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四月，永州镇总兵樊燮诚惶诚恐地赶到省府长沙，拜见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
这个樊燮来头不小，不仅是正二品的武职外官，而且此人与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也相当密切。
仗着官文的权势，樊燮在总兵任上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就这样，反而还被湖广总督上折保奏从一品的湖南提督。
只是正当樊燮做着青云直上的美梦时，不曾想，因其胡作非为被湖南巡抚骆秉章参劾——同一官员，总督保举，巡抚弹劾，督抚意见背道而驰，搞得咸丰帝疑虑丛生，只得暂时将樊燮开缺，听候发落。
而樊燮此番前来，也是受了官文的指点，明为到抚署请训，暗里却是想在骆秉章面前疏通一二。
只是当樊燮正欲从府衙大门入内时，却被一人拦住，口呼为何不上前请安（屈膝半跪之礼）。
樊燮眼见此人师爷打扮，想来应是骆府幕僚，虽有些气恼，但他此时乃是戴罪之身，又有求于人，不便发作，抱拳行礼便要入内。
岂料师爷得寸进尺，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
眼见此人如此无礼，樊燮愤而回斥道：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
谁知这小小师爷闻听此言竟勃然大怒，开口骂道：“王八蛋，滚出去！”
不曾想，这场巡抚衙门前的口角风波，随后差点酿成滔天巨祸，而事件中那个嚣张跋扈的师爷，正是我们今天文章的主角，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
积代寒素，屡求功名不第
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左宗棠降生在湖南湘阴一户普通的耕读之家。
其祖父左人锦、父亲左观澜虽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然寒窗苦读多年，无奈时运不济，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上。
屡试不第，也就意味着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跃变之路被彻底断绝，左家人口众多，又仅有薄田数亩，生活自然日渐艰难，如遇灾荒饥馑之年，甚至难以糊口。
左宗棠出生之际，适逢湘阴大旱，家中众人仅以糠屑捏饼度日，而因营养不良，母亲乳汁不足，更只能用米汤为襁褓中的幼儿充饥活命。
成年之后，左宗棠回忆童年生活，仍难掩悲伤：“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寥寥数语，道尽个中心酸，只是其中况味，外人又如何得以体会？
但好在左家书香门第，左宗棠从小便对四书五经耳濡目染，加之天性聪颖，在祖、父的熏陶、培养之下，学业日趋长进。
道光六年，十四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参加“童试”，翌年五月，应府试，名列第二，但因母亲病重未参加“院试”，遗憾与“生员”擦肩而过。
母亲去世以后，服丧守孝期间，左宗棠不仅用心苦读儒家经典，更对“经世致用”之学展现了浓厚的兴趣，少时的经历与志向，也为其日后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
家境的艰难并没有影响左宗棠发奋苦读，道光十年冬，恰逢著名的经世学者、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到长沙，年轻的左宗棠既佩服贺长龄的学问和为人，更羡慕他家丰富的藏书，于是经常到贺家求教，并借阅各种典籍。
而贺长龄对这个比自己小二十七岁、求知若渴的青年人也很赏识，竟以“国士见待”，两人志趣相投，互相考订，一来二去，竟成忘年之交。贺长龄也成为了左宗棠“经世致用”之道的引路人。
但在封建时代，科举考试仍然是读书人获得社会地位，升官发财、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身处其中的左宗棠也无法免俗。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以监生身份赴省城长沙参加乡试，初考未中，但有幸因“搜遗”（考官对未选中的试卷进行二次评选）而被补录，得以中举。
参加乡试后，未等发榜，左宗棠就匆忙赶赴湘潭周家完婚。这门亲事，是其父左观澜在世时定下，周家为湘潭富户，书香门第，而宗棠则为一介寒士，几乎一无所有，无钱操办婚事，只得选择入赘。
好在周家对这个上门女婿并未轻视嫌弃，而妻子周诒端更是一名贤内助，不仅让左宗棠婚后能够安心求学，更筹措路费让其得以赴京赶考。
只是左家似乎注定与科举无缘，道光十三年、道光十五年，左宗棠连续两年北上参加会试，均铩羽而归。
落榜南归后，为养家糊口，左宗棠于道光十七年（1837）应巡抚吴荣光之邀，到湘东醴陵主持渌江书院。
潜龙在渊，应运入幕为宾
1837年，两江总督、湖南安化人陶澍返乡省墓，途径醴陵时，左宗棠为接待馆舍代写楹联以示对总督的景仰和欢迎之情。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正是这一副楹联，让封疆大吏陶澍认识了作者左宗棠，两人见面，左宗棠果然谈吐不凡，识见超群，彻夜畅谈之后，陶澍对其惊为天人。
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赴京赶考，依然名落孙山，至此对科举一途心灰意冷，南归时特意绕道两江总督署所在地江宁，拜谒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陶澍。
此次江南之行，左宗棠不仅受到陶澍的热情款待，而且主动提出希望其子陶桄与左宗棠幼女孝瑜结为秦晋之好。以一代名臣之贵求婚于会试落第的举人，也足见陶澍对左宗棠的欣赏与器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左宗棠正于安化开馆授学，其虽为一介布衣，却心系天下，密切关注时局，积极提出御敌、治国之策，无奈其时人微言轻，献计献策却未被当权者重视。
