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京大学医学部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

2019年10月，旭化成名誉研究员吉野彰荣获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

近年荣获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学者有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吉野彰、名古屋大学的天野浩等，他们均毕业于地方国立大学，而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却很少有毕业生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尤其是堪称日本最难考的东大医学部竟然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精神科医生和田秀树认为，这是由于日本大学整体极端封闭的体系造成的，缺乏可以自由研究的科研环境。

吉野彰

为什么日本最难考的东大医学部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

今年10月，吉野彰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轰动全日本。

1972年，吉野彰硕士毕业后便进入旭化成工业株式会社，如今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与企业鼓励人才研究密不可分。

近年荣获诺贝尔奖的日本学者逐渐倾向于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地方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东京大学出身的学者很少能获得诺贝尔奖。偏差值最高的东大医学部竟无一人荣获诺贝尔奖，这些“偏差值天才”却与诺贝尔奖无缘。难道是受“偏差值教育”的影响吗？（偏差值是日本对于学生智能、学力的计算公式值。可以反映每个人在所有考生中的水准顺位，是评价学习能力的标准。）

偏差值教育与诺贝尔奖的关系

和田秀树认为，日本的升学考试模式阻碍了人才的成长，不利于培养诺贝尔获奖者。

目前东京大学出身的诺贝尔文学奖和和平奖的获得者共有7人，京都大学为8人。在升学过程中，考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需要付出同等努力。以“偏差值”作为考学的标准，这样的做法一直被不少人所诟病。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日本应该学习欧美国家的教育模式。但事实上，在美国有150万日裔接受着美国教育，却无人能够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从这个角度考虑，和田秀树认为，日本的应试教育虽然没有被广泛认同，但至少不会阻碍人才获得诺贝尔奖所需要的独创思维。

日本初等教育被世界称赞，但大学教育不尽如人意

日本大学或者研究生阶段以上的教育在世界上获得的评价并不高。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英国、东南亚各国将日本初等及高等教育作为自己国家教育改革的模范。但是没有国家会学习日本大学的教学模式，而且众所周知，亚洲的优秀学生更愿意选择去美国读大学或者研究生。

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评价学生、研究生研究成果的标准不合理。

平凡的博士论文被认可，而内容新奇的论文却被淘汰

和田秀树从东大医学部毕业后，继续攻读了东北大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主要研究阿尔茨海默症的肺炎问题。目前主要从事老年精神医学、精神分析学、集团精神医疗法学等研究。

和田秀树的博士论文曾被否决过，当时350人中只有他的论文被淘汰。他在论文中引用了很多老年人精神疗法的案例，提出现代精神分析中最受欢迎的自我心理学疗法的实用性非常高，但是缺少传统论文的精神分析部分内容。最终和田秀树的论文被淘汰，审查委员给出的理由是“没有进行统计，这不是论文，只是论说。”

这篇论文后来被刊登在美国自我心理学的国际年鉴，和田秀树也是首次登上国际年鉴的日本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大学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证明比建立假设更重要”，也就是说，只有假说的论文是不会被通过的。

350人中只有和田秀树的论文没有通过，这意味着349人的论文即使内容平庸，但是只要有证明、有假说、有动物实验等统计数据就可以拿到博士称谓。反倒是想法新奇的论文更难被肯定。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汤川秀树的论文只有假说

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汤川秀树，其获奖理由并不是因为证明了介子的存在，而是先假设介子的存在，之后再发现了它。在日本的物理学界有建立独特假说的风气，因此即使不留学，日本人自己也可以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再拿和田秀树举例，日本教授的研究喜好会给学生的研究带来巨大影响。和田秀树的博士论文审查员在担任精神科教授的16年间，对研究药类、脑波等精神医学生物学的学生论文全部评分合格，授予了相关学位，但是对包括和田秀树在内的研究精神疗法的论文却没有予以通过。

即使是为了患者的研究，只要权威学者不接受就会被无视

如果不是教授喜欢的课题，而且这个教授缺乏远见、心胸狭窄的话，那么学生就很难挑战新领域的课题研究。在日本医学界，即使新的研究关系到患者的切身利益，但是只要没有权威学者的认同，那么这个研究就会被无视，而且这样的案例非常多。

例如，庆应义塾大学病院的放射线治疗专家近藤诚就曾提出了新的研究。一般治疗乳腺癌需要将乳房全部切除，但是近藤诚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即使取出癌变组织采用放射线疗法，也不会改变5年生存率的事实。但是医学界对此嗤之以鼻。直到权威医师全部引退后，近藤诚提倡的疗法才被当做标准的治疗方法，而这时已经过去了15年。

和田秀树也曾担任过东北大学的教授，负责学位审查。日本东北6县一直没有精神疗法专业的教授。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很多遭受心灵创伤的灾民无法得到有效治疗，因此留下了后遗症。如今和田秀树加入了志愿者队伍，义务为遭受福岛核污染的群众提供心理上的治疗。

因擅自参加电视节目而被永远拒之门外

读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认为既然日本大学的学术环境如此封闭，那么只要写出能够让其他大学认可的论文不就行了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例如，如果一名想要从事医学工作的人与眼科教授发生了争执，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就无法被这所大学的眼科诊疗部门所接纳。文科专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曾经有一名优秀的女研究者获得过学会新人奖，但是论文却怎么也得不到教授的认可，所以拿不到学位。原因不是论文写的不好，而是因为这名研究者曾未经教授许可便擅自出演电视节目。

之后这名女学者换了一所学校想要继续获得学位。但是与教授商谈后，教授竟然说：“我在酒店订了房间，在那里商量吧。”当然这是十年前的事情，放到现在很可能会被当作性骚扰。直到现在，这名优秀学者仍未获取学位，反倒是提出“在酒店商谈”的教授当上了学会的会长。

如果教授不满意，就无法当博士

在日本，如果教授不喜欢某个学生的话，他连博士都做不了。应该说日本的科研环境并不自由。与此不同的是，像获得诺贝尔奖的吉野彰那样在企业里的研究者应该不会面临这样的拘束吧。当然，在企业里如果做不出成果的话，就有被调动的风险，但研究环境还是比较自由的。现在日本企业研究者的获奖人数比欧美国家要多。

即使不在企业搞研究，学者出国留学后以不气馁的心态持续努力，那么他也许会意识到研究业绩比获得上司（或教授）的满意更重要。目前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均成立了物理学研究室等可供自由研究的空间，但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屈指可数。

日本的大学会让聪明人变傻

为解决日本大学的种种问题，和田秀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破除教授决定一切的体系。其次就是改革教授身份的评定问题。一旦成为教授，那么教授身份会一直跟随到退休，几十年间，学生无论做什么研究都要看教授的脸色，发散创新的思想得不到认可，科研和学术研究缺乏自由。或许这才是东大医学部无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关键原因。

最后，和田秀树总结说：“日本大学的环境容易将聪明人变成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