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崛起，只有改革开放一条路

赛格特约作者 江东瑜

2023年一季度，印度GDP同比增长6.1%，位居全球十大经济体的第一名，就连去年增速高达8%的越南在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也大幅放缓至3.3%。“印度经济崛起”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很多人都关心，印度会不会在本轮全球制造业迁徙中胜出，接棒“世界大工厂”？

可以肯定地说，印度的制造业潜力是被严重高估的，“世界大工厂”没戏。印度经济崛起的真正看点是IT产业，印度今天已经是软件制造的“世界大工厂”，从IT产业大国到IT产业强国只有一步之遥。

被高估的“印度制造”

早在2010年，印度政府就正式提出过“印度制造”。但是真正启动，是在2014年莫迪政府执政后。莫迪上台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要数废除了存在65年之久的计划委员会，以 “全国改革印度协会”取而代之，形式上终结了长期效仿苏联模式的“半计划经济”。不难看出这个大动作的灵感是来自中国的改革开放。

2016年11月，印度政府突然宣布回收当时面值最大的两种纸币：1000卢比和500卢比。 不少民众涌入金店购买金饰，导致印度金价一夜之间暴涨超过40%

其实，莫迪虽然高调标榜“民族主义”、时不时秀一把“对华强硬”，却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极为推崇。他希望“印度制造”能够像“中国制造”一样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莫迪相继提出的“三年行动计划”、“七年战略规划”、“十五年远景文件”都把推进制造业发展放在了首位。其中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中国模式”，诸如以优厚的招商政策吸引外资，大规模基建的园区建设等等。

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莫迪把吸引外资作为启动制造业的抓手，因为“印度制造”面临早年中国制造业起步阶段类似的困境——长期封闭且缺乏市场机制的环境下，本国制造业基础薄弱。

总的来说，印度本土制造业就是一套极端低配的工业体系，什么都能造，但是都只能将就用。

国之重器的军工部门能造飞机坦克，但是也就是个勉强能用的水平，军机是“寡妇制造器”、潜艇有“自动下沉功能”和易燃易爆属性，印度人自己看了直点头（印度习俗是“摇头yes、点头no”）。

民用制造业的水平，也好不到哪儿去。2005年，印度第一大集团企业塔塔公司承诺要“制造一款人人买得起的轿车”，印度政府也表示大力支持，要地给地、要钱给钱，全方位扶持。项目进展异常迅速，仅仅花了三年时间，450万平米的巨大车间拔地而起。谁说印度企业都是“龟速”？花别人钱的时候，印度速度同样可以“多快好省”。

2009年，印度政企合作、独立研发的神车nano正式亮相，却成了“闭门造车”的经典笑话。

nano基础款售价仅相当于8000元人民币，这是塔塔公司当初承诺的价格。便宜是真便宜，简陋也是真简陋。动力超弱的双缸引擎，避震就靠一根平衡杆，连后视镜也没有。驾驶性能不行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安全性。得升级到“豪华版”才能配个价格不到100元人民币的安全气囊——还可以享受到后视镜的奢侈配置。在习惯了本土低劣产品的印度人看来，这些可能都是小问题，频频发生自燃事故才是大问题。在印度炎热的气候条件下，动不动“火冒三丈”的小汽车和定时炸弹无异。

2010年，塔塔董事长拉丹·塔塔与莫迪在新车发布现场

“人人买得起”的价格门槛很低，舍生忘死的勇气门槛却是很高。仅仅两年后，nano就成了少人问津的车型。事实证明印度人民对“国货之光”的热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热烈。塔塔集团又花了大力气抢救了好几年，甚至“独立研发”的遮羞布也不要了，请了丰田等外援做技术支持。结果，后期版本的性能上去了，但是价格大幅上涨，性价比还是不行。最终塔塔集团不得不于2019年宣布全面停产nano。

据说，nano最初也想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安全不达标第一时间就被拒绝。其实真进入中国市场也不会好卖，性能差不多的中国“老头乐”只卖三四千，不比“极简神车”香吗？

