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截至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以前，虽然曾左二人的关系时晴时阴，疙瘩不断，风波迭起，但是与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那次大冲突相比，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咸丰七年前后是曾国藩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之一。此时，他创立的湘军已经转战三载，屡立战功，但是处境却越来越尴尬：由于皇帝对他抱有防范心理，不肯给他以督抚地位，使他领兵三载，一直孤悬客处，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特别是在江西期间，由于手中没有行政权力，虽然湘军为保卫江西终日苦战，仍然被江西通省视为额外负担，始终受到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以至在与刘蓉的信中说出了这样的话：
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初四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道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去了。
作为领兵大臣，擅自离开军营，是一件严重违反军纪的事。一贯以忠贞自誓的曾国藩在军事危急之际做出这个决定，确实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曾国藩此举，实属迫不得已。他是想通过此举，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也想借这个机会，向皇帝申明自己所处“极不得位”的真实处境。咸丰皇帝虽然颇为震怒，但是他对曾国藩的艰难处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不断为曾国藩说情，遂传旨给假三个月，委军一事免于追究。朋友当中，胡林翼、吴敏树等都对曾国藩的举动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对曾国藩加以安慰，吴敏树在信中说：
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
按理说，在曾氏如此困难之际，作为朋友，左宗棠对曾应该加以理解安慰才对。但是左宗棠在这个当口，寄来了一封信，对曾国藩大义凛然地加以严厉批评。
信的开头，左宗棠就劈头盖脸地从儒家伦理原则高度出发，批评曾国藩委军归家，是不忠不义、不负责任的表现：
《纲目》一书，于夺情题后一事，总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所以重纲常、维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无避”一语，经义直捷了当，更无可疑……
接下来左宗棠又嬉笑怒骂，捎带嘲讽曾国藩兵略平常：
老兄之于兵事，诚不敢谓其有功无过，然竭其心与力所可到而黾勉为之，此念尚可见谅于朝廷……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
意思是说，你曾国藩领兵打仗，本来就犯了许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这次你这番举动，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怀疑了。你是不是听我的劝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凭你的本事，对国家大局能否有所帮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军奔丧，则非礼非义，我不能不严肃批评你。
从才能到品质，左宗棠把曾国藩批了个一无是处。可以想见，曾国藩收到这封信后会多么郁闷。
事情还不限于此，除了写信责骂曾国藩之外，左宗棠在公众场合对曾国藩更加肆无忌惮地大加讥讽。曾国藩此次委军回湘，是湖南官场一时谈论的热点。左宗棠每见一人，都大谈曾氏平日摆出一副理学大家面孔，以诚自命，此次却以父丧为由，要挟君父，可见其居心并不如自己所称那样正大。
应该说，左宗棠的骂人功夫确实登峰造极，史上一流。其特点一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饶人，喋喋不休。曾国藩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凭“以诚为本”的理学功夫博得大名。好，你不是以“诚”自许吗？那么，我就用事实来证明你其实为人不诚不忠。左宗棠下意识里对曾国藩压抑多年的嫉妒不平之心，终于找到机会进行了一次光明正大的爆发。
道德是曾国藩最看重的资本，往这项资本上泼污水，是他无法忍受的。多年之后，他向人谈起与左失和的始末时，还咬牙切齿地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我生平以诚自信，而宗棠却罪我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左宗棠这一骂，正发生在曾国藩情绪处于最低谷的时期。曾国藩要挟皇帝，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结果，反被皇帝顺水推舟，解除了兵权，让他在家守孝。一下子，曾国藩弄巧成拙，成为天下官场的笑柄，已经痛苦不已。而左宗棠的诋毁，又成了撒在曾氏伤口上的一把盐，把曾国藩伤到彻骨，让他终生难以释怀。
正因如此，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这封信根本不予回复，从此与左音书断绝。左宗棠没接到回信，一时居然还很不高兴，在四月二十日致胡林翼信中说：
此公才短气矜，终非平贼之人。仁先、霞仙知其为君子，而不以君子待之，殊可叹。此辈宜置之高阁，待贼平再议耳。（未刊信稿）
但四处骂完了曾国藩，痛快完了嘴之后，中夜抚心自思，左宗棠也感觉自己做得有些过分。听说曾国藩对他“见怪”之后，在给刘峙衡的信中他写道：“涤公不候朝命，遂戴星而归，弟力陈其不可。然审已无及，闻颇有见怪之意，则只可听之。”在给王鑫的信中，他难得地做了一点自我批评：
