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我们这些研修生都来自中国，应该团结才是。没想到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早来日本的“前辈”们因为各种矛盾早就拉帮结派，两只巴掌数得过来的人头，却分成了两个派系。
研修生制度，即日本接收外国劳动者的制度。
这个制度的初衷是希望借国际合作，将日本的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然而，随着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社会老龄化严重，这个制度逐渐“变质”，研修生在日期间，大多学不到什么特殊技能，通常是在建筑业、金属成型业、食品加工业、农业等领域从事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与廉价劳动力无异。即便如此，研修生一年10万左右的收入，依然让中国一部分没有学历、背景同时又想短时间改变命运的年轻人趋之若鹜。
这些人背后大都有自己的一部血泪史。我就曾是其中的一份子。
1
上学后，我的成绩比弟弟稍好。不过，这并未换来父亲青睐，他总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都是给别人家读的”。中考时，我成了全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高中的孩子，可若不是村长承诺给2000元钱并且后续借耕地给我家，父亲才不会勉强同意继续供我念书——弟弟在这年已经收拾行囊，出门打工。
说来羞愧，我并未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到了县城后，此前从未见识过网络的我，在高二时开始沉迷网络游戏，成绩直线下降。2006年高考时，原本妥妥上二本的成绩，却考了不到400分，只够读大专。
父亲不想再花“冤枉钱”，这时有个山东的中专招生老师，竟然直接找来我家，说去他们学校读两年，毕业包分配工作。我父亲一听，便同意了。
然而，这个中专基本是个骗子学校——校长是房地产老板，课程基本学不到什么东西，成天就以各种名义收费，不到半年，我就交五六千的学杂费。听上一届学生说，毕业时根本不包分配工作。
期间，我和同班王强谈起了恋爱。2008年春节，王强给我打了个电话。父亲在一旁听着，得知我在搞对象，抄起铁棍就狠狠揍了我一顿。第二天，母亲垂着泪偷偷塞给我200块钱——她被父亲打了一辈子，没更多能力反抗——于是，我趁着父亲出门遛弯时，疯狂地逃出村子，跑到5里路外的站点乘大巴去找王强，和他直接辍学去了大连。当时，弟弟在大连做焊工，我想着去了能有些依靠。
刚到大连不久，我便听弟弟嘀咕说要去日本打工，说做“在日研修生”很赚钱。不过，父母不同意，怕他被骗，我一听中介费等加起来得10来万，心也提着嗓子眼，劝他再考虑下。可弟弟铁了心，借了4万，加上此前攒的钱，凑够10万，交上中介费和初期语言培训费后，在2008年下半年就去了日本。
离家出走后，我没回过家，连电话也没打。弟弟在国内时，还能做我和父母的传话人，待他出国后，我和家里基本就断了联系。我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也没工作，好在平日和王强虽然吵吵闹闹，但一直在一起。
可到了2010年准备谈婚论嫁时，我却发现王强出轨了。
分手后，我找到一个印刷厂的内勤工作，经常干到后半夜2点，人累得够呛，但工资不到1500元，常常入不敷出。
得知我的境遇后，弟弟建议我也去日本打工，“来日本的成本，我现在都已经赚回来了”。当然，他也告诉我，在日本工作辛苦，每天都得加班，基本没有娱乐和社交，他还曾因为失误，而给社长下跪道歉，因为他想做满3年，多赚些钱。
听弟弟说这些，我很是心疼。他却说：“不过，这世界上哪有不辛苦的工作呢？”
想想也是。
他这两年赚的钱，我要继续在国内打工，估计半辈子才能攒到。于是我心动了，想着拼一拼，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去打工，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出国吧！”
