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
“君子处事，于义合者为利”出自清代学者金缨编纂的《格言联璧·处事类》：“小人处事，于利合者为利，于利背者为害；君子处事，于义合者为利，于义背者为害。”意思是说，小人做事，合乎自己利益就是有利，有悖于自己利益就是有害；君子做事，跟道义相合就是有利，和道义相悖就是有害。
人生在世，总面临如何立身、如何处事的问题，往往要面对义与利的矛盾与选择。义者，“宜也”，义是合宜，是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既可以指具体的道德伦理规范，也可以指人们尊崇的道义；利者，“生人之用曰利”，多体现为物质利益。先贤圣哲将义看得十分重要，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关键就在于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乃至面对生与死的冲突，都能坚守“义以为上”的道义选择与价值追求，并在其中得到精神的满足与心灵的自由。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对义的推崇、对义的重视，影响了无数志士仁人。在苦寒之地，苏武持着代表汉朝的旌节，放牧羊群，幕天席地，餐风卧雪，坚持了19年，“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岳飞战功赫赫、威名远扬，同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既给后世留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迈，亦留下“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的风骨；明代杨慎在朝为官时，不畏权势，坚持礼法，流放至边疆后，依然造福百姓，临终留下“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的认知……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死抉择，惟义所在。当一个人胸怀家国，心系人民时，他的生命格局就将突破个人小范围的局限，而具有更广泛、更永恒的意义。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社会与国家治理中，同样必须正确把握义利关系。对为政者而言，利民为公是义，利己为私是不义。为政者唯有一心为公，以义治国，才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戴。
两千多年前，孟子带着弟子，风尘仆仆抵达魏国都城大梁。满怀期待的梁惠王开口便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向孟子请教治理之道，开口便问利。
然而，孟子回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在那个“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的战国乱世，孟子给梁惠王指出了一条仁义治国之道。在他看来，为政者治国安民，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实质可以归结为义利之辨：崇正尚义、怀仁行义必将前途远大、国富民强，仁义不施、见利忘义则祸害必至、走向衰败。
当然，义利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先贤重义，但并不排斥正当之利，且尤为关注普通民众之利即福祉，将其视为社会公义。一个国家，只有行仁义、施仁政，才能国力强盛、民生富庶。显然，这也正是百姓最大的利益。而这种利又是在行义的过程中实现的。可以说，义是利得以实现的前提与根本。因此，先贤提出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原则，要求君子以义作为利的衡量标准，为处理义利关系提供了重要原则。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培厚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利选择。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人的义利观，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
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义，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民族大义；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利，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利。中国共产党赋予传统义利观以新内涵，并通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实际行动践行之。百余年党史、75年共和国历程，时代环境条件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始终不变，喻于公义、喻于民利的本色愈发鲜明。
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也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了独特的中华智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外交工作中坚持把道义摆在重要位置，无论是在支援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中，还是在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中，都积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对外合作中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方针，从道义和物质上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维护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整体利益。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秉持开放与包容，中国坚持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坚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等框架内，推动各国增强协调配合，增进团结互信，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利益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