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咸丰年间，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如将倾的大厦岌岌可危。随着太平运动的轰动，老百姓揭竿而起，几乎弥漫了整个天下，此时的清朝急需一个人力揽狂澜，扭乾坤于颠覆。不过当时的曾国藩并没有想过那个人会是自己，他只是想做一个“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臣子，一个保一方安宁的父母官。
严格说来，这些应对之策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可将他们抓起来之后，曾国藩的处置之法就有些骇人听闻了。总结起来，曾国藩惩治“政治犯”的手段有三种：一是你情节严重，那么不好意思——“斩立决”；二是曾大人看你情节较轻，网开一面，留你一个全尸——“杖杀”；如果你足够幸运，所犯罪行也最轻，那么曾大人往往会赏你“鞭杖千百余”。当然了，第三种刑罚全靠自己命硬不硬，身体好不好，倘若没有“施瓦辛格”的体格，估计也很难挺过去。
根据后来曾国藩呈给咸丰帝的奏折所示：短短几个月内，曾国藩处置的“匪类”，斩立决140人，杖毙2人，监毙31人，除此之外，在缉拿过程中受到反抗，当场格杀者不计其数。
站在曾国藩的立场，他不得不这么做，同样，站在白起的立场，他必须坑杀二十万赵军。道理也很简单，经已查实，那些人确实与朝廷作对，与“匪类”勾结，不杀掉难道还要奢望去教化他们回心转意，做回良民吗？显然不可能，曾国藩也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如果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怕是整个州县的大牢都不足以关押这些人，何况还要供他们吃喝，派人把守。试想，这些牢里的“匪徒”有朝一日多不可数，外面的匪徒一旦攻破，里应外合，那么曾国藩将面临一个极为可怕的局面。
事实上，清朝律法极为严格，死刑犯是要经过层层审核，最终由皇帝裁决的。也就是说曾国藩并没有生杀大权，更没有先斩后奏之特许，那么咸丰帝为什么没有将曾国藩治罪？反而下达了谕旨，让其他州县地方官效法曾国藩，对“匪徒”就地正法？
答案只有一个：曾国藩的做法有效，而且非常有效。
正因如此，“曾屠户”的大名，在当朝及后世迅速传扬开来。
尽管曾国藩杀人无数，压在他心头的阴云却始终没有消减，与此相比，死在他刀下的“匪类”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在清朝，国家承认的军队只有两种，一类是八旗军，一类是绿营兵。八旗军由满人组成，共二十余万人，一半驻守在京城，其余则分散在地方险要重地；绿营兵由汉人组成，人数六十余万，分守在各地城池。从驻守地域来看，我们就知道“八旗兵”和“绿营兵”是不一样的，待遇更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八旗军就相当于“中央军嫡系部队”，绿营兵则相当于“地方军阀”，而曾国藩所率领的团练则相当于没有正规编制的“民兵”，即“勇练”。
一举两得！
咸丰三年春，衡山剿匪战役中，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勇”再次出击，作战时异常勇猛，逐渐在历史舞台崭露头角，演变成为无坚不摧的“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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