父亲从弟弟那儿听说我也要去日本，暴跳如雷：“你没技能，身体又不好，在那边根本吃不消！”
父亲的担心，我也想过——虽生在农村，但我确实没怎么干过农活。不过，我不愿面对他，也不想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
就这样，转年2月，弟弟借了我近10万元钱。拿到钱后，我辞了职，找到当初给弟弟办理出国手续的中介业务员小周。他问了我一下年龄、履历和个人情况，随后，便告诉了我一些 “日本研修生”的相关流程：首先需等待日本人过来面试，面试通过后办理护照，并在培训机构提前培训3个月，才能出发去日，去日后工作为期3年。
“中介费4万，后期的机票、押金还有3个月语言期的培训费和食宿费，就看你自己花的省还是花的多，全算下来不到10万吧。”
弟弟给我的钱还没揣热，就又悉数掏出。交了钱，我的心一直在打鼓——这场赌博如果不成，我将背负巨额债务。
“那我到底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呢？”我问。
“看你自己想走什么项目，并且要面试过了才知道。”小周说。
交了钱后，恰巧有几位日本农业会社（日本的以家庭为单位成立的公司）的社长来大连招聘，我就去参加了面试。这些老板大都50岁上下，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几分钟就结束了。小周说，日本人的面试就是走过场，“主要看眼缘了”。
最后，我被一家位于东京附近的会社社长选中，成为“草莓项目”的一员。很快，小周便通知我：“7月准备培训，估计年末出发。”
然而没几天，3·11地震海啸就来了，到处都是日本福岛市因地震而引起核泄漏事故的新闻。我开始有些紧张，在网上一搜，确实也有研修生对此担忧。小周说：“没有影响的，你在东京附近，远着呢。如果你现在想退出也行，只是那4万中介费可退不了。”
和我同一批的人，有人直接不要中介费就退出了。可我没有选择，那10万借款，让我不得不往前走。
2
培训的教室和住宿都是在中介公司的一栋办公楼里，主要学习日语。老师从最简单的平假名、片假名开始教起，要求严格，没学几天就开始让我们背课文：“学好语言，在日本工作才能听清楚社长的指令。”
当时一起培训的有两个班，将近40人。我们班大部分是女生，年龄都比我小，大多学历偏低，上过初高中的人凤毛麟角。和我去同一个会社工作的小凤，还没上完小学。偶尔，老师也会安排些考试，我才发现很多人连分数的加减法都不会——好在，不存在考试不通过就不让去日本的情况，因为只有我们去了，中介才能赚更多的钱；我们去日本后，每月还需给中介3万5千日元的住宿和管理费。
上了一阵子课，大家熟了，私下也会多些交流。一聊才知道，中介公司的抽成高得离谱，尤其是那些偏远农村出来的同学，在当地找不到能直接办理出国的大中介，只能找这些中介的代理商，那些代理商在中介的中介费上直接加价，加多加少全凭良心，差价便是他们的佣金。
两个从吉林农村来的同学，知道真相后都快哭了：“我们交了10万元的中介费，比你们都多出一倍了。”
算上培训费，他们这趟去日本打工得花15万左右。大家只能安慰他们说，只要出去能挣钱就好。
那时候，我们都幻想着去日本赚大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只有小凤不一样。她是我们当中最小的女孩，刚满18岁，亲生父亲没得早，很小就出来打工。继父在家不务正业，母亲养家吃力，就借钱将她送出国，希望她能赚钱贴补家用。她总是意气风发地说：“等我赚了大钱，就去做生意，不让别人看不起我！”
2011年10月，我们登机时间确定。父亲知晓后，竟从老家赶到大连，陪我吃了一顿饭。3年不见，他老了许多，送我到安检口时，不苟言笑的他，嘱咐我“去了那边，好好干”。
我点点头，没多说什么。心里想，弟弟马上就要从日本回来，他这3年赚了20多万，也算给父亲吃了个定心丸。
我与同出发的6个女孩子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落地东京成田机场后，我们到了中介公司当地的办事处，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嫁入日本的中国女人，玲子，30多岁，个子不高。她对我们说：“以后在日本的3年，就由我来负责你们的生活和工作的管理。”
