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身后都跟着条黑狗，但我们有“我们”

以下内容节选自ID“走饭”的微博：

这三年的风景是谁，我不知道也不记得，只是不停回想三年前的，那时我还活着

2011年6月26日

换位思考真他妈糟糕，其实抑郁症就是这么得的。还不如吵一仗，一了百了，神清气爽。

2011年9月27日

日子每一天都在往好的方向走，但每一天过的都不好，就是这个状态

2011年12月29日

2012年3月18日，“走饭”发布了最后一条微博，全网轰动，网友奔走相告想要解救这个微博ID叫“走饭”的抑郁症女孩儿。不幸的是，走饭早在3月17日就离开了人世，这是一条延迟一天定时发送的微博。

在最暗的地方生长出希望，后来的十年里，无数饱受抑郁困扰的网友在走饭最后一条微博下留言，相互倾诉、相互支撑、相向而行。

图 | 《我有一只叫抑郁症的黑狗》书籍封面

2021年，央视出品六集系列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片中刻画了抑郁症人群的挣扎、痛苦、无助，但也结出了一张自救与他救的网罗——每个人身后都跟着条黑狗，但我们一直力挽狂澜，我们有我们。

今天是3月30日，世界双相情感障碍日。但区分单相抑郁和躁狂抑郁对普通人来说并不容易，如导演史慧在一条的采访中解释所说：“抑郁症是一种心境障碍，与之相关的亚型非常多，如果去做一个细致的疾病区分，对于大众来讲可能注意力就有点偏了。无论你是单相的抑郁，还是双相中的抑郁，都要交给医生来诊断”。

各自的困境，相似的泥足深陷

我为什么会得病？

笼统来说，抑郁症的病因有先天和后天两个方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医生田成华介绍道：“先天就是遗传，或者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变异，小时候看不出来，长大后受外界环境刺激，就容易得病；后天因素有很多，人生很多事情都会对一个人形成刺激”。

总之，抑郁症的个体病因往往复杂又隐秘，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各自的困境。

图 | 《我们如何对抗抑郁》封面

钟华是一名高三学生，她曾一度因为抑郁症想要自杀，她形容自己状态最差的时候：“一片混沌，但很明确地觉得我想去死”。

我们总说“少年不知愁滋味”，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状态。现实中，中国九到十八岁的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近百分之十五，抑郁症从不对青少年手下留情。

而钟华的抑郁情绪来自于紧绷的家庭状态，母亲望子成龙的心情压地她喘不过气：“我希望你可以考的更好的期望，和我希望你可以考到前十名的期望是完全不同的，前一种更加折磨人，因为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钟华形容自己是一个面前吊了根胡萝卜的驴，需要一直拼命地奔跑。

如果说钟华被抑郁笼罩是因为外界的压力，十五岁就考上大学的天才少女蔓玫，则是因为对于生命的追问和思考。

“他们爱的那个我，和我想要喜欢的那个我好像是不一样的，那那些爱还会在我身上吗？”蔓玫把自己裹进一团挣不脱的绳索中。丈夫之言形容蔓玫生病时的状态：“痛哭，声嘶力竭地痛哭，但没有声音，想要抓自己的头发，抓自己身上”。最严重的时候，蔓玫丧失了语言甚至思考能力，整个人被压抑，感觉有水灌到胸腔里，被拽着沉到底。

研究表明，抑郁症有近三分之二的复发率，在过去十年的病史中，蔓玫不断经历治疗、稳定、复发、再治疗，起起伏伏，这注定是一条荆棘坎坷之路。

图 | 蔓玫作品《抑郁生花》

还有另外一些抑郁症患者，病因是生命中一些严重的打击或者创伤。

2014年，老袁的儿子因为抑郁症自尽，不到30岁的生命猝然离世，使老袁的人生也完全偏离了轨道。老袁一直停留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说：“平时很正常的一些事情，冲澡、刮胡子理发，我都做不了，不想见光、不想白天来临，整个世界一直是黑乎乎的才好，我也恨我自己，但是生活真的太累了”。

老袁的痛苦是因为血脉相连的亲人意外离世，但人是一种悲悯的动物，不切身的灾难也会带给我们巨大的创伤。

有很多人以为，抑郁是一种浓重的忧伤的情绪，但其实不是，抑郁的反面是活力，抑郁症其实是人生命能量的一次耗竭。

无论因为人生中什么样的困境被拖进这个泥潭，最后我们都同样泥足深陷。

但所有人都在挣扎，努力地想让光透过来。

裂缝，光透过的地方

抗击抑郁症，首要的一步是自救，我们要告诉那些关心我们的人，“我生病了”、“我很难受”——将伤痕累累的情绪打开一条口子，才能让光透进来。

图 | 纪录片中的抑郁症患者

子烨至今对那一天记忆犹新：“我记得很清楚，当时8月31号，开学前一天，我在家里发疯了一样摔东西、摔门，跟我父母发脾气，威胁他们带我去看医生”。过去两年里父母并不理解子烨求救的各种异常信号，这场最终的爆发换来了子烨的解脱，子烨形容自己确诊之后的感受“终于有这样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证明我是真的需要休息的”。