印度高度封闭、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的环境，严重耽误了印度的本土制造业。不是对本土企业的“保护”，就不会有“印度神车”的诞生，也就不会把并不宽裕的资源浪费在空头承诺上。

本土制造业基础羸弱，“印度制造”的起飞就得靠“外来的和尚好念经”。2014年，莫迪上台后大力吸引外资，意图和日本制造、中国制造一样，以开放促改革，从代工开始起步。但是，改革不彻底，开放也艰难。糟糕的营商环境留不住“外来的和尚”。

印度社会对外企有丰富的“养羊杀羊”经验。错综复杂的监管体系、“任性”的立法、随意发挥的税务机构，都是外企杀手，导致印度此前几次开放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莫迪政府虽然是印度历史上少数的强势政府，但是依然无法改变糟糕的营商环境。辛苦引进的外企待不了几年就纷纷撤退。

2006年8月，印度一非政府组织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印度生产和销售的部分软饮料中含有3到5种杀虫剂成分

印度政府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七八年，超过2000家跨国公司暂停其在印度的业务。各种花式挤兑，让人目不暇接。Vivo、小米等中国企业被查税，是印度挤兑外企的基本操作，可口可乐、福特、沃达丰、三星都踩过这些坑。7月10日，富士康宣布停止印度造芯项目，则是被监管迟缓拖死了。各种审批手续迟迟没下文，连莫迪承诺“负担成本一半”的政府补贴都批不下来。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年韩国浦项钢铁就吃过这样的亏——承诺的补贴没下来，自己先投了大把的钱，鸡飞蛋打、黯然退出。富士康算是汲取了教训，补贴不兑现，直接走人。

因此，莫迪捣鼓制造业近十年，依然没有“印度制造”的曙光。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非但没上去，反而一路下滑，从2015年的15%滑落到2022年的13%。“印度制造”永远有故事，但也只有故事而已。

全球外包服务界的优等生

印度制造业故事是永远不变的“三件套”——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市场潜力巨大。“三件套”的核心是劳动力成本低，然而印度制造业的营商环境成本太高了，对外封闭的管制成本，对内“保护”的资源错配成本，区区劳动力成本优势是无法补偿的。

因此，印度的经济结构相当“超前”。印度是人均GDP区区2000多美元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服务业在GDP的占比高达55%以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印度的“服务业发达”并不是近年来的“经济转型”，而是长期现象。

神奇的印度服务业是怎么撑起经济的半边天的呢？既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因素，也有现实的阴差阳错。

早在丝绸之路的“上古全球化”体系中，印度就扮演了重要的中间商角色。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时期，东亚的中国是产品输出的起点，欧洲和近东是产品输入的终点，印度就是这条全球经济大动脉的中间节点，集贸易驿站、中间商的角色于一身。印度人经营的港口、货栈乃至金融服务，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也留下了浓厚的印迹，印度四大种姓的“吠舍”，主体就是工商人士。吠舍的地位虽然低于婆罗门（祭司）和刹帝利（武士贵族），但是同属于高种姓集团，并未受到严重的歧视压迫。很多吠舍商人的富裕程度甚至超过了婆罗门和刹帝利，这一传统甚至沿袭至今——不仅印度首富、信实集团掌门人穆克什就是吠舍种姓出身，大量印度中产也属于“吠舍”。

收藏于伦敦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的画作描绘了穿梭于丝绸之路的阿富汗马队，他们将马匹带到旁遮普的牲畜集市，再带着印度布料回程

因此，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商业-金融服务业体系比较顺利地融入印度社会，本土的商业人士在后来的独立运动中也成为了中坚力量。印度建国后虽然引入了苏联模式，商业、金融等第三产业并没有受到打击，这也构成了印度经济“半苏式”的重要特征。

20世纪80年代，印度服务业更是借助“外力”，进入快速增长期。最初的动力多少有点无厘头——远程售后服务成了印度服务业外包的第一桶金。由于劳动力成本激增，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节省人工成本，纷纷把远程售后服务转向海外。但是，这个业务倒也不是哪里都能接的。首要条件当然是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其次还要有基本的英语会话能力，能够有耐心细致的服务意识当然就更好了。印度就成了不二之选。

