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刚经历完战争的韩国，在焦土上开始了漫长的重建。
除去重要的军事与经济外，他们也非常重视教育，几乎集全国之力建设学校。
停战次年，“初等六年免费义务教育”就被政府推出；在社会上，“为让孩子上学，耕牛卖了也在所不惜”更是成了家家户户的共识。
投入是巨大的，成果也很辉煌。
国民识字率从1945年的22%，一路上涨至1961年的71%；就连小初高入学率，也于1968年分别达到了99%，75%，54%，放眼全球范围内，也是绝对的高水平。
但上学的人一多，毕业后的生活也的确愈加地好，大家就都明白：原来读书真能改变命运！所有人都开始为了升学拼命读书，升学压力陡然飙升。
有些升学失败的人不甘心，就选择复读，一年不行就再来一年，自学不行就去辅导班。
旺盛的需求很快衍生出了病态的市场，各种各样的复读班、补习机构如春笋般冒了出来，仅以首尔的大峙洞为例，当时就有数百家补习机构“挤”在一块。
恶性循环接踵而至，随着补习的人越来越多，再佛系的家庭也坐不住，一问周边十户邻居，就有七八户小孩在补习……
最后只好大家一起玩命学。
据统计，当时有43.1%的学生表示非常焦虑，甚至还有4.7%的孩子因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残。
另一边的家长也痛苦不堪，高昂的补习费用，让整个家庭的开支愈发紧张。
要求惩治补习乱象的呼声，在社会上越来越高。
事实上，韩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968年7月，在总统朴正熙的推动下，韩国政府颁布了“就近入学、初中免试”制度，该政策概括一下就是：
取消小升初考试，大家直接根据居住地上初中。
为防止出现学区房潮，政府还施行了不少补救措施，如统一教材、大规模新建学校、加大对差校补贴、均衡化所有学校的师资……
这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很有效，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补习行业的迅速缩水。
家长和学生皆纷纷叫好。
可这种情况只好转了一阵，很快补习行业就借助新“窝点”——中考，再度猖獗起来。
朴正熙的反应也快，立马为此前的政策打上补丁，于1974年推出了“高中平准化”政策。
该政策可以看作此前初中政策的升级版，主要是为缓解学生中考压力，大力推动各地高中的均衡化，其中具体措施如：
1、摘下名牌高中的挂牌，撤除重点班，让学校老师流动起来，每四年换一次；
2、将全国高中划分“学群”，学生不再根据成绩上高中，而是通过抽签分配的方式读。
随着这项政策施行，补习班数量骤降，但没多久又越来越多。
原因也不难猜测，中考虽然取消掉了，但还有高考啊，而且高考竞争的惨烈程度，与前者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到七十年代，韩国已出现一批诸如现代、三星的大财阀，这些大财阀不仅把控经济命脉，对政治也能进行强有力的影响。
财阀也需要高端人才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高端人才从哪来？当然在顶尖大学里。
其实，韩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不低，可顶尖大学也就三所——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只要能考进这些学校的学生，未来大多都是光明的。
甚至换句话说，只要入了顶尖大学的门，就能拥有最深厚的校友人脉，最好的工作机遇，不仅娶妻容易些，甚至上升到了光宗耀祖的地步，全家人都能被高看一眼。
可考大学不难，进名校却难如登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学生想要赢过他人，就只能补习！补习！拼命补习！
韩国将补习机构称为“学院”，到了1975年后，学院数量居高不下，达3000多个。彼时，补习成为韩国学生的常态、社会的主流，但同时反对的浪潮也越来越大。
补习学院的“末日”终于到来。
1979年，韩国总统朴正熙遇刺，军官全斗焕随后发动政变，成了新任总统。
全斗焕在1980年上台后，就迅速颁布“7.30教育改革”法案，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一切补习机构，禁止所有的私人补习，违者将受到严惩。
法案推出后，韩国有很多不满的声音，但在军人独财政府统治下，一点浪花也没能升起。要知道，当时整个国家的镇压此起彼伏，仅一个“光州事件”就数千人被拘捕。
不过，全斗焕的强制法案依旧治标不治本。市场上，..机构的确一夜之间消失，可补习现象却从未销声匿迹，反而全部向地下发展。
为给孩子补习，有钱人开始找教师一对一私下补习，因为韩国历来有举报传统，搞“锦衣卫”统治，教师们纷纷乔装打扮，有的装作亲戚拜访，有的乔装成保洁人员，搞得比特务还紧张。
一对一，加上更高的风险，补习费用自然比之前拔高很多，贫困的人家交不起钱，稍富裕的人家则面临更严峻的经济负担，民间舆论就此转向，呼吁政府放开补习。
