人打交道，左宗棠虽然也办洋务，但是对洋人插手中国事务，一向是深恶痛绝的。
左宗棠办洋务，是立足于造的，他办的福州船政局，逐渐的用国人替代洋员，李鸿章则是，非洋人洋匠不可；
至于塞防海防之争，李鸿章认为，“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而左宗棠则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代表李鸿章就是卖国贼，而是晚清在财力窘迫的情况下，选择重点的不同。
左宗棠也说，
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习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已之私见自封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