中介办事处就是一个空房子而已，晚上，我们用沾满污渍的被子铺上榻榻米。此后一个月，我们基本不出门，偶尔会有日本人过来讲日本生活常识课，期间，我们还去参观了消防局，学习了安全、急救、消防知识。
12月份左右，我们被分别送到几处相距不远的会社。我和小凤比较幸运，去的会社算大的，此前已有8个中国人在这里打工，其中有2个男生。可能是研修生多，住宿条件也相对较好——一个两层的木质楼房，屋里家用电器齐备。听玲子说，这是唯一一个提供免费米面的会社，而且社长还特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棚种植蔬菜，这样，我们只需要花钱买一些肉类即可——在高物价的日本，这帮我们省下了一大笔钱。
我当时住宿房子的一角（作者供图）
同行的另外几个姐妹就没这份幸运了，她们被分配的会社规模小，宿舍是破旧集装箱改造的房子，有的甚至窗户都没有，米面、蔬菜和肉都得自己购买。
3
社长家有50个左右的大棚，正值年底，草莓刚刚成熟。我们的工作就是摘草莓，然后按果子大小分装到不同的塑料盒子里，之后会有专人拉到超市去卖。
起初，我想着这个工作应该不会多累，可没想到，第一天做，就把我累个半死。
早上7点起床，吃完饭，就去草莓棚子。清晨的大棚里，露珠点点，成熟的草莓挺着大大的肚子垂在塑料薄膜上，很是可爱诱人。
社长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带轱辘的小车，上面放着装草莓的箱子。日本人做事细致，社长要求我们摘草莓时必须带手套，不能太用力，还需保存草莓底部的花萼——这样既好看，又能保证果子的新鲜度。
当然，除了细致，速度也得有保证，不能别人已经摘完一个大棚，你还在里面转悠，那是会被社长骂“混蛋”的。
就这样，我们弯着腰干到11点，中午吃完饭，又开始坐着“选草莓”，一直选到下午5点。一天下来，腰已经完全直不起来了，草莓也不再那么可爱了。
我们当时实行的是师徒制，我师傅影姐拿来的膏药救了我的命，她提点我，要积极适应，等草莓大规模成熟后，会更辛苦。
此话不假，到了新年1月份，草莓大量成熟，我们有时凌晨3点就得起床，一直弯腰干到下午1点。期间吃个饭，打个盹儿，再直接干到晚上10点过后。
我们的工资是按小时算的，时薪700日元左右。大多数人干得都比较“从容”，只要不被社长批评就行。但我好强，干得很卖力，同样的时间，比别人采摘、装盒的数量多出不少。小凤，因为摘草莓的速度和质量不好，社长对她不是很满意，甚至有段时间，都想将她送回国，但是果园工作太多，便作罢了。
我当时工作的草莓大棚里面（作者供图）
起初的日子，腰天天疼得我眼泪直打转，心里骂着不想干了。可一想到那10万借款，我便告诉自己：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日本，最起码对家里有个交代。后来，就算腰疼得只能跪着、趴着摘草莓，我也再没想过退缩。
平日，就算是生理期的女生，我们也都是不请假的。有次，我们的“前辈”王萌，父亲得了癌症，她得知后，赶紧请假订了票，可她妈妈一个电话就让她撤销行程了——她妈说，家里已经没钱给你爸治病了，只能指望你在外挣钱了。
不过，王萌也没来日本太久，还没攒下什么钱，只好跟前辈们借，陆续给家里打款近10万块后，她父亲还是走了。那天，她一边工作一边哭，但也没请假休息一下。
好在会社给的薪水还算可以，王萌能慢慢还清外债。每年的12月至次年5月是“草莓季”，我们每个月可以赚到将近20万日元，除去中介扣掉的，剩下的换算成人民币也有1万多块钱。如果哪个月份草莓卖得特别好，社长还会酌情给我们一些奖金。
而6月到11月是淡季，不产草莓，我们主要工作是整理草莓大棚，翻地，将顶棚膜和地膜都重新更换一遍，为下一季种植做准备。若赶上天气最毒辣的时日，大棚里温度高达40度以上，衣服就在被汗水浸湿和被太阳晒干之间来回循环。
在淡季，我们每个月也能赚15万日元左右，比起在国内打工，确实是多了不少。慢慢熟悉环境后，同事们开始相互分享一些家长里短，日子也就显得过得快了一些。
4
大多人来日本做研修生，就是为了赚钱，有的是给自己赚，有的是给别人赚。