涤帅自前书抵牾后，即彼此不通音问，盖涤以吾言过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尽在涤矣。
就是说，虽然我说的都是正确的道理，不过方式方法可能有问题。但是曾国藩不给他回信，心高气傲的他当然也不可能主动再去联络。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此公（指曾国藩）仍负气如故，我亦负气如故也。”
（二）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这通嬉笑怒骂，符合他的一贯作风。他平生为人，从来都是不平则鸣，有屁即放，从不藏着掖着，虚与委蛇。说话做事，不过多考虑后果，不太多考虑别人反应。
这种性格当然很容易得罪人。胡林翼说他： “刚烈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也就是说，他经常当面批评别人，一点也不客气，人多因此怨恨他。对于这一点，左宗棠自己当然也十分清楚。他自己说： “兄平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然不强人就我，亦不枉己徇人，视一切毁誉、爱憎如聋瞽之不闻不睹，毕竟与我亦毫无增损也。”也就是说，他绝不因为别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别人的一切毁誉，他皆置之度外。
这种态度，有天生的性格因素，也有着左宗棠自己的价值取向在内。对于晚清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氛围，对于晚清官场软熟暧昧、含混和气的作风，左宗棠痛恨不已，有意以自己的圭角，去刺破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闷空气。如左宗棠自己所说：“弟平生待人，总是侃直。见友朋有过，见面纠之。……此即亲家所谓太露圭角者也。现今风气，外愈谦而内愈伪，弟所深恨。此等圭角，何可不露？”
左宗棠对自己的这种处世方式是十分看重的。他甚至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此。领军之后，他曾经有过这样一番自我评价：
涤公谓我勤劳异常，谓我有谋，形之奏牍；其实亦皮相之论。相处最久、相契最深如老弟（郭崑焘）与润公（胡林翼），尚未能知我，何况其他？此不足怪。所患异时形诸纪载，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
也就是说，曾国藩等人认为他的优点是勤劳多谋，才华出众。左宗棠认为这是皮相之见。他认为相处更久、相知更深的郭崑焘、胡林翼等人，其实也不真正了解他。左宗棠夫子自道，他最大的特点和长处是“忠介”。
忠者，忠于国家，至死不渝。介者，耿直、坚定，一生固守真我，不因外界环境而稍稍折损自己的锋芒。
这种性格无疑有着极富魅力的一面，特别是在晚清的官场，实在太需要上天偶尔刮起的这股清劲之风，一扫百余年的颓风秽气。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任何一个优点前进一步，就立刻成为缺点。和曾国藩比起来，他的自省功夫无疑相差太远，对于心中的自大自矜，他缺乏克化之功。他一生从来不会拒绝别人的任何一句恭维，也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挑别人毛病的机会。特别是一遇到那些才力与自己相当之人，左宗棠就本能地变成一只好斗的公鸡，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攻击倾向，开口即骂，专揭其短，无所不至。这在他后来与李鸿章、郭嵩焘的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大公角度看，曾国藩抽身退步，确实有损清军战斗力。
但是知人论世，不仅有大公这一个角度。左宗棠和曾国藩毕竟是朋友。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左宗棠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如此指责曾国藩，就缺少了朋友式的感同身受和设身处地。这反映出左宗棠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情商太低。
（三）
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国藩下过一段扎扎实实的克己之功，以理学为武器对自己“天赋之性”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和系统的纠正。居京十多年里，曾国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实就是脱胎换骨，脱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己卑人”，换上“诚恕”之心、谦虚之道。他的胸次日益扩展，性格日益宽厚，到与左宗棠初次会面以前，他已经从一个血气方刚凡事必争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涵养极好遇事忍让的中年人，对朋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他总结说，对朋友，首先要诚，“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第二是敬，“至于与人交际之道，则以敬字为主”。第三是恕，“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最后是浑，“惟忘机可以消众机”。人际交往中凡事不可过于计较，分得太清楚。最后，则要做到“不嫉妒”。曾国藩认为这一点极为重要，以至于他晚年以“不忮”也就是“不嫉妒”作为遗嘱，嘱咐后人。曾左早期合作的顺利，正是建立在曾国藩的深厚修养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贯注于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这一段功夫。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从咸丰七年二月到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在老家待了近一年半时间。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间刻苦自修之外，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生命节点。极为好胜的曾国藩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办事风格手段过于生硬，是他处处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从此大大提高。这首先就体现在曾左关系当中。