印度的劳动力量足价低自不待言，人口数量最大的英语国家也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印度人的英语口音太重，被讥笑为“咖喱味”，但是基本对话还是可以的。甚至印度人磨磨唧唧的悠哉性格，也成了服务业转移的加分项。最绝的是印度和美国日夜颠倒的时差，居然也成了受到青睐的优势，企业也省下不菲的夜班费，美国顾客解决了夜间远程服务的难题。

数据显示，印度在全球离岸BPO市场中占有65%的份额

因此，七八十年代全球产业链转移，是花开两枝。制造业代工洪流轰轰烈烈地奔赴东亚，服务业外包则是悄然转向了印度。其实，早在中国成为制造业中心“世界大工厂”十年之前，印度就已经打出了“世界办公室”的大旗。虽然只是处理投诉之类的基础外包服务，但是规模确实可观。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人打出去十个售后电话，有六七个都是通向印度的。

送上门来的服务业当然不是奉行计划经济的印度政府计划出来的，算是意外之喜。虽然服务业的GDP产值计算比制造业要“吃亏”，账面上的经济贡献有限，但是服务业外包也有自身的发展优势——基础设施投入要求很低。“世界办公室”不需要多少电厂公路，多拉电话线就成。电话铃一响，就业岗位蹭蹭增长。另外，这种远程的服务业外包不会触动计划体制利益集团的蛋糕，没有多大阻力。因此，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印度社会很快就接受了自家大好青年被大洋彼岸的客户骂骂咧咧赚钱的好营生。

纯属意外之喜的服务业外包，很快给印度带来了更大的惊喜——软件外包业务也转移过来了。

软件产业发展——英雄不问出处

上世纪九十年代，软件产业蓬勃发展，急需扩大产能。印度又成了软件外包代工的首选之地。劳动力量大价低的优势外，还多了一个通信基建优势——为越洋投诉搭设的电话线不就是天然的网线吗？九十年代印度软件代工产业的迅速崛起，并非奇迹，而是外包服务业的老树新枝。

印度的短板是教育。即便按照能写自己名字就算是识字的印度官方标准，印度人口的识字率也只是勉强过半。不识字不妨碍接电话，却妨碍当程序员。好在印度人口数量如此庞大，仅仅一半认字的也够培养出一支码农大军了。

至于所谓印度高等教育优势吸引了软件外包业务，是因果倒置的误解。早年的印度高等教育资源高度稀缺，90年代印度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不足5%，完全谈不上“高等教育发达”。印度以极端精英主义方式培育的科技人才，大量出走海外，留在本土的主要从事政府主导的“面子工程”。所以，印度捣鼓火箭卫星还算有模有样，但是经济部门的科技人才严重匮乏。并不是印度的高等教育发达吸引了软件外包，而是低端的软件代工的技术门槛并不高，印度也能干。

印度高等教育普及度的提高，是大量服务业转移后经济改善的结果。更宽裕的财力、高学历就业岗位的增长，印度政府这才有心、有力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事业中。饶是如此，印度也没有所谓的高等教育优势。

图为印度顶尖高校印度理工学院。数据显示，每年报考该大学的印度人有40多万，但是录取人数不足1万人，录取率仅在2%左右

2020年至今，印度高等学历人口不足1亿，占总人口比例不到8%，仍然大幅低于中国的15%。（印度高等教育没有专科和本科的学历划分，所谓“印度本科以上人口比例9%，高于中国的6%”，实属误解统计口径的乌龙）。

总之，九十年代印度软件代工业务的崛起，是在八十年代服务业转移的基础上顺势发展起来的。远程售后服务的卑微起点，却为印度培养了一批熟悉国际商务的经营人才，和较为完善的电信基础设施。再加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印度得以无缝对接方兴未艾的IT行业。

后发国家的经济启动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要少遏制、少干预，给点阳光就会灿烂。仅仅用了十年时间，本世纪初的印度软件代工业就稳稳地坐在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上，软件出口的全球市场份额仅次于美国。