时局糜烂却又报国无门，左宗棠遂萌生归隐泉林之念，道光二十三年（1843），其用多年积蓄在湘阴东乡柳家冲置地七十亩，署名“柳庄”，第二年秋天，举家搬迁至此，并自称“湘上农人”。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隐居的生活也并不顺遂，湘阴连续两年大旱，1848年又发生水灾，柳庄沦为泽国，左宗棠无奈又迁居长沙开馆授课。
在此期间，得遇因病反籍途径长沙的一代名臣林则徐，二人惺惺相惜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交谈之间，时政分析、人物品评、边疆屯垦、民族关系几乎无所不包，尤其是林则徐曾被流放伊犁，贬谪期间其走遍天山南北，对新疆形势、时务颇为熟悉。
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会面，让左宗棠对新疆的重要性有了清醒的认识，更对其日后创造那番“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1850年，道光驾崩，咸丰登基，随即在中国南方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军由广西崇山峻岭间挥师向北，一路所向披靡，围永安、趋桂林、破全州、入湘境，1852年9月便直逼省府长沙城下。
兵危之时，主政长沙的湖南巡抚张亮基急需辅佐之人，湘军大佬胡林翼向其极力推荐左宗棠，而张亮基对这位“湘中名士”也是早有耳闻，巡抚大人求贤若渴，多次遣专人于山中礼聘左宗棠。
经再三考虑，左宗棠同意出山，投入张亮基幕下，长沙山雨欲来之际，时代的巨幕正为潜龙在渊，蛰伏多年的一代名臣左宗棠缓缓打开。
桀骜乖张，险遭杀身之祸
长沙一役，太平军聚兵坚城之下，鏖战二月有余，终不能更进一步，只得无奈撤军，北上岳州。
而左宗棠于长沙解严之后，又把精力放在辅佐张亮基整顿吏治、镇压会党之中，因其勤勉有加而能力出众，深受张亮基的信任，军政要务皆委于其一人之手。
此时的左宗棠，虽为幕僚，实则大权在握，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然而却始终未受朝廷重视，不久之后，张亮基调任山东，左宗棠“心血耗竭”却不得显名，又不愿远离家乡，遂辞归返籍。
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随即两路用兵，开始西征、北伐。西征太平军势头依然迅猛，由天京溯江而上，经皖、赣、鄂诸省再次兵临湖南。
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得知左宗棠返乡，多次派人携礼于湘阴求贤，然而左宗棠颇为心灰意冷，外加此际太平军兵盛，前途未卜，便屡屡“托词谢之”。
骆秉章无奈，只能将左宗棠女婿陶桄请到巡抚衙门，同时对外宣称：需陶桄助饷万金，如若不从，必将受辱。
左宗棠关心则乱，不知是计，闻讯急赴抚署，投名刺求见，骆秉章见状连忙倒履相迎，左宗棠见女婿在此不仅未受委屈，反而被待为上宾，感念骆之诚意，再次入湘抚幕府。
而左宗棠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经世治国之人才，入幕之后不久，协助骆秉章“内谋守御，外筹军实”，筹措军饷、改革税赋，虽逢多事之秋，兵荒马乱之际，湖南省内各方工作却是井井有条，蒸蒸日上。
骆秉章从此对其言听计从，军政民务均委于其手，公文奏疏不复检阅，湖南一省，巡抚之下，司、道、州、县诸官，皆不如左宗棠之权重。
随着战事的推进，左宗棠的军事才干终于引起了朝廷重视。咸丰七年（1857）五月，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咨询骆秉章“现当军务需才，该员素有谋略，能否帮同曾国藩办理军务？”骆秉章不愿宗棠离开左右，就以“湖南军事方急”为由，奏请留湘。
此后，为留住左宗棠这样的旷世奇才，骆秉章更是对其百般笼络，不仅花费白银五百两为其在长沙购置宅邸，更奏报朝廷，加封其四品卿衔。
但左宗棠本是恃才傲物之辈，性格桀骜而脾气火爆，此时在巡抚幕下又颇为得志，不免更生骄狂。
1859年永州总兵樊燮赴长沙拜见巡抚骆秉章，只因未向师爷左宗棠跪拜请安，竟遭其喝骂羞辱，而后，左更以骆秉章的名义再次弹劾樊燮。
而樊燮本与湖广总督官文的宠妾沾亲，如今本人受辱不说，还变相折损了总督的威风，随即，樊燮向武汉督署、北京都察院递禀诉冤，反控“左某以图陷害”；官文亲自具折，参劾“著名劣幕”。
左宗棠在湖南一地固然声名卓著，但“劣幕把持抚署”的指控却十分犯清廷统治者的忌讳，加之一、二品官员同时上奏，咸丰随即下旨严查，并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矛头直指左宗棠，不仅是樊、左的个人恩怨，也反映了清朝统治内部满、汉官僚的矛盾，并有通过左宗棠的幕宾身份借题发挥，从而打击其背后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以及湘军统帅兵部侍郎曾国藩的深层含义。
左、樊之争愈演愈烈，骆秉章救人心切，率先具折为左宗棠申辩，胡林翼亦极力从中斡旋，而京城之中左的同乡兼好友郭嵩焘更是通过关系向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肃顺求援，并请侍读学士潘祖荫出面营救。
而潘祖荫在随后为其辩护的折中，便有了那一句后世振聋发聩的评语——“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征战江南，成就楚军威名
在众多高官联手相救之下，左宗棠终于逃过一劫，但“樊燮事件”终是令其颜面尽失而备受打击，且“劣幕”之名又已是天下皆知，左宗棠心高气傲，遂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搬出湖南巡抚衙门，结束了幕客生涯。
但正在左宗棠愁苦困顿之时，却意外接到清廷赏赐的四品卿衔，同时命其襄办曾国藩军务的谕旨。