左宗棠与曾国藩虽然关系僵了，但是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关系一直不错，与曾国藩断绝音信之后，与曾国荃却音书不绝。这是曾左关系中一个有点奇怪的插曲。想想其实也理所当然。左宗棠与曾国荃性格相投，他们都是炮筒子式的人物，办事直来直去，心急火燎，不似曾国藩的磨磨叽叽、瞻前顾后。他们的命运也有共同之处，都是科举不中，以军功升迁，彼此同病相怜。再加上曾国荃从戎之初得到过左宗棠的用心指点，对左宗棠的才能十分钦佩，在资历功业上又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对左氏的声威名望从不曾构成威胁，左宗棠一直从容地保持着居高临下之势，所以两个人终生关系不错。
曾国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却不想因自己而影响弟弟与左宗棠的关系，因此特意给弟弟写信说：
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曾国荃本来夹在兄长和朋友当中，不知如何是好，这下知道了兄长的态度。在与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时，他还想方设法调和二人关系，劝哥哥先给左宗棠写封信。
这恰恰和曾国藩想到了一处。曾国藩在居乡时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对与左宗棠关系的反思。经过反复思考，曾国藩认为，从恕道待人的角度出发，他应该宽恕左氏的种种举动。毕竟在他心中，滔滔天下，只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杰。要拯救天下，离不了与这两个人的通力合作。后来的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曾国藩在家书中曾这样评价：“今日办事之人，惟胡润芝、左季高可与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时信时疑，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可见他对左宗棠的一贯重视与推崇。因此在弟弟的劝解下，他开始努力恢复与左的关系。
然而，被人指着最痛处骂了一顿之后，还要主动修好，迈出这一步不是那么容易的。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弟弟信中写道：“弟劝我与左季高通书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三月初三，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季高处此次匆遽，尚未作书，下次决不食言。”可见这封信写得多么不容易。四月初九，这封复交信终于写成，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弟前请兄与季高通信，兹写一信，弟试观之尚可用否？可用则便中寄省，不可用则下次再写寄可也。”
曾国藩既然伸出橄榄枝，左宗棠自然也不敢怠慢。他的回信写得相当热烈：
沅浦（甫）递到手书，敬悉近状之详，喜慰无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待。窃念频年，抢扰拮据，刻鲜欢悰，每遇忧思郁结之时，酬接之间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纸书之，略无拟议。旋觉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词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毖殊疏，则年过而德不进之征也。来书云晰义未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尊恙闻服卫生丸颇效，然否？若然，则非仅血虚可知。如须此者，当为觅之。弟小兄一岁，近亦颓然，可憎厌也。近代草筹饷一疏上，乞教之。仁先时有书来，言都下事，多令人忧者，不敢寻览。先电略复，馀俟续致。（左宗棠未刊信稿）
信的大意是说，接到你弟弟转来的信，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一年没接到你的回信，我疑心你彻底与我绝交了，我又思念，又伤心，但是仍然负气等待，不愿先认错。但是反思这些年，事务太繁、困难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错。心中冒出一个念头，常常不假思索就形之于文字，刚发出去就后悔了，但是不久又犯同样的错误。我心中总以为，作为知友，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怪罪我。这就叫作责人严而责己疏，无疑是我自我修养不够的表现。
这可能是左宗棠一生最诚恳的一次自我批评了。原来内心深处，左氏也有对友谊的极端珍视，对自己的深刻怀疑。所以他骂过曾国藩之后，自己并不当回事。因为曾国藩是他的朋友中脾气最好、心胸最阔的一个。没想到这一骂，彻底伤了曾国藩的心。一年时间，不见曾国藩回信，他确实后悔了。只有失去了这份友谊，他才发现到曾国藩的诚挚、宽厚是多么可贵。因此，曾国藩意外地主动伸出复和之手，他当然十分感动，以至写出这样少见的激动热情的文字。
两人中断了一年多的书信来往又从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