印度政府在软件产业崛起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就是没添乱。同属服务业的软件代工业务在印度的处境和远程售后服务一样。这个经济部门的基建投入要求低，与既得利益集团没有冲突。所以，印度政府监管部门没兴趣动刀子。而且，软件代工业务赚的是辛苦钱，规模虽大，利润率并不高，印度税务部门也无意特别关照。因此，在印度软件业崛起的黄金十年，热衷监管立法的印度政府在这一领域的立法纪录为零，这是对软件产业发展的最大支持。

时至今日，印度的软件产能占全球的50%左右，全球互联网产业离开印度就得停摆，并非虚言。但是，印度只是软件产能大国，始终没有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数字经济强国。

外强中干的印度数字经济

印度的数字经济产业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奇特景象。

印度的软件代工业务如火如荼，每年为印度创汇两千多亿美元，是印度的创汇支柱产业。但是，国际市场风光无限的印度IT产业，在国内却是发展缓慢。

2022年“印度互联网普及率超50%”的消息上了各国新闻，评论者纷纷点赞“印度互联网产业大有可为”。可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年，非洲人口大国尼日利亚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65%。5亿人口的尼日利亚，人均GDP刚刚过2000美元，比印度还低了一截。

印度达到50%的互联网普及率和自己比，当然是进步巨大。在全球范围内比较，却是差距巨大。和尼日利亚是15%的差距，和东南亚六国是25%以上的差距。印度的数字化水平，至多算是勉强跨过了及格线，和印度“全球软件大车间”的地位完全不相称。

印度数字经济产业正处于一种“外强中干”的尴尬局面——外向型业务很发达，但是国内产业落后。互联网基础设施薄弱，是最大的短板，根子还是保护主义和高度管制的老问题。

印度电信业是保护主义、管制的重灾区。国营和国有参股的少数寡头企业高度垄断，但是自身技术水平和资金实力都存在严重短板，效率更是典型的“印度时间”。因此，拉电话线的传统业务还算差强人意，面对移动互联网革命却是应对乏力。搞了那么多年算是“普及”了3G。4G占比三、四成，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西南五邦中心城市。至于5G，还停留在纸面上。印度电信企业是业务低能，能耐全用在坑外企上了。英国跨国电信巨头沃达丰在印度的魔幻经历，已经成了印度坑外企的“标杆”。最终沃达丰只能把印度业务的大部分股份“上缴国家”，由国营的印度电信接盘，黯然退出。

2007年，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因一笔收购业务被印度政府要求支付22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印度议会对1961年所得税法进行修订，强迫沃达丰缴纳税款

保护主义的强力排外同样限制了印度IT产业的对外开放。谷歌、亚马逊等美国互联网巨头都收到过印度政府的巨额罚款账单。今年3月份，印度的一家上诉法院维持了该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对谷歌公司的1.6亿美元罚款，谷歌将为安卓系统的“垄断地位”埋单。

相对其它跨国巨头动辄数亿、十数亿美元的天价罚单，美国大厂的待遇相对好一些。毕竟这些印度软件外包业务的七成来自美国，印度人对这些大甲方多少还有些忌惮。但是，这些跨国巨头所受到的“优待”也仅限于此，业务发展处处受限，印度市场好看不好吃。

2020年，苹果供应链企业纬创在印度的工厂，遭遇工人的打砸抢，造成约4700万元人民币的损失

限制跨国互联网巨头开拓印度市场，并不能起到促进本土IT企业发展的作用。软件制作企业要“出口转内销”，就要面对印度糟糕的营商环境。行政监管、立法的合规性迷宫、复杂多变的税务迷宫，岂是区区初创企业能克服的？

基建硬件和经营环境软件都不行，印度的软件产能停留在了外包代工的阶段。印度没有中美那样的互联网大厂，只有互联网“大车间”——印度十大IT企业都是软件外包业务为主的“替他人做嫁衣”。