小敏在工作中表现平平，没啥存在感。她出国打工是被弟弟一手安排的，中介费也是弟弟出去借的。弟弟觉得小敏是因为他才能赚到钱，所以，小敏赚到的钱除了还借款，基本都花到了弟弟结婚、买房上面去了。我们常告诫小敏要自己留些私房钱，小敏总说：“没办法，亲弟弟呀！”
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一天。
2012年底，家里打来电话，平时严厉冷峻的父亲突然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从小在他的棍棒中长大的我，一下就懵了。
父亲说，弟弟回国后，有了结婚对象，但农村彩礼高，女方又要求在城里买房子，弟弟在日本打工赚的钱都不够，“他还埋怨我，没给他更多的钱，让他这么辛苦，可能婚都结不了”。
这话听得我五味杂陈。哭完后，父亲委婉地说，最近家里需要添置农具，没钱了，希望我能往家里打些钱。
可能是因为忽然被父亲重视而受宠若惊，也可能是虚荣心作祟想显示自己的能力，我把需要还给弟弟的钱留了出来，剩余的2万多块钱全部给了父亲，后又陆续借钱给家里打了3万，共计5万左右。
然而，我后来跟表姐聊天才知道，父亲给我打完电话后次日便是弟弟订婚的日子——父亲对我只字未提，合着他只是唱了一出戏，就陆续“诓”了我5万。
我知道，钱多半也是给弟弟了，可我却只能哑巴吃黄连，给了父母的钱，总不能让他们还吧。
如果说我们这些“扶弟魔”已经挺悲催了，那影姐的故事更是令人唏嘘——影姐来日本只是为了躲避前夫。她此前在国内，自己开了一家美容院，老公顾家，孩子可爱，可因为她将差点流落街头的女员工留宿家中，最后上演了农夫与蛇的故事——趁影姐忙生意，那女的爬上了影姐老公的床。
待影姐知道时，一切都晚了。她老公跪地求原谅，但是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把孩子安顿好后，影姐便来到日本，希望有个新开始。
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各怀心事，会社里的女孩子都染上了烟瘾和酒瘾，我也不例外。
每天工作完毕，累得腿肚子都直转筋的时候，手里捏上一支万宝路女士烟，烟雾缭绕间，疲劳也仿佛随着烟雾飘走了。每当聚餐的日子，我们也会喝点白酒或啤酒。以前，我也就一罐啤酒的量，去日本之后，我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任酒像水一样往嘴里灌。我觉得喝酒之后，迷迷糊糊的状态真的能让人忘记烦恼，想必其他人也大抵如此吧。
除了烟酒，廉价的感情也容易趁虚而入。
2012年夏，我和小凤被分配到和男同事阿海一起搭班干活。阿海总跟我和小凤说些暧昧的话，我觉得他年纪太小，不适合我。后来和影姐聊天才发现，原来阿海是“遍地撒网”，对会社所有女研修生都发起过明示、暗示。我提醒小凤小心，她却没听进去，很快便和阿海好上了，频繁出入阿海的房间，后来在另一个男同事离开后，干脆直接住了进去。社长其实是不赞成我们谈恋爱的，但既然没影响工作，也就没说什么。
就这样，小凤和阿海过起了日子。然而到了年底，他俩爱情的小船就翻了。
那时，阿海还有1年时间到期，却提前申请回国了。我问他原因，他说累了，“回去歇歇”。然后，我忽然发现小凤和她师傅小霞的关系不再如胶似漆，俩人每天见面，不是互相谩骂就是冷嘲热讽，搞得大家都一脸问号。
小凤刚到日本时跟我同住一屋，后因为一些小事，龃龉不断，慢慢也就变成了点头之交。所以，她的事儿，我也不便直接问。直到阿海回国后，我才得知真相：有天半夜，小凤醒来发现阿海不在，遂上楼寻找，一看见阿海的拖鞋在小霞的房门前，下意识推门一看，脑袋都要炸了。小凤愤怒异常，半夜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阿海被折磨得没办法，只能开启躲避模式，选择回国。
阿海离开后，小凤沉默了一阵子，可眨眼又到草莓季，大家也没多余的心思再去关心这些八卦。
5
2013年开年，影姐合同到期回国，小凤和小霞关系也慢慢破冰了，而我的苦日子却到了。
