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三月，因病请辞的林则徐刚刚回到福建侯官。在云贵任职期间，他整顿矿务，鼓励私人开采 （道光皇帝的政绩之一），调解回汉两大族群之间的矛盾，可谓是极尽为人臣子之能事。帝国的病症已经扩散至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他心里清楚自己只不过是裱糊匠罢了。还能糊几时，全靠上天还能给多长时间的寿元。道光二十九年秋递的辞呈，同年回的批复，去往侯官的路，林走了半年之久。路过湖南长沙时，他遇见了一个奇男子 ---- 左宗棠， 后人称那次两人的会面为 “湘江夜话”。
左宗棠生于1812年，小了林则徐足足两轮，可两人一见如故，无所不谈。他们相见于湘江之畔，对于时局，家事，国事，政务，财经，都给了相当有深度的看法。林则徐一来佩服左宗棠的经世之才，二来觉得国家后继有人，几番交流之下便决定将自己在新疆所准备的边防资料与战备计划悉数交付予左宗棠。林此番见左宗棠之前，并不知晓左也对西域之事感兴趣；同样左宗棠在见林时，也不知道他会交给自己如此重要的材料。两人之间的这次一来一往，给将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很深的伏笔。第二天临行前，文忠公对左宗棠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可能也正因为文忠公的这句话，本来就视林则徐为道德楷模的左宗棠，对于自己将来经营西域之志便愈发的坚定起来。当林左二人在长沙相谈甚欢的时候，洪火秀和他的乡党冯云山在广西开始了对拜上帝会组织的最终集结。
1850年7月，此时的洪火秀已经不叫洪火秀了，自己的族名洪仁坤也不用了，而是改名为洪秀全。洪、冯二人在花洲山人村部署起义工作，但指挥部是设在广西金田村。他要求所有拜上帝会成员变卖自己的田产之后拿钱去金田集中，除此以外还广泛联系已在广西发动暴动的天地会成员。一段时间之后，聚集在金田的男女老少已达两万余人。洪教主下达命令，所有人携带的钱财全部交给“圣库”，衣食全由“圣库”供给。按军制把前来投奔的人员组织起来，分别置下男女二营，进行军事化训练，时刻准备起事造反。招兵买马、啸聚山林的拜上帝会组织因为声势浩大，很快就引起了清廷的警觉。因此为了尽快平定叛乱，清廷再度启用林则徐，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管广西军务。可是林则徐回到侯官老家休整还不到半年，长年累月的奔波早已使他的身体不堪重负，原本就不算强壮的身体在疝气和脾泻的双重打击下，已经是瘦骨嶙峋。这种慢性病急需要他在一个清闲安静的环境下静养，再也承受不起远赴新疆或云南这么重大的政治任务了。然而帝国严峻的局势不会因为你的病情而得到缓解，新继位的文宗皇帝也不会给你时间去静养。放眼朝野，像林这样有王佐之才的能臣又是少之又少，朝廷甚至在林故后还让其代理广西巡抚（清朝时期消息的传递时间比较慢）。于是乎，一是出自于内心的家国责任感和社会危机感，二是来自于紫禁城的压力，使得林则徐必须拖着病躯迎难而上。9月底，朝廷的诏书到了林宅前，林则徐不顾一切困难险阻，于10月2日启程，奔赴广西前线。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林家一行人还未行到一半的路程，林的病情就因旅途颠簸而恶化，疝气反复发作。10月12日刚抵达广东诏安，他就一病不起，据家人口述记载，曾一日连续腹泻二十多次。然而时局的紧迫加上自己对国家的责任感，迫使林则徐不能停下，就算躺在卧轿中，让人抬也要抬进广西省境。10月19日，也就是七天之后，林则徐在广东普宁病逝，享年65岁。
高宗皇帝生命最后的7年、宣宗皇帝生命最后的7年、林文忠公生命最后的7天，三者的命运与7这个数字相关联，中国的命运也与7这个数字相关联。倘若高宗、宣宗皇帝早崩殂7年，文忠公晚死7年，那么中国之命运是否能得到逆转呢？答案是不确定的，但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洋务运动的开展会早十几年，洪杨之乱也不会肆虐东南十余年，造成超过一亿无辜百姓的死亡。以林则徐的才华，能力，治世手段，洪秀全与冯云山很难在其手掌下翻身，绝对不会出现像无能钦差赛尚阿那样的无脑操作。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这些人也不会在太平军已经尾大不掉的情况下再出山平乱。大洋的彼岸，日本正在经历其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幕府时代 ---- 德川幕府时代。虽然当时日本的政治大环境和清政府的政治大环境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依靠海洋经济发展起来的一批新兴的商人阶级对于压抑的政治气氛早已心怀不满。资本的累积，手工业的革新，生产关系的改变，使得改革力量慢慢地向顶端政治三角区迈进。同时庙堂之外，底层的知识分子对于从中国传来的儒家哲学也渐生裂隙，认为清朝时期广为流行的训诂学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如果想推动改革，势必要让自身能 “师出有名”。山鹿素行和吉田松阴二人便是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两位思想理论家。山鹿素行以一本《中朝事实》奠定了其历史地位，书中所倡导的 “华夷之辨” 为后世思想家的理论产生了极大影响。吉田松阴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山鹿思想的延续者，他所提出的 “一君万民论” 给后来的 “尊王攘夷” 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二者的带领下，日本的知识分子阶层相比起中国的 “洋务派” 知识分子团体，对于国际观和价值观有了新的认知 ---- 从以文化优劣的程度来区分华夷的国际观，转变到以实力称雄、弱肉强食的近现代国际观来。在所有条件都趋于成熟的情况下，即使黑船不来，日本也终将走上改革之路。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惨败，给他们也敲响了警钟。内因加外力，使得扶桑国完成了第一次蜕变，
林则徐的死只是时间问题，即使他成功到达广西，病躯也肯定难堪重负。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的生死看得如此重要？那是因为他的存在好比黑暗中的一束光。林死，清灭。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思和落寞，我们同时也看见了一个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重生。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他都做到了。后来靠平定太平叛乱的曾、左二人，在他的面前都黯然失色。林文忠公的挣扎是万千中国百姓挣扎的一个缩影，他的一生伴随着泱泱大国潮起潮落。忘不了的是他清瘦的背影，浮现的是他忧思的双眸。
“应视国事如家事，能尽人心即佛心。”
但知难行易，未知将如何发展，谁也无法看清。
原标题：《大变局中的掌舵手：道光帝、林则徐、左宗棠和洪火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