互联网产业最有价值的产品并不是一行行代码，而是品牌及品牌背后的平台生态。印度只有代码，没有品牌，是公认的产能大国，却远远谈不上数字经济强国。

从做大到做强，印度的数字经济需要硅谷的海外援军。

只有改革开放一条路

真正的印度顶尖IT精英并不在国内的十大软件外包企业里，而是在硅谷担任高管。

选择印度裔CEO的美国科技企业名单很长，微软、谷歌、IBM、Adobe、美光科技、Twitter、Palo Alto Networks、VMWare、Vimeo、WeWork等等，有万亿市值巨头，也有各细分领域的头部。而且，这个名单还在代际传承中不断扩大。2021年推特联合创始人、掌门人、印度裔的多西交班印度裔后辈阿格拉瓦尔，极具“印度裔统治硅谷”的象征意义。

图为IBM现任CEO Arvind Krishna。他1962年出生于印度安得拉邦，1985年本科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与谷歌CEO皮查伊、哈曼国际CEO Dinesh Paliwal是大学校友

这些印度裔CEO都是第一代移民，人生轨迹很相似，印度读大学，赴美深造，学成后在硅谷打工创业，成为硅谷管理层的中高层精英。作为第一代移民，这些印度裔硅谷精英和母国还有很紧密的联系，他们源源不断汇回老家的侨汇是印度出口业以外最重要的外汇来源。比侨汇更重要的是，他们执掌的美国科技企业，给印度软件代工企业发去了大量订单。

然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些跨洋成功的印度科技精英激励了无数印度年轻人投身互联网产业，为印度储备了一支强大的海外技术力量。只要印度的营商环境得到改善，这些海外游子就会带着硅谷技术和纳斯达克资本点燃印度数字经济的熊熊火焰。正如本世纪初前后，中国的硅谷精英纷纷选择归国，点燃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爆发式增长。

但是，吸引硅谷的印度精英归国，印度政府还要做许多。更准确地说，是要少做许多。目前看来并不乐观。近年来，印度政府追随欧洲，大搞互联网立法，个人数据保护、反垄断、电商等等，体现了“立法大国”、“监管强国”的魄力。这当然是印度政府对国内互联网产业发展高度重视的体现。

这可以视为一个不祥之兆。根据历史经验，凡是印度政府高度重视，推动立法、频繁出台政策、强化监管的产业部门，无一例外地都被搞砸了。政府的“重视”滋生了大量的利益集团，导致被“重视”的产业要么成为这些利益集团的盘中餐，要么成了他们的禁脔。早年的军工重工，后来的汽车工业、典型产业，以及最近备受重视的“印度制造”，都在印度政府高度重视的“慈爱目光”中灼烧成了残废。被印度政府忽视的外包服务业，反而长势喜人。如果印度政府真的能从一系列高度重视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那么他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大力改善营商环境，而不是自信满满地扮演“产业慈父”。

莫迪政府的政策悖论

其实观察印度经济并不需要很复杂的理论分析，只需要观察硅谷“印度军团”的选择，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印度，也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全球科技产业。当他们大举归国创业，意味着印度互联网产业，乃至整个印度经济真正开始发力。

这在莫迪任内多半不会发生。这位热衷推动经济发展的“仙人”总理同时还是一位不遗余力推广“喝牛尿有利健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狂热信仰者。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民族主义政治目标和发展印度制造的经济目标，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有限的改革、半推半就的开放，“印度制造”、“印度代码”的天花板都不会高。

2014年3月，莫迪和他的好友——印度家喻户晓的瑜伽大师拉姆德夫在新德里参加瑜伽节。后者创办了Patanjali品牌，主打包含牛尿的药品、食品、护理品

闭门造车的世界大工厂是不可能的，规模庞大的软件业只会止步于替他人做嫁衣的代工大车间。印度“人口众多、劳动力价低量足、市场潜力巨大”的神话还可以再讲一百年，但是改革乏力、开放受限的印度还是那个印度。

班加罗尔的科技之光，只是风中烛火的装饰品，照不亮这片棕黑色的混沌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