初到日本时，我以为我们这些研修生都来自中国，应该团结才是。没想到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早来日本的“前辈”们因为各种矛盾早就拉帮结派，两只巴掌数得过来的人头，却分成了两个派系。
社长会从研修生中选一个日语和工作能力相对优秀的做“领头”，多数时候，社长只和领头沟通工作，再由领头分配工作给我们。当然，有时领头也会帮我们和社长争取利益。
我刚到的时候，领头就是我的师傅影姐。影姐和丽姐是一派，另一派是跟影姐同期进会社的木子。木子带着小霞几个女孩子玩在一起，平日除了和影姐沟通工作，俩人几乎一句话都不说。我本来不想站队，但既然做了影姐的徒弟，自然被木子那一派视为对立面。
我是研修生中间唯一上过高中的，接受能力相对强一点，日语进步快，做事儿又玩命，很快便得到了社长的认可。有时，社长甚至会说我比很多前辈都强。
正当我因为自己被社长看中而沾沾自喜时，却忘了“枪打出头鸟”的教训。
听师傅说，我来之前，社长最常夸奖的是小霞——小霞来得比师傅、丽姐和木子晚，师傅3年合同到期，丽姐、木子也差不多也该走了，本来，若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下一任研修生的领头就是小霞了。可我的到来，似乎令下一任领头人选有了变数，小霞明显对我起了戒心。
影姐还在时，小霞只会在暗中针对我，比如，某天社长看见了一堆本该被处理的垃圾，问从旁边经过的小霞是谁扔的，她就告诉社长是我扔的。当然，这是后来别的同事转述给我的，而我百口莫辩，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就被社长减了分。
影姐离开后，或许因为日本人比较在意“年功序列”，小霞还是如约当上了领头。而我没了师傅的庇佑后，小霞开始变本加厉地针对我。
有次，在大棚，社长让我承担了一项重要的工作——下雨时要将大棚两边的机器臂卷起，让大棚顶端的塑料薄膜放下来，好让雨水不会淋进来。以前都是前辈操作，社长大略地教了我一下就走了，可这些机械操作的日语较为复杂，我没完全听懂。
过了一会儿，还真下起了瓢泼大雨，我赶紧去操作机器臂，但具体该往哪个方向卷，一下就有点迷糊了。小霞以前做过，在一旁告诉我“往左边卷”，我按着她教的方向操作，却眼见着塑料薄膜和铁管卷在一起，雨水瞬间倒灌进大棚里。
我吓了一跳，旁边的小霞也是着急的样子。我仿佛已经听见社长在骂我“笨蛋”，很害怕，再看看大家被雨淋后不满的样子，也不知哪来的勇气，顺着大棚的支撑柱就爬上去了。
那个大棚比其他的大，近两层楼高，当时我除了赶紧解决麻烦，完全没有害怕的感觉。把塑料薄膜整理完，我被淋得跟落汤鸡一样，狼狈极了，但却没人关心我一句。从棚顶下来，我看着五六米高的大棚，心里这才有些后怕——万一我摔下来，骨折是肯定的，再倒霉一点，可能就交代在这里了。
从外面看，我当时工作的大棚（作者供图）
然而，让我始料不及的事还在后面。
晚上我洗完澡经过小霞房间，听见她的声音：“……这个二百五，还真以为我会告诉她正确的做法吗？他以为社长喜欢她就能多拿钱吗？哈哈……”附和她的，是小凤和另外几个人的笑声。
那一刻，我脑袋嗡的一声，都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进房间的，而表面上我还得装得若无其事。
除了使绊子，小霞分配工作时，还总给我分配最难做的，我也只能忍了。她还利用她领头的身份笼络大家，逐步孤立我：大家一起工作，最后剩我还差一点就完成时，她便直接带着大家走人；轮到假期，她带着其他人订好车票一起出去玩，却从来不问我一声。
那种感觉让我剜心一样的难受，却只能自己憋屈，不知向谁使气。有时我甚至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
渐渐地，我从开朗变得有些抑郁，下班后，我只能化难过为力量，更努力地学习日语。我知道，当我熬到小霞离开、自己成为领头的时候，就不会再被欺辱了。
日语熟练了后，我一个人也去过浅草寺、富士山。我想，这也算是苦中作乐吧，不能浪费时光，毕竟如果没有做研修生，估计我很难有机会来日本一趟。
6
然而，我并没熬到我当领头那天。我在2013年12月中旬就爆发了。
那天午后，小霞开始给我们分配工作，跟以前一样，又把工作量最大的棚分给我，而我依然只能服从。