80年代末卢泰愚上台，顶不住国内学生运动的压力，于是颁布了新法令：允许大学生从事辅导工作..。
..行业就此撕开了一道口子。
两年后，这道口子又大了一些，..学院只要能拿到授权，就能辅导中学生。
接下来的九十年代，国内反对补习和支持全面放开的两方势力，始终都在博弈，一方面是地下补习的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则是新政府的严格管控，频繁抽查、处罚违规家长及老师。
最知名的一次是在1998年，首尔大学的校长被曝光：花重金给女儿补课，且课程内容不止一门，舆论浪潮的攻击下，即便是最高学府的校长也不能幸免，被迫辞职下台。
不得不说，这哥们也的确倒霉，大家其实都在偷偷补习，而且仅2年后，事情就发生了惊天转变。
2000年4月，全斗焕的学院限制法案已名存实亡，于是最高法院所幸就宣布：该法案违宪，侵犯了教育权，补习正式合法化，有偿市场被全面放开。
从这开始，潘多拉魔盒被放出，韩国学生与家长的末日来了。
解除限制的..机构迎来了爆炸式增长，情况慢慢失控，其中一个灾难便是变种学区房的诞生。
变种学区房，指的是与课外辅导机构挂钩的房地产。
仅以“偶爸刚弄死他”的江南小区为例，该小区从60年代开始开发，为吸引首尔人迁居，政府将大量名校转移过去，江南区一下变成了学区房。
抵挡不住诱惑的家长，纷纷涌来，房价顿时飙涨。
到了2006年，江南区的房价每㎡高达20万人民币，比首尔的两倍还多。54%的律师，60%的医生，还有一半以上的高级官员都居住在这里。聚集在一起的有钱人，自然请得起最优秀的老师，需求之下又滋生出大量最优秀的补习学院。
除去变种学区房外，..机构还反噬了公立学校。
..机构往往进行超纲教学，教学进度比公立学校快很多，常常知识被机构老师教完了，然后学生再到公立学校走过场。
很多成绩好的学生也总是在课上睡大觉，因为他们晚上还得去补课，公立学校的老师心知肚明，也管不上这茬事，听之任之。
久而久之，无能的公立学校失去了学生的掌控权，成了影子学校；..机构则反客为主，成了真学校，愈加妖魔化。
公立教育的濒临崩溃，逼疯了很多韩国家长与学生。
2013年，据一家国际机构统计，韩国成年人中尊重老师的比例仅有11%，在全球最垫底，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比例为75%；而据2019年美国统计，韩国在美留学生超8万人，仅次于中印这两个人口超10亿的国家。
韩国公立教育的拉垮，可见一斑。
如今，这个5000多万人口、10多万补习机构的国家，已成为了全世界教育成本最高的地区，教育更是成了继房贷后的第二大经济负担。
沉重的学业负担，也让韩国学生苦不堪言，在经合组织的调查中，他们的幸福度又不出所料地在全世界倒数第一。
“生在韩国，如果你每天睡3个小时，那你就能进去’sky’(三所顶尖大学)；睡四个小时，就得读一般大学；睡四个小时以上，大学就没得上。”
这段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另一个数据却货真价实，韩国青少年自杀率历年来一直在增加，2019年就有统计，每十万青少年中就有49人自杀，其中学业压力是最主要原因。
严重的内卷，让韩国生育率骤降，2018年仅为0.98，2019年和2020年更狠，分别为0.92与0.84，蝉联倒数第一。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要稳定，生育率至少也达到2.1，不然即便成为了伪发达国家，韩国也禁不住折腾，“首个因人口减少而灭亡的国家”的预言，也就是这样出来的。
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我们不全面整治教培行业，就将重蹈韩国的覆辙。
而韩国近六十年的教培改革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政府的不齐心。
每每需要解决社会问题时，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就会出现各种政治力量因经济利益来回扯皮，最后政策反复矛盾，乱象依旧造旧。
就以我国前不久全面整治教培机构而言，放在韩国，必定会出现大量既得利益者干涉政治，阻挠政策出台。
除去不齐心外，韩国政府的执行能力也堪忧，因为对基层控制力量不足，往往地方各自为政。
这也能解释为何韩国在“学院限制法案”下，教培行业依旧能在地下猖獗横行了。
所幸我们与韩国不同，近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展示了我国政府的决策力与执行力究竟有多强大，这点国民是有绝对的信心的。也相信日后政府会继续出台相应政策，更进一步打击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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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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