家庭，往往是人们求救的第一选择。

和子烨一样，钟华也选择了向自己的父母坦白。确诊之后，向来强势的母亲做出了反思和改变，她选择让钟华休学，并且主动地去调整家庭的氛围，让温和的父亲更多地进行主导，给了钟华一个理想的疗养环境。病情缓解之后，钟华曾告诉母亲自己坦白病情时紧绷的状态：“当时如果你和其他家长一样说我就是矫情，我可能就从窗户上跳下去了”。

对抗抑郁症从来都曲折而艰难，踏上这条路的人都鼓足了莫大的勇气。作为一种精神类疾病，抑郁症病人往往会受到各种误解和非议，这会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阻力，有人说抑郁症病耻感是全社会的一次合谋。

图 | 乙辰作品“病盒人”

而乙辰选择向病耻感发起冲击。

2018年，因父亲去世和工作压力乙辰被确诊为抑郁症。他再三纠结最后到精神病专科医院安定医院接受了治疗。对他来说，药物治疗是直接、有效、经济的治疗方式。

但他注意到，很多人出于病耻感，会选择就地扔掉精神类药物的病盒。医院角落的一个不起眼的木质回收柜里，五颜六色的药盒堆积得满满当当。乙辰将这些药盒回收，做了一个药盒人摆在商场的展示区，这项活动受到了很多病友的支持。他们想用这种方式，冲破抑郁症病耻感的藩篱。

像乙辰这样，在自己历经痛苦之后，回过头来想要做点什么的人还很多。

图 | 抑郁症互助线下活动

子烨和曾经同样患抑郁症的朋友开办了“渡过青春编辑部”，集合了一群受抑郁困扰的青少年，讲述他们自己的抗抑郁故事。

随着人们对于抑郁症的关注普遍提升，各种公众号、互助营、网络问诊系统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抑郁的阴霾之中冒出了头。

但是，毛爱珍注意到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各自为战，并没有搭建起一个综合的平台。为此，这位曾经因为抑郁症痛失爱子的老人操戈上马，带头建立起一个抑郁症支持的综合平台——尚善健心。她用这种方式去帮助那些和她的儿子一样痛苦的人们，也让自己的生命重新找到了支撑。

除了民间自发的努力，社会层面的支持网络，在我们对抗抑郁的路上同样重要。

图 | 郭小美（右一）和她的患者王向荣

郭小美是一名受雇于企业工厂的心理咨询师，找到这份工作在当年并不容易。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就业经历：“我是踩着死人的肩膀上来的，因为有自杀了，我才能把这份职业留下来”，她说出了我们这个社会在进步过程中付出的惨痛代价。

这份职业的存在无疑是有意义的，这样一群没有社会支持、面临着生存的基础性压力、同时缺乏精神健康认识的流水线工人，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将负面的情绪渲泄出来。

进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一直在路上。

2020年十月，国家卫健委要求常住人口在三十万以上的县区公立医院必须设立精神科病房，加强精神心理科门诊。近些年来，有很多社区也开始设立心理咨询师的岗位，关注市民的精神健康。这些都是我们越来越关注精神健康的表现。

但是，建立一个有力的、温和的、全面的支持系统，我们尚且任重而道远。

图 | 纪录片中的抑郁症患者

文章的结尾，我们还想聊聊另外一个人。

如果说抑郁症对别人是一座高高耸立的大山，庄超这里面临的就是连绵不绝的山脉。抗抑郁，对他来说是一场漫长的山地马拉松。

这是因为庄超的病情十分特殊，2003年确诊一直到现在，他的抑郁症病史已有近二十年。病情频繁地反复，不断地寻医问药，中医、西医、心理、物理疗法，所有的尝试对他都不起作用，最严重的时候他曾频繁地轻生。所以，为了避免彼此相处的痛苦，他曾经一度坚持不婚主义。

但妻子的出现让他改变了想法，他在遇见她的第一天一见钟情，第二天就坦白了自己的病情。他形容他们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全然的允许”，他们在相互的支撑之下，还能够真实地做自己。

所以，二十多年之后，庄超学会了和抑郁症共生。

 “你真正从抑郁症穿越之后，其实没有所谓的患病和康复，这就是生命的一个历程。从抑郁症走出来的也很多，其实都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一个生命的洗礼，一个对爱的重新的认识。抑郁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机会，其实我想反问一句：这个人不得抑郁症，一定开心幸福吗？”庄超这样总结自己的这段经历。

参考资料：

微博@走饭

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

一条《央视大胆拓荒之作：揭秘3亿中国人的隐痛》

视觉志《微博上决定去死，她是第一个，希望也是最后一个》