在工作接近尾声时，小霞又开始指桑骂槐，和另一个同事说：“哎呦，你说每天就知道往死了干活的人，是不是傻X，社长多给她一毛钱咋地，二百五。”
另一个同事赶紧附和：“嗯，你说得太对了，就是二百五。”
以前我已经习惯了她这种阴阳怪气，反正没点我的名字，也不好发作。但这一天我没有忍，而是噌地一下从大棚里面窜出来，照着小霞的肚子就是一脚。小霞先是懵了，随即缓过神来也踢了我一下。之后，我像疯了一样，把这一年来受到的所有委屈都发泄了出来。因为我太激动，即使同事们拉偏架，我依然占了上风。
很快社长来了，报了警。我们都知道在日本打架算“大事”，小霞见我动手了，断定我肯定是得回国了，便还想讹我一笔，顺势躺在地下，不停呻吟，装出痛苦的样子。不过，医生检查完，说没大碍，便让她回去休息了，警察只是教育了我一下，签了“下次不再犯”的保证书就完事了。
可能是爱之深责之切吧，社长狠狠地给了我一杵子，倔强的我用力站稳，不让自己倒下。平静之后，社长单独找我谈话，说即便这样，他依然不想让我回国。而我知道，如果我留下来，以后的路会更不好走——因为下一任的领头肯定不会是我当了。
所以我只是一遍遍地重复着日语“回家”这个词。
社长没办法，只得放我走。
其实，我早就已经做好回国的准备了。两年时间，我还上了弟弟的钱，还赚了不到10万，大部分都寄给了父母，自己没剩多少，我只想离开这个让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可我也不想那么窝囊地走，在打架的前一天，我给影姐打电话，问她“打哪里比较合适”，“又出气又不会打重了下不来台”。
影姐说：“踢肚子，没啥重要器官，不会有事的。”
就这样，我以这种近乎悲壮的形式回国了。如果正常回国，是可以申请退回在日本缴纳的保险的，但是因为我是非正常回国，保险金也就没了，我不想再和过去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和中介说。
我回国，父母并没多说什么，倒是弟弟说我沉不住气，“回来哪有这么好赚的钱”。这时，他已经有了孩子，说是压力大，我把手里仅剩的2万元又“借”给了他。这样一来，两年辛苦工作的钱，我手里分文不剩了。
在家歇了一阵，过完春节，我妈开始给我张罗相亲，说我都27了，快嫁不出去了，最后连村里40多岁的鳏夫都想给我介绍，吓得我赶紧收拾东西去齐齐哈尔打工了。
在齐齐哈尔我找了份文职工作，比摘草莓轻松一些，工资却少了一半。在此期间，经同学的介绍，我认识了我的老公。结婚后，就在我觉得人生即将迈入新篇章时，远去的日本研修生活却又在我身体上显出了后遗症：有几天我的腰疼得站不起来，去了医院，医生警告我：“必须手术，否则有瘫痪的风险，也要不了孩子。”
手术后，在家躺了3个月，基本都是老公在伺候，父母没过来看过我一眼，也没出一分钱。我没有掉眼泪，这反而让我越发清醒：往后的日子，我一定要好好爱自己，拼命幸福。
回来这些年，除了影姐，我和那些一起工作过的研修生们大多没有联系。影姐回国工作了几年后，再婚生子了，很是幸福。听她说，小霞回国后和男朋友在大连安了家。2016年，也是她告诉我，小凤订婚没多久，因车祸去世了。
虽然在日本后来的那些日子我和小凤没太多交集，但是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我还是怔了很久，我又想起多年前在大连培训时她说要挣大钱的模样。我不知道阿海知道小凤去世的消息，会是怎样的心情，听说，他也当爸爸了。
后来想想，如果能用在日本工作时一半的勤奋、努力，在国内也不会过得太差。如今日元汇率也跌了，去日本打工赚的钱不如以前多了，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人的劳动力也越来越贵，他们已经开始启用更便宜的越南人了。
当然，在国内始终找不到更合适工作的人，估计还会想着再回去吧。我弟弟今年年初又踏上了去日本的路，至于未来如何，家里妻儿如何，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作者：白袍
编辑：沈燕妮
图：网络图/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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