随即，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授意，在湖南乡间募得丁勇共十一营5400人，号为“楚军”。
历时二月楚军初成，从未独当一面且毫无治军经验的左宗棠由此“一夜暴富”，成为统领五千人马的一方主帅。
1860年9月，左宗棠携楚军由长沙出发，经醴陵入江西，其时，湘军主力兵围安庆，主帅曾国藩将指挥部设在皖南崇山峻岭中的祁门，而调动楚军进军江西，也是为了力保祁门大营的后路安全。
但在左宗棠由湘入赣之际，太平军在皖南接连取得胜利，并有直逼祁门之势，于是曾国藩再次命令左宗棠由南昌东进驰援。
11月初，左宗棠率军抵达赣东北之景德镇，其时，湘军总粮台设于南昌，粮秣、军需均由景德镇转运至祁门大营，因此，景德镇一地，对于赣北、皖南战略全局都相当关键。
而太平军当然也意识到了景德镇的重要性，随后，楚军与太平军，双方围绕景德镇展开反复拉锯，左宗棠充分利用山川地形，仅凭麾下数千人，最终击退号称十万的李世贤兵团。
当时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正陷于太平军东、西、北三面重围，艰难困苦之中，闻知南面后路得以巩固，大喜过望，随即奏请朝廷，晋升左宗棠为正三品太常寺卿。
1861年9月，历经17个月的漫长围困，湘军取得安庆战役的胜利，随即水陆并发，兵锋直指太平天国首都天京。
而为了配合天京主战场的作战，牵制侍王李世贤回援天京，1862年初，左宗棠以浙江巡抚的身份率军由赣北经皖南进入浙西开化，开辟浙江战场。
随后，左宗棠部以开化为突破口，先后克复重镇衢州、金华、绍兴，1863年5月，左宗棠因功被授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随后楚军又联合“常捷军”攻克杭州前沿之富阳。
1864年3月，经过两个月的围困，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弃城而走，左宗棠规复浙江省会杭州，清廷加恩赏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
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破，太平天国成为历史，而左宗棠顺势攻克湖州，至此，浙江全境克复，左宗棠因功受封一等恪靖伯。
随后，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又奉命入福建追剿李世贤、汪海洋等太平军残部，并最终于1866年2月，在广东嘉应州消灭了最后一支太平天国武装。
从咸丰十年组建楚军到同治五年剿灭太平天国汪海洋余部，历经七载，左宗棠终于完成了由入幕之宾到封疆大吏的华丽蜕变。
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平定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并在福州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时逢西北回民起义，旋改任陕甘总督，并于1866年9月前赴陕甘平乱。
1864年，受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回变影响，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
1867年，阿古柏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沙俄亦趁机于1871年7月侵占伊犁。
而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左宗棠便有意收复新疆，只是因1874年日本侵台，清廷由此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
尤其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官员，认为新疆乃是“数千里之旷地”收复之后还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驻防，因此主张放弃塞防，并要求“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指出若不收复新疆，陕甘清军便会被长期牵制，西北也将永无宁日。
在左宗棠的据理力争之下，1875年5月，清廷下诏授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而阿古柏并不是一般流寇土匪，他占据新疆广袤土地，还有国际势力插手，因此，左宗棠经过精心考虑定下"缓进急战"策略。
所谓缓进，即耗时一年半，筹措饷银、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练成精兵六万，又建立“兰州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洋枪洋炮。
一切准备妥当，再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扑新疆，仅用十月，克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
收回新疆后，沙俄仍对占据伊犁抱有幻想，面对清廷的谈判还提出十分苛刻的归还条件，这一举动再次激怒了脾气火爆的左宗棠，其高呼“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并愤而由肃州出发，台棺入疆准备开战。
“壮士长歌去，马革裹尸还”，左宗棠的气概与决心让沙俄侵略者胆寒，终于在谈判桌上让步，有条件的返还了伊犁。
1884年9月，时值中法战争，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12月，左宗棠抵达福州，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